时间：2022-10-30 10:10:50
从深圳国贸出发，乘211路公交车一路向东，30分钟后，便抵达了记者此行的目的地――梧桐山脚下的梧桐山村。
沿途风光旖旎。经过一所设施现代化的乡村小学时，除了灯光明亮，校园里却寂静无声；但是，当记者向村落深处走去，却传来越来越明晰的读书声。
读书声来自小道边上的住户里，孩子们读的是《孟子》。
2001年以来，梧桐山脚下逐渐积聚了十多家民间私塾，成为响当当的“读经教育”集散地。也因为其足够“特别”，来自媒体的闪光灯也从未在此停歇。
然而，这份“特别”的神秘面纱，距离揭开的时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尴尬的身份
初见蔡孟曹时，他正在哄一个6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来自中国台湾。几天前，他的父母才把他托付给蔡孟曹。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家中来到僻静的乡下，孩子明显有些不适应，眼里噙着泪水：“想妈妈。”
蔡孟曹创办的儒愿学堂有二三十个孩子，全部寄养在这里。
这是梧桐山村“读经教育”的基本业态：没有注册，没有挂牌，不能公开招生，不能对外宣传，甚至连私塾名称也不固定；孩子是朋友的，抑或志同道合者的，甚至就是自己的；严格来说，这里没有老师与学生，只有寄养孩童与受委托人。
原因显而易见――官方政策的空白与否定。2007年，千里之外的上海发生“叫停孟母堂”事件后，这样尴尬的业态便更趋明显。
只是，梧桐山要比其他地方更显“特别”。近年来，江苏、上海等地的私塾创办者纷纷选择挂靠于教育培训公司，从而解决公开招生的身份问题。但这种做法在梧桐山并不受认可：“我们不想挂羊头卖狗肉。”
正因为如此，经常有深圳地方教育部门的官员前来检视。但是渐渐的，梧桐山村也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及官员，对当地学堂检视的同时，更多的是“取经”。
来自湖南的老袁正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此次来梧桐山，就是拷贝梧桐山‘读经教育’的操作模式，带回去。毕竟这里是全国做得最好的!”
被官方否定，同时又被部分认可，为梧桐山私塾的“非公开化生存”带来了空间。
2001年时，梧桐山村只是一个不足1000人的小山村。梧桐山水库建成后，当地经济迅速膨胀，外来人口蜂拥而入，如今人口已经超过1万人。梧桐山的第一批私塾创办人，正是从那时开始迁入的。2004年，已在梧桐山扎根3年的画家张中和，找了几个朋友的孩子周末来读书，算是当地第一家私塾。之后的发展走走停停，如今在村落中零星散布着十多家私塾，二三百个学生。
蔡孟曹说，孩子的父母有哈佛留学生、有北大毕业生，有工程师，有医生，也有教师……“父母从小受体制内教育，深知不足与缺陷，事业成功后对人生又有了新认识，才会带孩子来到这里。”
但是，没有一个村里的孩子就读私塾。
记者遇到几位村民，问及此事，一位村民说：“那么贵，读不起!”
梧桐山私塾月收费普遍在1000～3000元不等，尽管包含住宿费、伙食费等生活日常开支，但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依然难以承受。
难以普及与推广覆盖，这似乎又与七八十年前的私塾大致相当。
王财贵的学说
193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明令各地取缔私塾。
但是，私塾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未绝迹。湖南平江的私塾便一直延续，直到2003年私塾先生朱执中封馆。
1995年，冰心、启功、曹禺等九位教育界老者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主张适当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使学生从小背诵中国古典名篇。1998年，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学生每日用20分钟阅读经典。出人意料的是，该项运动得到空前支持，甚至扩展到非希望工程学校。
不过，梧桐山私塾的操作模式，更多地受到了一位中国台湾学者王财贵的影响，他的书籍、演讲光盘，留下的题词，编著的经典教材，在梧桐山村随处可见。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副教授王财贵以发送传单、奔走演说的形式，发起了一场“读经教育”运动。主张利用13岁以前的记忆高峰期，读诵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经典。
1997年，王财贵应国际文教基金会之邀，在海南岛举办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典演讲。之后，这样的演讲逐渐增多。到如今，王财贵去过33个省份200多个县市，演讲近干场。
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在这场演讲中，王财贵主要讲述了三个观点：
其一，教育非常简单与喻快。孩子本来纯真纯洁，只要不去破坏他、阻碍他就好。
其二，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要会读中国书。
其三，从文化教养做起，儿童教育重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教材就是经典，教法就是读”。
――“小朋友，跟我念”，一时成为王财贵式读经教育的标志。“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边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第二本读《老子》，第三本读唐诗。”
不过，王财贵的演讲得到的并不全是掌声。
2007年，王财贵在广州白云区德泽中学的演讲便引来哗然一片。其中他谈到“小学语文课文是垃圾”、“数学课应靠边站”，尤其是说到
王财贵在演讲中讲道：其一，教育非常简单与瀹陕。孩子本来纯真纯洁，只要不去破坏他、阻碍他就好；其二，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要会读中国书；其三，从文化教养做起，儿童教育重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数学是人类最简单的一个科目，是最好教的一个科目，谁认真教数学，谁就把孩子教笨”时，台下议论纷纷，演讲一度被中断。
目前，尚无教育界大家对王财贵的学说做过全面系统的解读。
一位在梧桐山考察多日的民办教育培训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王的学说，有可以的地方，也有不可以的地方。”事实上，试图一两个小时，以听听演讲的形式来了解这套与现行教育体制截然不同的理念，也有些勉为其难。况且，其中不少观点从基础教育科学的角度来看，难以被接受与认可。
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圈内与圈外之间的敌意非常浓烈。
蔡孟曹说，体制内的教育人一看我们是民间的，也不问具体是怎样，便首先瞧不起了。
甚至于，媒体的关注也遗毒颇深。一些媒体更乐意关注梧桐山的孩子6岁能背诵成篇经典，便大肆炒作。蔡孟曹说：“我们就是要远离功利，绝不会让孩子们展示这些。”
显然，梧桐山私塾的真正面貌，还有待揭示。
“特别”的尝试
梧桐山私塾最“特别”的地方，无疑在其课程体系，我们谨以蔡孟曹的儒愿学堂为例。
在前三年，学生需完成25万字中文经典的读诵与背诵，幼儿阶段不要求背诵。中文经典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老子》、《庄子》、《易经》、《诗经》等等。
前三年还需读诵英文经典，包括《莎翁十四行诗》、《仲夏夜之梦》、《圣经》选等等。到第四年时要求背诵。
第四年到第六年，学生需读诵及背诵适量德文、法文、日文经典。
第六年到第七年，需完成中医经典读诵及背诵，包括《黄帝内经》选、《伤寒论》等等。
――外界质疑之一，如此博大的涉猎范围，学生是否能够掌握。
在儒愿学堂，记者看到，孩子们被分为三组：3～6岁为一组，7～12岁为一组，13岁以上为一组。前两组有老师指导，主要负责生字识认。三组孩子的经典诵读主要靠自觉，课程表及时间安排是由每组学生自己决定的。
蔡孟曹介绍，学堂利用孩子13岁以前突出的记忆力，以不求甚解的方式，因人而异地要求孩子诵读经典。“一篇《孟子》也许要诵读200遍，便能背诵，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靠老师强迫，或施压让学生死记硬背，我们也不会专门规定进度。”
颇为意外的是，儒愿学堂并不配备外语老师，外语教学采用MP3跟读的方式。由于时间有限，记者尚未证明此类教学的效果。
记者还发现，儒愿学堂尚有一些大龄的、刚刚接受读经教育的学生。蔡孟曹说：“一些孩子不能适应，坐不下来，我们便给他时间，一个月、三个月，哪怕半年，直到他接受；一些孩子送来时已经年龄很大了，我们也不会接收。”
这样的管理或是教学方式，被诩以“尊重生命规律”的教育。“孩子不能理解所背诵的经典，是因为理解能力尚未开启；13岁以后，孩子自然能够渐渐领悟经典；今日教育的问题，在于孩子到了理解力开启的时候，没有值得的东西可供理解。”
应该说，这与王财贵的学说基本一致：13岁以前强调认知，13岁以后开启理解。
也正是因为如此，梧桐山的私塾将数理知识置后，在学生13岁以后再施以学习。
“一些孩子的抽象理解能力发育较晚，七八岁时可能无法顺利掌握算术，学校的老师便强迫、或施压让学生掌握，过早地开发了理解力，最终枯竭。事实上，当孩子到达一定年龄，理解能力得到发展后，可能只需要几天时间便能掌握小学六年的全部数理知识。”
如此看来，王财贵所说的“数学不用教”，事实上是对标准化、模块化教学设计的一种抨击：“教育应为学生的一生服务，而非小学六年为小升初服务，初中三年为中考服务，高中三年为高考服务，在不适当的时间灌输高出接受能力的知识，令不能按时达标的学生被称为‘笨学生’，而一生失意。”
但是，外界认可此举的同时，又普遍对梧桐山数理教学的课程设置及衔接存疑。
儒愿学堂的数理教材依然选用数理经典，包括《几何原本》、《数沙器》、《圆的度量》、《物性论》、《物种起源》……直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教学方式为“自学+提点”。
在美国，科学教学被称为“做中学”或“实物教学”，非常富有探究性与认知性，而且难度不大，兴趣性很强；在中国，科学教学尽管以教师为中心，难度较大，过多注重于纸面或抽象思维，但课程设计依然遵循国际科学教育最新发展方向，课程衔接的合理性经过常年证明。相比之下，非理工科专业出身的王财贵，提出的科学教育理论，更易被传统学者或专家认定为某种儒式理想主义的辞藻堆砌。
事实上，与记者接触过的多位考察者均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普遍观点是：对梧桐山模式的借鉴，应有选择、有舍弃地进行。
不过，梧桐山私塾对学生音乐、书法、体育素养的培养，颇值得钦佩。
在儒愿学堂，并没有专门的音乐课、体育课设置。比如，学堂采取24小时播放中西方经典音乐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濡染、熏陶与教化，更注重实际素养的培养，而非功利目标的达成。只有那些确有天分的学生，才会被施以演奏等音乐技巧的培训。
尽管已有13岁以上的学生，已经存在四年的儒愿学堂至今尚未开启数理教学。但是，蔡孟曹在“未来的展望”中写道：若能通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经史子集)和五千年的西方文明(文学、哲学、史学、科学)，才能培养出汇通中西、融贯古今的人物，并期望这样的人物引领人类前进的方向……
只是，“这并不容易”――蔡孟曹的口头禅。
力量的融合
低年级下课时，学生们站起来，搂住蔡孟曹的脖子，亲密地与之沟通；高年级的学生仍在教室内诵读，蔡孟曹说：“我问这些学生一堂课多长时间，他们竟然都说2个小时，那就按他们的来吧。”
事实上，其中的一些学生，原来在体制内学校学习时普遍不能适应，学习兴趣倦怠。
蔡孟曹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深圳大学来了一批学生，在书院中体验学习。第一周，所有人都“毛”了，坐不住；第二周，能坐得住、读得进书了；第三周，能够积极配合学习；第四周，所有人都不想走了。
坦率说，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些许不满，以及寻求改变的热情，是梧桐山私塾存在并生存下来的根本源泉。正如上海孟母堂创办人周应之所言：“一群人想要读书，一群人想以这种方式来教书。”
从梧桐山的私塾，我们也可以明晰地看到，一些主张素食简朴，一些提倡顺其自然合乎人性，一些主张唯国学经典至上，一些坚持排除宗教教学内容……不同特点、不同倾向的私塾不仅融合了不同创办人的个人禀赋，同时也为家长、孩子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与发展。事实上，这些孩子确实在梧桐山村中流动，在用脚投票；私塾创办人之间亦毫无保留地进行着相互融通，相互借鉴。
一个由民间力量构成，饱含理想色彩，允许多元、多种意见并存的教育生态俨然正在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