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扶贫与现代扶贫

传统扶贫与现代扶贫的差异，大体上等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扶赏模式的差异，这项天然与“高尚”有缘的事业之所以可持续发展，皆因动物界怜悯同臭的本能，以至人若无同情心不成其为人。

扶赏及慈善有三大基本问题：(1)怎样鉴别穷人?(2)饯从哪里来?(3)贫成本几何?

传真真农业杜会的经济剩余太少，穷人太多。除了“饥寒出盗贼”，扶贫主要靠穷人帮穷人，以减少个人一旦沦为乞丐时被饿死的风险，在欧洲中世纪，“有一片面包的人即可自称为富人”，历史上伦敦市臂每年发放一定数量的行乞执照，11世纪时堂堂法国国王菲力普一世居然参与抢劫意大利商人。1527年英国开征济贫税开制度化扶贫先河，1796年英国议会通过著名的《斯品汉姆兰法》，将救济额与通胀挂钩。此时英国已置身工业社会的门槛。

传统社会中富人帮助穷人大都追求以下回报：(1)换取慷慨的名声；(2)博得有利可图的道德优势；(3)必然地抬高政治地位。如法国一位国王因去麻风病院给病人洗脚大获美誉，中世纪欧洲贵族领主们都把自己领地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视为极不光彩，而获得英国贵族头衔的条件之一是在当地拥有公认的慷慨名声，没有几代人的积蓄维持是不行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扶危济困不是皇帝的事情就是普通农民之间的事情，民间士坤们讲究的是“造福一方”，如办学堂、建祠堂。兴水渠、架桥铺路。花饯战行道褪，收获权势声望，总之，所有文化都强调善待穷人。以帮助权业杜会度过“青黄不接”和“天有不测风云”所造成的粮食短缺，而个人间的面对面扶危济困成本屯很低。

工业革命以后至现代社会，发达国家渐无赤贫可扶，转兴慈善亨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变化概要如下。

第一，关于怎样鉴别和定义“穷人”。“水涨船高”的比喻是恰当的，发达国家将全社会每户人均只挣工作收入(无资产性收入)平均值1／3以下的家庭，列为有资格获得救助的家庭。于是在发达国家得到救助的家庭比穷国的贫困家庭还富裕，有汽车，吃得也不错。那么这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强硬的自由平等权利意识。

印度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 森以现代语言解释说，必须由社会来补足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不足部分，因为饥饿者，患病者，技能不足者，都不能在市场申获得平等机会。因此“扶贫”概念的实质是，补足任何人基本权利不足之部分并止步于此，防止“一个穷人穷得不得不出卖自己，一个富人富得可以购买他人”。形式上的“均贫富”必须以实质上的“等贵贱”为指南，以满足“工具性自由”的结果来保障“实质自由”，确保机会平等，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看走了眼的中国人不少。其实，美国的贫富差距一度与中国目前的数值很接近，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基本权利平等下的贫富差距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此，现代扶贫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维权问题而不是财富和货币收入的差异问题。

第二，关于钱从哪里来，制度化的扶贫当然需要富人多付钱，即实行累进税，但这就与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原迎头相撞了。扶贫历史上最大的原则性冲突即在于此。但愿中国不再需要经历以下历史实践：发达国家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初即显示出，劳动的力量斗不过资本的力量，两极分化严重，以致法国无产者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英布战争中曼彻斯特一万报名当兵者中有八十体检不合格。这种残酷的现实给赏人展示了三条底线：(1)活不下去的人一定敢于抢劫或进反；(2)一旦点燃战火，兵营里将没有足够的士兵；(3)贫民窟里的疾病多，而病菌一定只认人不认钱。所以“发财就可能当选民”的前景一钱不值。

英国的精英们首先认识到“茅屋漏雨时宫殿一定不安全”的逻辑，知道除非接受累进税制别无选择。一旦富人或先富群体有了“工业化的明智”，支撑广泛社会保障制度的累进税制度才可能建立。1942年，标志“福利国家”的第一份政策文件《贝弗里奇报告》把二战英雄丘吉尔赶下了台，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传人即正在执政的英国工党，德国1871年独立，俾斯麦1881年就开始“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莱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真花了不少钱。如今，累进税的地位已经绝对不可动摇。当美国取消遗产税的法案渐成社会共识时(因经济上几乎得不偿失)，以比尔・盖茨为首的约400名巨富表示坚决反对，称此举“可能危及美国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关于扶贫成本。现代工业社会的扶贫成本问题约等于一套由政府操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成本问题。好消息是，在发达国家国会分割经济剩余的庞大预算项目中，只要能挤进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赋权项目”，那就算进入了保险箱，基本上没有异议，坏消息是经验性的，政府里面“那些训练有素的花钱专家”太浪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数据为，在政府每收到1元的税收当中。只有1／8～1／4不等的钱能最终用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就是说，最高的扶贫效率是每4元钱只有1元钱真能派上用场，其余3元必须用于维持制度运转，这真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也许是人奥必须接受一个政府的代价之一。

我听民政部门的同志讲，一个地方遭灾，许多单位送钱送物，礼薄情义重。但为此只招待一顿饭一年算下来扰拖垮了县财政。这还不算各单位收集、运送及在当地分发救灾饯物的成本，可见由政府扶贫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成本奇高的善举。在公共财政预算透明的国家，此类信息无疑会引起广泛不满。另外，由于每个人对于需要资金支持项目的重要性的看法不同，因而民间慈善事业一片欣欣向荣，活力长久不袁。美国的记录是，慈善总会的每3元善款差不多就有2元被送到正确的地方，效率很高，民众和政府都支持。目前在发达国家，约47％的慈善事业由民间承担，我国上海市于1930年曾创下一个纪录： 当年政府财政总支出约为1200万元，当年民间的善款支出超过400万元。试想，一个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将自己总预算的1／3用于慈善项目?又可见扶贫事业需官民共办。

最后，我们应正视：扶贫事业相当具有政治性、政策性，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政治骗子以“劫富济贫”和行善言论蒙人的事情是常演常新的把戏。实践中的麻烦和挑战在于：惩罚经济骗子有法可依，惩罚政治骗子却太难了。最糟糕的情况还包括，由政治骗子向善良的人描述天堂美景，劝好人进坟墓一试，最后再以“民权”之说诿罪卸责，识别政治骗子需要民众在政治实践中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很多人的善良再加上天真就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