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服务谈判陷入危机?

假如把服务与农业和非农相比较，人们就会产生担忧，因为服务谈判落后于其它领域的谈判。2005年3月21日，《太阳简报》（Suns Bulletin）――

在日内瓦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的一些关键人物认为，由于很多成员尚未提及出价或认真的出价，目前谈判已陷入危机。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根本不存在危机，服务贸易也并未落后于农业或非农谈判。

这样的争论在UNCTAD近期举办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趋于白热化。研讨会题为“服务谈判的关键问题：今后发展”。邀请到的专家包括WTO服务贸易司司长Hamid Mamdouh以及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和菲律宾常驻日内瓦的谈判代表。

WTO服务贸易总司司长Mamdouh态度较为悲观，称由于截至目前服务出价的数量少，质量低，服务谈判可以说的确是陷入了危机。而来自巴西的谈判代表法雷罗则认为，由于服务贸易是贸易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与谈判历史较为漫长的农业和非农谈判相比，服务谈判似乎落后了，但事实上服务贸易谈判的进展并不慢。这两种意见成为研讨会的争论焦点。

Mamdouh说，服务贸易谈判的确取得了一些小进展，但在实质问题上远未满足人们的期待。在上次服务特会上（译者注：2005年2月举行），主席对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即至今只提交了50份出价单，若算上最不发达成员，尚有40个发展中成员未提及最初出价。主席还指出，即使是已经提交的最初出价单仍不尽如人意。很多成员表示最初出价的质量相当低，这在成员中产生了“巨大的忧虑”。Mamdouh补充说，2003年达成的“7月决议”使服务贸易谈判在截止日期和进程方面回到正轨。但不幸的是从7月至今尚无很大变化。本轮谈判的重头戏必须在2005年上演，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包括要价－出价过程、咨询、各成员首都的运作和双边磋商。Mamdouh说，尚不确定仅通过下两次服务贸易系列会议是否足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在规则制定方面，Mamdouh认为与市场准入谈判情况差不多。授权是否得以忠实体现是判断标准。在长达10年的规则制定谈判中，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紧急保障措施和国内规制上，补贴和政府采购问题占用的时间则很少。在紧急保障措施和国内规制方面是否应该达成协议？如何结束这些议题尚不得而知。

Mamdouh说，假如把服务与农业和非农相比较，人们就会产生担忧，因为服务谈判落后于其它领域的谈判。农业和非农谈判是多边的，而服务的要出价谈判则是双边的，因此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他说，“作为一个技术专家，一个正在观看比赛的教练，我认为问题相当严重。”

最后Mamdouh总结道，目前需要两个要素：一、强烈的政治意愿以及对服务给予更高重视的指引；二、对谈判目标和雄心进行更好的定义。即需要解决哪些部门，哪种壁垒，哪些模式。必须明确具体目标，只有这样，部长们才能象对待农业或非农问题那样就具体问题交换意见。

巴西的服务贸易谈判代表法雷罗则不同意谈判陷入危机的说法。他说服务谈判并未落后于农业谈判，并提醒大家说农业曾经是个异类（因曾被排除出贸易体系），并已经被拖后50年了。因此仅从2000年以后的谈判进展来判断农业谈判是不正确的。即使使用多哈部长级会议上确定的期限，农业模式也应在2003年3月就确定下来，但至今我们仍不知道香港部长级会议上能否达成农业模式。而在服务谈判方面已有了大量的出价单。

谈到发达成员，法雷罗指出那些应该推动谈判的成员并没有这样做。假如其它成员看到那些应该起表率作用的成员只是一味花言巧语，谋求自身利益，就会威胁到谈判的正统性。他补充说，象欧盟和加拿大这样的成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运用“文化多样性”寻求例外，而欧盟对第21条的使用（译者注：指欧盟修改减让表）也受到指责。几乎没有成员对模式4进行新的出价。有强烈的预感认为，WTO的四个关键成员（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在承诺方面可能有所倒退。法雷罗称，服务谈判是否能取得进展要看发达成员能否对发展中成员有出口利益的部门进行出价。

法雷罗最后指出，那些对整个谈判进程起主导作用的成员需要改变态度，不应该象点菜那样只选择自己想要的，排除那些不想要的。同时法雷罗也同意需要政治意愿的推动。另外，应该确认谁有责任指导谈判。所有成员都必须参与制定这些目标。法雷罗还表达了对自由化承诺期限的忧虑，他认为这会损害GATS肯定式列表方式。他说，成员应有权选择在何时开放，就哪些部门进行开放，而设立最终期限于此无益。

来自欧盟的安・雷德蒙认为，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实质性问题。尽管服务部门广泛而分散，其潜在的问题都一样，即如何保证给消费者最好的结果，以及如何保证竞争。未来谈判的一个重点就是应优先考虑哪些部门和问题。至于出价内容的问题，成员不得不考虑哪些部门可以在不造成太大问题的情况下开放，比如看看目前的开放现状中哪些可以做承诺。另外，法规是否允许等相关问题也必须考虑在内。

她补充说，最终自由化正在进行中，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些开放放入减让表中进行约束呢？因为这样可以总结管理者已做出的努力，防止在政府更迭时损害现有的自由化水平，而这种确定性有助于吸引外资。

美国服务贸易谈判代表阿丽西亚・格林尼兹表示，服务贸易的确与农业有某种程度上的挂钩，但这种挂钩可以是非常积极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服务谈判实质性以及保证国内规制与市场准入的平行进行。她认为若在市场准入方面没有进展，则国内规制也会缺乏动力。她说，先前曾有很多关于基础设施服务和政府管理权的评论，美国倡导的并非取消所有的管理，同样，也并不要求排除所有公共服务。她也同意，自由化并非万能药。

菲律宾谈判代表约翰纳斯・波拿巴同意需要政治意愿和对承诺进行更好的定义以推动谈判。比如可以从模式4着手发出实质性的政治信号。他同意需要明确真正希望开放的部门，而这只有通过对目前自由化成果的评估才能做到，但这样的评估到目前为止尚未恰当地展开。这就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因为若一成员没有进行评估，就无法对部门进行要价，且无法明确了解在哪种模式或部门可以做出承诺。另外，了解分类和制作减让表的相关问题也非常关键。假如成员知道他们做出的出价正是他们想要做出的，他们就会觉得更踏实。

波拿巴还补充说，为了保证一个成功的承诺，规则制定也应取得成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紧急保障措施这样的安全阀，就无法说服发展中成员承诺义务。对于国内规制，他认为假如了解承诺不会被国内规制减损，成员在进入另一成员市场时方会更觉安心。另外，一些发展中成员也提交了案文希望保证管理权。关于政府采购，波拿巴指出，象欧盟那样力促市场准入义务并不能在成员中建立信心。

印度谈判代表苏曼达・贾德胡里表示，讨论服务谈判是否陷入危机没有意义。他认为还需要更多轮的要价和出价，而5月截止日期后，各成员的底线将初见端倪。很多成员加入WTO都是为了换取利益，这可能是将服务与农业和非农挂钩的原因。贾德胡里称，发展中成员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即他们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服务贸易伙伴是谁。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即使发展中成员明确了利益所在，相关的其它问题仍模糊不清。贾认为国内规制问题相当重要，与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都有很大关系。至于模式4，一些发达成员假称对此感兴趣，但到目前为止在此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除以上专家外，一些与会代表也表达了意见。马来西亚的代表除强调紧急保障措施的重要性外，还呼吁建立一种机制，帮助发展中成员认识自由化和承诺的代价和益处。另外，应保证各成员有足够的国内规制以面对市场开放。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区别待遇也应得到更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