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摘 要]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思想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伦理、市场经济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在探讨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其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超越阶级的兼爱思想和着眼天下的人生理想，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兼爱思想的内在矛盾以及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兼爱；义利合一；合理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50 ― 03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最崇尚功利、同时也敢于直言功利的一派，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如马振铎认为墨家的“伦理学说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论”，这显然跟墨家学说中大量地使用“中国家百姓之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必务求兴天下之利”一类言辞有直接关系。因此，本文试图在探讨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思想产生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为探寻其当代价值奠定深刻的理论渊源。

一、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主要思想概述

（一）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产生背景

1.政治经济背景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环境中，整个社会都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随着生产工具的变革和牛耕的推广，使得荒地被大量开垦，这些新的土地成为诸侯和卿大夫的私田，同时各诸侯还在不断夺取田地，把它们据为私有财产。私有经济的发展，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私利”之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斗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家兼并战争成为主要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阶级出身的“士”纷纷强调“实用”，对“利”的关注契合了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士阶层逐渐扩大起来。

2.思想背景

为了适应私有经济的发展，思想领域的“义利之争”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诸侯割据、争霸不断，国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关系，而争霸的现实使利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观念嵌入人们的头脑之中。虽然在当时，儒家思想仍有一席之地，但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却已不适应当时社会强调“利”的实现的背景环境，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则恰恰符合了时代的主题。其“义利合一”的思想既突出利又重视义，因此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在春秋战国时期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思想渊源上确实汲取了儒家思想的某些观点，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义”及“利”思想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贵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义利合一”说，发展成为自己的功利观。另外，墨子和他代表的墨家学术思想来源于对春秋末期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深刻认识，墨子和他的绝大多数弟子是手工业出身的，出于对小生产者生活现状和要求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的实际体验，墨家学派的目的就是谋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家学派也因此提出了“义利合一”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二）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1.“兴天下之利”

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是以“兼爱”为核心的，兼爱是墨学的根本观念。如墨子述：“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人们之间的不相爱。那么不相爱肯定是不对的，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墨家认为，只要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就可以改变它，如墨子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这样一来的话，在墨家的思想中，“爱”和“利”统一了，爱人必须利人，利人的范围和兼爱一样，也指所有的人，所以，墨家明确提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和害是对立的统一，要兴利就必须要除害，除害就是兴利。墨家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叫作为义，因此墨家又主张贵义，认为义是天下之良宝，如墨子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翼，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翼，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翼，这些东西在当时被视为天下之良宝，是诸侯们梦寐以求的，然而墨子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义才是真正的天下之良宝，因为它有利，可以利民，可以利人。墨家把他们的全部事业归结为“为义”。墨家的观点是爱利合一，兼相爱与交相利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爱利合一，而且义利也和一，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来保障社会公利的实现，来保障百姓利益的实现。

2.“成人之所急”

墨家主张兼爱，爱利所有的人，包括爱利自己和爱利他人。对于爱人和爱己的关系，如墨子述：“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人，爱人也。”爱人不排除爱自己，自己包括在所爱之中。自己在所爱之内，所以爱加于自己，兼爱也包含爱自己。而对于爱利他人与爱利自己的关系，墨子明确提出了“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的道德原则。如墨子述：“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爱利别人与爱利自己是统一的，这就是“交相利”，当然，如果自己先恶人、害人，那么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这实际上也是等于恶自己、害自己。所以，每个人都要爱利别人而不能坑害别人。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墨家虽然认为爱利自己与爱利他人是统一的，但是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爱利他人。在利人与利己的关系上，墨子也很明确的说先“利人”，然后“人亦从而利之”，次序有先后之分，这就是“伦列之爱”，不仅次序有先后，而且爱的程度也有厚薄：“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论列。”墨家认为，爱别人应厚，爱自己应薄，如爱自己厚于别人的话，也就不能称之为贤人了。当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墨家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他人的利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就是以推行道义为己任，“益所为”就是有利于自己所干的事，即“成人之所急”，强调的正是为了他人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突出地表现了墨家的利他主义精神，恰恰表明了墨家关注他人利益的实现。

3.“万事莫贵于义”

墨家所说的利有不同的含义，有“天下之利”即公利，是代表天下百姓的利益；有“爱人利人之利”即他利，是代表他人的利益。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墨家重利但并不轻义，强调义即利，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等同的。如墨子述：“万事莫贵于义”认为一切事物没有比正义更可贵的，只有认为“义贵于其身”的人，在义与生不可兼得的生死关头，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才能成为一个利于他人、利于天下的人。

虽然有观点认为墨家重利而轻义，但是墨家强调的“利”很明显是利他人、利天下，而不是利己。墨家承认正当的自利，但提倡与奉行的则是他利与公利。如墨子述：“义者，正也。”义是正义、正气、正道，这是对“义”和“利”的限制，以排除一切邪恶的东西，避免将私利不加区别地作为利而去追求。墨家言功利并非是无原则的，而是时时以“义”去规范“利”，谓之为“天下之利”、“百姓之利”。因此，墨家所谓的“利”一开始便不是一个单纯的功利，而是始终内含着一种“义为之宜”的伦理内容。在墨家这里，人可以去求利，但必须是以“兼相爱”的“义”而去“交相利”，否则便会沦为“亏人而自利”的“别爱”，而为墨家所不齿。可见，墨家是贵义尚利、义利并重，将物质利益和精神境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样我们便意识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强大精神动力，而物质利益的实现又是兼爱天下的具体内容与保证。从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的思想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功利和非功利其实并不是从根本上对立的，非但不对立，墨家思想创造性地还将两者合理地统一在一起，而这种义利统一的观点一直受到充分肯定。

二、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一）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合理性

1.超越阶级的兼爱思想

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兼爱”，这一核心正是墨家思想体系赖以存在的社会伦理基础。如墨子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兼爱”必须是把别的国家、别的家庭和他人当做是自己的国家、家庭和自己本身来关爱，强调的是不分贵贱地爱所有的人。与儒家提倡的爱有差等的思想比较而言，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无疑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很显然，墨家讲的“爱”区别于孔子的“爱”。一方面，墨家强调的“兼爱”思想的内涵之一是爱无差等，君臣之间、家主之间均可相爱，主张超越血缘与阶级阶层，一切人皆应兼相爱，而儒家讲“爱人”是爱有差等，是亲亲有序、尊贤有等，是以克己复礼为前提和目的的。另一方面，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之二是在道德范畴中要对等互助互利，即墨子所述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家认为，“兼爱”就是“义”，而“义”就是“利”，“义，利也”因此，“兼爱”也就是“利”，从中可以看出，墨家讲相爱，立足于义利，强调双方相互间的义务，而不只是一味的奉献，而儒家的“爱”则以奉献为特征，爱他人是自己的义务，不能期望对方回报，这只是个体主观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提出是为了调和各阶级矛盾，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墨家的兼爱思想却是真正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的是小生产劳动者所理想的平等。墨家代表小生产劳动者要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思想，直接触及到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内涵，突破了血缘的樊篱，冲击了家庭宗法的等级制度，在理论上给了统治者有力的一击，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

2.着眼天下的人生理想

以身体力行而闻名于世的墨家，提倡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主张应把个人的一切置入天下事中，从献身于世、献身于民中，找到个人自身的价值。如墨子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墨家主张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士君子的人生追求，从而超越了道家所信奉的自我完善、葆真养生的思想，把个人的人格完善融于其对社会的价值实现中， 当然，更是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倡导的着眼于个体幸福的“自由享乐”，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相比，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强调的人生理想更加积极进取。

在以兼爱为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墨家学者们向往的是“兼士人格”。在墨家思想中，“兼士”是实行“兼爱”原则的人，他是与“别相恶、交相贼”的“别士”相对立的人格形象。作为墨家学说中的理想人格“兼士”，从时间上来说，除了对古今之人同样爱之外，还要对一切人都要自始至终、始终如一的爱；从空间上，爱则无分国别，无分远近，“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民族或是国家无论大小，其人口无论多少，都要一视同仁地去爱。兼爱的范围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统一，则包含了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天下之人皆相爱。”兼士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其人生宗旨是“爱人利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无论其从事任何职业、参加任何活动，都不能背离“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遍，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与墨家向往的“兼士人格” 着眼于整体即天下利益的禁欲主义，指向同样是整体利益的道德追求不同，西方功利主义者只是强调满足个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墨家以天下为己任，“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利益得失，却为求天下之利，以自苦为极、倡导自我牺牲的精神，不管经历多少时代变迁，都具有强烈的进步意义。

（二）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局限性

1.兼爱思想的内在矛盾

墨家的兼爱说一开始就受到了非难，正是在于它的内在矛盾性，兼爱在阶级社会始终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墨家承认一切即成秩序的差别对立，又让人们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以“兼爱”为核心的功利观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墨家兼爱提倡的是国家百姓同利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上下同利，但实质上兼爱对上、下不同社会阶层来说，实际获得的利益并不相同。一方面，墨家劝说统治阶级应懂得上下同利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亏夺民之食之财，掠杀民之生之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贵族统治阶级物质利益的来源，“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墨家的这种劝说只是一种改良性的调节，而不是一种根本上的上下同利。另一方面，墨家要求上下同利，利的程度对上下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说并不一致。对平民百姓来说，只是要求生活温饱，而对统治阶级来说，只是要求他们有所节制，墨家实行兼爱只是为了让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能有一个起码的生存条件。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墨家的兼爱在任何有阶级的社会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为了论证兼爱思想的可实现性，墨家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推出了“天志、明鬼、非命”等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思想，更是加剧了墨家思想的局限性。墨学所说的天志，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遂万物以利之。”天给予了人类生存的一切条件包括兼爱天下之人。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墨家把天看作至善义理之天，“天”作为至善义理的道德之天，成为了惩恶扬善的绝对权威，上至王公大人，下至万民百姓，都是天的刑赏对象。由于墨家思想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阶级诉求，所以试图以一种“兼爱”的道德决定论来改造社会，甚至求助于“天志”的虚幻权威和依靠道德力量。但是阶级的冲突、物质利益的对立是不可能通过一种具有幻想式的理论来解决的，兼爱思想因此也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2.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

虽然在以兼爱为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墨家学者们向往的是“兼士人格”，要求兼士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自己的崇高使命，着眼于整体即天下利益。但是由于当时小生产者劳动者力量的分散性和薄弱性，他们把改善自己生存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圣人贤君、温和的改良和贵族统治阶级的明智。

墨家功利主义伦理观体现出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主要体现在：其一，墨家认为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可在“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原则下得到调和统一。墨家一再倡导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个利与害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是对小生产劳动者而言，而且也是对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而言的。这种普遍意义的利与害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及其利害关系虽然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相互依赖而存在，但是阶级的冲突、物质利益的对立是不可能通过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来解决的。其二，墨家背周礼而用兼爱，是将现实社会中的小生产者之间确实存在的互助友爱的社会风尚理想化、普遍化，使其成为一中普遍的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准则，但是却忽视了社会丑陋的黑暗面，没有植根于社会现实。其三，墨家将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改革付诸于游说少数仁君世主，以为只要有人采取他的政治主张，那么兼爱交利的平等社会就会实现。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作为小生产者的阶级性质，寄希望于剥削阶级，并且只运用说教改良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墨家的学者们并不想在实际行动上组织小生产劳动者以暴力的形式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也没有在理论上宣传或论证暴力造反是小生产者能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平等的最好手段，原因还是在于墨家所代表的阶级的分散性和软弱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存在局限性，小生产者阶级在当时根本不能作为新兴生产力以及新兴阶级的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比较滞后的阶段。

总之，虽然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观思想有其阶级局限性和不足，但是墨家思想追求功利与非功利相统一的思想却是深刻而合理的，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生理想无疑也是伟大的。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当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

〔参 考 文 献〕

〔1〕马振铎.仁人道：孔子的哲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邢兆良.墨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