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派律师如何死磕

李金星律师和张磊律师最近策划了一场“死磕派精神展”，目前部分照片与实物已经在他们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律师会所展出。每一张装在浅色实木相框里挂在墙上的照片或证明都让人想起惊心动魄的斗争，张张都是死磕过的证据。其中一张照片上，镜头近处的李金星穿着衬衫西裤，打着领带盘腿坐在地上，表情严肃。在此之前，法官责令法庭的8个法警把他四脚朝天地“扔了出去”。他身后更远处是以同样姿势和表情静坐的杨金柱律师。这是北海孟荣展案两人被法庭驱逐后绝食抗议的现场照片。另一张照片上，西装革履的几位律师正坐在街头小摊上吃牛肉米粉。这是“小河案”的幕后花絮之一，在这场出了名凶险的战役中律师们在庭上庭下都做了充满勇气的艰苦工作。展品中也有实物，比如对王全璋律师的拘留决定书和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要把死磕精神发扬光大。”张磊说。

李金星和张磊最近在死磕辽宁高院。当事人臧民被超期羁押，法院审理6年未出结果。李金星和张磊共同的办公室一角堆着100来斤从北京十里河农贸市场拉来的黄心红薯。他给辽宁高院快递了4个大个儿的，并打算在之后持续寄给对方。李金星说自己送红薯是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上次送红薯是因为类似的超期羁押案例，当事人吴昌龙在看守所从27岁关到39岁。红薯给审理机关福建高院送上门后，他被放了出来。超期羁押案例的重演让他难抑怒火，“那天我和辽宁高院的法官说，我说你再不解决我就碰死在你辽宁高院的大门上。”

杨金柱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高声宣布自己24日要去山东一个法院门前静坐。“不开庭，不开庭我就死磕，我就要你怕。”因为高血脂、高血糖和糖尿病，他再也不能绝食，只能静坐了。这位行事风格出人意料，几乎胆大包天的湖南籍律师曾在法庭上拍过桌子、摔过话筒，大骂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狗屁，因而时常接到“杨金柱律师请控制你的行为和情绪，请听从法庭的指挥”的警告，甚至被驱逐出庭。他还曾点名要求最高法当时一位领导引咎辞职，直呼他“大法盲”，并写下遗书表明斗争决心。后来每逢重大案件，他就把遗书在博客上再亮一遍。“对，不怕死。杨金柱反正不怕死。”

同样没法绝食的死磕派律师还有迟夙生。这位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律师是严重糖尿病患者，“一顿饭不吃就绝死了”。她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庭外死磕手段，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微博上喊”。“小河案”前三天的庭内信息大多来自她的现场微博。她很高兴最高法要求各法院开设微博，这么一来她就可以@一下违法法院，甚至再@一下它的上级法院。她最近因一起管辖权判定有问题案件，去沈阳市公安局投诉。对方拒收控告材料，且态度强硬驱赶律师。她把现场阻挠情况发了微博，配了照片，@了公安部刑侦局。结果是，她拥有31万粉丝的微博又一次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没等迟夙生等人离开，公安局的控告申诉处的副处长就主动找他们表示要接受控告材料。

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执业至今的迟夙生说：“我们这个年龄，看到法治从无到有，不希望看到它从有到无。”

我听法律的不听你的

“李庄案”是死磕派律师群体出场的分水岭。当时在网络上与重庆薄、王论战的律师们在这个阶段开始抱团，彼此熟悉。迟夙生是李庄申诉案的人。“重庆判李庄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律师这个活没法做了，因为实际上李庄做的那些就是我们刑事辩护律师应该做的那些事。”她回忆说。

“北海案”真正让迟夙生忍无可忍。原先的4位律师涉嫌作伪证被抓，伍雷和陈光武作为辩护律师被北海市公安局组织殴打。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她飞去北海声援，请律师团吃了顿好饭，还喝了酒。

律师周泽是贵阳黎庆洪的辩护人（黎案第二季因审理地点被称为“小河案”），通过了解和调查，他判断这是一起“黑打”。他在网上披露调查结果，直指公权力枉法裁判，点名道姓控告当地办案人员敲诈勒索被告人家属。“实际上就是直接向他们宣战了。”他把案情向贵州省检察院、政法委，甚至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反映，希望借此督促二审的公正审理。

他的大量取证工作，也激怒了公权力。2010年7月12日，贵州省高级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新侦查期间办案机关大规模抓人，包括周调查取证的一些证人。重新侦查的结果是，公安机关移送审查了67个人，最后了57个人，而最初只有17个被告人。所有被告人的罪名数量，从8个增至28个。

周泽邀请了博客点击量3000多万的杨金柱、微博上追随者众的迟夙生、陈有西、斯伟江、杨学林、朱明勇等人加入律师团。迟夙生当时接到周泽的电话，“他就跟我讲，小河案件有可能会把他作为李庄第二，他可能很有危险，他当时也非常……他希望危险的时候大姐能不能出来帮助他一下，然后我就答应他了。”6个人承担了核心当事人黎庆洪父子3人的辩护。此后，周泽又在网上发出“寻求律师同行支援书”，迟夙生等直接把它叫做“英雄帖”，周泽拿出20万作为差旅费用，最终集结了一个数十人的庞大辩护团。

2012年1月19日，“小河案”开庭，所有人都能感到对手来势汹汹。在公诉人不断增加涉案被告人数及控告罪名的情况下，此案却降格由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理。这意味着，一审法院成为了再审判决的终审法院，实际上规避了贵州高院对重审的审判监督。

小河法院最初限制旁听权。办案人员用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大牌子占着座，却不见有记者报道。然后又安排了一些街道大妈占座。只给每个被告人由亲属领取的两张旁听证。限制放开后，牌子撤掉了，大妈回家了。法院还动员被告人解聘外地律师，并为其指定本地律师辩护。然而，在6人核心辩护团的始终坚持的无罪辩护的带动下，随着案件事实的披露，贵阳本地的一些律师全面反水。很多律师之前是做有罪辩护的，甚至辩护词都交到法院去了，后来依法做无罪辩护。

周泽记得一个70岁叫徐源俊的本地律师，上法庭前两天才临时接到指定辩护函，连书都未看过，而他担任的是一位很重要的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周泽就建议他征求被告人的意见，主动退出辩护。这位律师当庭问被告人，承认自己没有阅卷，书都没来得及看，“在这种情况下对你是不负责任的，你看你是不是需要我的辩护？”被告人回答，那就不需要你辩护了。徐退出而保全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尊严。

审理中，死磕律师就法院管辖权、检察院和法官回避等问题与检察院和法院激烈交锋，甚至有律师当庭警告主审法官。法官警告、训诫律师20多次。第四天时，法官下令驱逐迟夙生出庭时，她当场晕倒在法庭内。在她之前，已有3位律师被驱逐出庭。

死磕的方式直接激活了许多法律条款。庭审期间，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律协都派员坐镇，开了33天，就坐了33天。他们通过司法解释完善了被律师们抓住和利用的法律漏洞。“有的是合理的完善，有的是避免法院被动的一种完善。”张磊说。

他总结了“小河案”为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贡献的8条新规，死磕派律师称其为“小河条款”。比如第21条，“实际上就是对他们当时（做法）的否定。”周泽说。新解释规定，原审法院上诉以后，发回重审的不得再降级处理。

其中一个条款被死磕派律师们戏称为“斯伟江条款”。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开庭的3日前通知辩护律师。“小河案”中，对于外地律师，6月8日开庭，6月4日才通知，本地律师则早就收到通知。斯伟江就动起真格，说按刑诉法第一条规定要求书面通知。“这没办法就上演了中国法制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飞机送达的笑举。”张磊回忆，办案人员连夜飞到北京、上海、杭州、湖南、山东，把开庭通知一一送给张磊、斯伟江、陈有西、杨金柱、周泽和朱明勇。“斯伟江条”最新规定则“也可以采取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对方收悉的方式”。

有一条以死磕派律师王兴命名的条款，同样把主动权给了法院。“王兴条款”对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作出解释，部分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该被告人另案处理，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小河案”中，王兴律师抓住法律漏洞受益于此，新规定实施后，遇到类似情况时，之前的好处没有了。“我们说是他的报应。”张磊笑道。

死磕的最终结果，虽然依然判处涉黑罪名成立，但相对于第一季，第一被告人黎庆洪被大幅减刑，黎家财产被全部保住，包括“黑老大”、第二被告人黎崇刚（黎庆洪的父亲）在内的5名被告人被判无罪，判处15年监禁。但获刑的50人中大多数被“实报实销”（之前关了多久就判了多久）或者判以缓刑。《南方周末》评论贵阳黎庆洪案称，“中国刑辩律师们在小河法院吹响了程序辩护的集结号。”

“小河案”的示范意义在于，告诉律师界律师的抱团作战、死磕的辩护方式是有用的，更重要的是，“小河案”通过惊心动魄的死磕，让观望的律师看到“可以这么干”。“贵阳的律师第一次见到说这个律师还可以这么辩护的，他们也从来没想过这个律师居然在法庭上公然可以冲撞审判长。法庭上审判长让我这样，对不起你这是违法了，我听法律的不听你的。”周泽说。

打到天边都不怕的那个理

律师杨学林把死磕精神提炼为“吓不走、打不怕、累不倒、拖不垮”，周泽加了一条，“气不死”。“各方面都要生气，法院的气要生，检察院的气要生，特别是受害人的亲属，经常就是开着开着庭，‘腾’站起来骂我们这帮人造谣，包庇杀人犯。”

在一次闲聊中，周泽揶揄当下很多刑事辩护律师其实是“形式辩护律师”。“后来我说那就属于形式派了，还有一些是专门搞勾兑的，那叫勾兑派，咱们这些人就是死磕派。”2012年1月9日，杨学林把“死磕派”3个字发上微博。此后，网上普遍把类似“小河案”的辩方抗争叫做“死磕”，把这样的律师称为“死磕派”。

因为斯伟江律师的一句玩笑话：“看来死磕派需要认证一下了”，杨金柱煞有介事地发了一篇博客。他宣布，根据斯伟江律师的建议，经陈光武、杨金柱、杨学林、刘志强商议，拟成立“中国死磕派刑辩律师资格认证中心”。最后特别说明：由一陈两杨（陈光武、杨金柱、杨学林）领衔的中国死磕派刑辩律师团队已经初步成形。

作为第一个喊出“死磕派”的人，杨学林不得不常为这个群体出面解释。他强调死磕的两个前提，公权力的明显违法和律师的明显在理。

“死磕派占的理，是打到天边都不怕的那个理，要不然的话，人家把你抓起来那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死磕派敢这么大胆？反对死磕派的人怎么也不能理解，死磕派怎么又得逞了？法院怎么就不能直起腰来搞他们一下呢？因为法院它直不起腰来啊，而我就看准了你直不起腰来。”他说。

“他要违法你要护法，那肯定有一个冲突。”张磊说。今年1月份太原市中级法院审理某案件时，张磊作为第一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李肖霖律师则是其辩护人。法官要求每个人辩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他当场提出反对。“我说这是有一个死刑，一个死缓，两个无期徒刑的案件，你限制10分钟，你有什么法律依据，你合理吗？你严肃吗？李的辩护词有4万多字，他也只给他10分钟时间。”随后法官对李的发言多容忍了5分钟。

“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张磊说，”这关系到法院是否严格执行法律，你这么小的规定你都不执行，那你判人定罪，你判人刑的那个法律，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你会遵守？”在类似强制安检、阅卷、会见等权利上，张磊寸步不让，不依不饶。“所谓的这几个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种所谓的死磕心，就是我们要对法律认真，就是我们要把每一条法律都落到实处。死磕就是把法律当真的。”

周泽去年去贵州六盘水办案，会见当事人时，他被告知必须两位律师一同会见。而实际上法律规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一至二名辩护人。“你凭什么要两人会见才给安排？”周泽说，“那我也跟他们死较劲，我当场跟他们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一路投诉，控告他们，并做好准备要他们。”公开宣称要后，贵州省律师协会的领导打来电话，表示省司法厅领导看到了他反映的情况，“他说你是不是不要了，你看我们现在就协调有关部门纠正。”很快，公安厅监管部门通令全省，凡是还存在执行这种不合理规定的一律改过来。

不久前周泽去哈尔滨某看守所会见，他又被告知会见时不允许用电脑。又是一顿死磕，“跟他们斗争，如果不允许看我明天就你们。”最后让他使用电脑，但告诉他，这个只是对他，别的律师不行。被杨学林形容为“法律洁癖爱好者”的周泽又开始发作，找到对方领导，说必须对所有律师都要如此。

“当你是著名的死磕律师的时候，法官他会在法庭上对你相对温柔一些。”这是迟夙生的体会。“在以前法官他说什么算什么，现在突然出了这么些律师，他几乎是说什么不算什么，法官肯定不适应。”李金星说。

“我们在船营案件在法庭上死磕的时候，杨金柱也跑到船营法庭来支持我，他们非常尊重杨金柱的意见，发言一点都不制止，而且他们还赶紧给杨金柱买了水果，看卷的时候还有这些待遇。”她哈哈大笑，“后来居然发展到中午晚上法院干脆连饭都供我们了。王兴、李金星这都享受了吃饭的待遇。”她有点感慨，“原来就是你跟他死磕他也跟你磕，你要说话就不让你说，你再说我就把你从法庭扔出去了，现在这样。”

2013年11月7日，刘义柏涉黑案二审庭前会议，湖南娄底中院审判长、娄底中院的刑庭副庭长李琼，当着主审法官、审判员、书记员、辩护律师的面，先花了半小时说了自己对死磕律师的认识，说审理案件以来，看了40多万字有关死磕派的资料。这么多死磕律师来到娄底中院辩护，是娄底中院的荣幸。之后，合议庭给所有律师发放了一份14页纸的《关于刘义柏等上诉一案庭前会议需要沟通的有关问题》。“想到律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这个要求，李琼审判长就先说这些问题我们就这么解决，有意见吗？律师都没有意见。”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周泽等律师都认为，这次庭前会议是在全国各地法院召开的最成功的一次。

死磕派律师并不过分解读法院的转变，他们觉得法院并非害怕，也不是突然尊重起律师来了，只是不想多事。杨学林发现，虽然办案机关明目张胆的违法少了，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回避的权利都有所保障，但暗地里经常搞一些小动作。比如法院常以没有大房间开庭了为借口限制旁听权利。这就逼得他在法院里四处转悠，自己找。找到了大房间拿去问对方，为什么不用。“他各种理由，比如房间电坏了，那我们说我们帮你修，或者差些什么，那我们说也帮你买。”

“当这个法庭已经完全丧失了程序正义，已经完全不尊重法律的时候，你这个法庭的法官就不值得我尊重了。因为我尊重他，就等于我不尊重法律了。所以这点我特别反对某些律师在文章中所写的，哪怕一个法庭违法了也应该尊重它的，不应该。”律师杨金柱嘱咐记者一定把自己的这个重要观点写进去。

死磕派律师们对杨金柱有一个评价，“司法机关怎么不舒服他怎么来。”杨金柱却强调自己有策略，“但是我肯定是要他不舒服。让他舒服了那就不对了嘛。”

由于杨金柱常冲在前面“挡子弹和蹚地雷”，杨学林这样的死磕派被法官夸奖“太温柔了、太好了”。“我就经常在法庭上被法官表扬，你看人家杨律师，你看，大家都向他学习啊，其实我那个已经很激烈了。”杨学林笑起来。有些法官私下跟他说，喜欢他的辩护风格，不喜欢像杨金柱那样的。“我说你如果没有杨金柱的话，你喜欢不到我的那个辩护风格。”他相信如果没有气势汹汹的杨金柱和“法律洁癖爱好者”周泽在前，他自己就是那个被赶出法庭的人。

但死磕派律师群体，包括“最不受控”的杨金柱在内，都认为只能采取法律框架以内的行为死磕。杨金柱明白不能触碰红线，“我一旦跨越这个线他就把我抓了”。他承认自己曾经撤下一篇骂司法部的博客，原因是“后来自己都发现有些骂得太厉害了”。而时常压不住火的李金星，则跟《人物》记者说，绝食、静坐可能是他会做的最激烈的事情。虽然他语言激烈，常说“可以不要命”。

杨学林说，“律师都是搞法律的，谁不知道哪一条线是红线，是不能碰的，因为你碰的红线厉害，你早就违法甚至是犯罪了，我们才敢去这样搞的，包括送红薯，包括静坐，包括绝食，这些非正常的手段，法院竟然就投降了。很多法官就感到痛心疾首，你看我们的法院太软弱了，被一帮子这所谓的死磕派、无良律师给搞成这样；不是的，律师没有本事，是你们自己明白你们手里有问题。”

辩的都是1加1等于2的事

死磕派改变了律师界唯唯诺诺的辩护风格，也改变了中国律师过去一盘散沙的局面。用迟夙生的话来说，“这帮人抱团取暖，也互相壮胆”。

2月14日，李金星和张磊乘火车前往营口中院支援杨金柱。他们在门卫室找到杨金柱，跟他开玩笑：“你搞不下来了，你这个老刀舞不动了。”张磊记得“杨金柱把战友弄得很难受，把违法者弄得更难受”的那些日子。“战地黄花分外香。”他说。“死磕派律师在办案的本身就是聚会。”李金星说。近几年，迟夙生有3次彻夜未眠，李庄开庭的时候，王全璋律师被司法拘留，把伍雷弄到派出所。她都一夜一夜发微博。“我们都是拼命在呐喊，我觉得这种呐喊不仅仅是为他，是为我们自己。”

有人因类似的种种激愤言论，和“不要命”的死磕决心，指责死磕派律师不顾当事人利益。事实上，“死磕磕死了”的批评自这个群体出场以来不绝于耳。杨学林为死磕派打包票，“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律师为了自己的不受委屈来放弃给当事人开庭辩护的，没有一个。”杨学林说就自己观察而言，每个死磕派律师在死磕之前，都反复考量过后果，当事人能多大程度从中获益，因此他反对来自这个方向的批评，“绝对不成立”。张磊说自己从未发现因死磕而导致当事人利益受损的后果的案例。“当一切问题摊开以后，即使不能全胜，都有效果，斗争是有效果的。”

虽然对外形象强硬，死磕派也有为当事人权利而妥协的时候，包括“不怕死”的杨金柱。曾有一个案子，他前期大力死磕，后期因有关单位确有诚意让步，为了当事人权益，杨金柱不往下磕了。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和公权力通过诉辩交易解除辩护律师。“那你就解除呗，这也是一种辩护成功的体现，是一种中国特色，是通过解除律师为代价给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李金星说。也有被骗够了的当事人无论如何不相信公权力会兑现诺言的情况。这让他哭笑不得，“有的时候法院真是想解决，当事人就不敢相信，说我一旦辞退了那些律师没人来救我了，那我不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

周泽预计2014年死磕派会磕得更猛烈。他甚至预计并期待出现律师把正在违法犯罪的法官拉下法庭，直接扭送公安机关的死磕场景。早前，他还和同行一起郑重其事地从学理上讨论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李金星谈的则是更远的事情，“一定让老百姓感觉到，法庭是属于老百姓的权利，当这个乡镇或者这个县城要冤枉一个人审判的时候，老百姓像潮水一般涌上法庭，而记者们像潮水一般来报道。”

杨学林的愿望更具体和迫近。他希望在刑事案件中，程序性权利能得到保障，包括能够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能够通知证人特别是警察出庭作证，能够允许律师完全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及庭前能够顺利地会见被告人，能够完整地复制案卷材料等。在更细节的要求中，他希望每个律师能够在辩护席上有一张桌子，有电源插座，按照最高法院规定不必安检。“‘啪’一亮证，就可以进法院了，‘啪’一拿手续就可以到看守所去会见，没有任何障碍。”

杨学林认为当下中国刑辩律师不存在绝对的“技术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土壤如此。“现在我们在法庭上跟法官争辩的都是1加1等于2的事，跟公诉人争论的也是这些问题，就是说连证人要不要出庭都要争论几个小时，那么有几个人去钻研或者去实施对证人出庭的交叉询问以及控辩双方在询问过程当中，互相地去达到对我有用的那种答案，没有，我不需要，我作为辩方来讲，我能达到证人能够出庭，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他出来我就赢了。”

这个时代给律师们提供了不算良好的司法环境，也提供了大量的成名机会。“从公安办案的时候，他就是无罪的，栽赃陷害，制造假证，假鉴定，刑讯逼供制作出来的这种无罪的案子，给我们提供了成名的机会。在司法健全的国家，有吗？你律师想找这样的案子，你上哪儿找啊，对吧，不好找啊。”杨学林说。

（实习生李天波、张弘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