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例新说法的正义价值

摘 要：正义是千百年来一直被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所推崇和追寻的美德与理想，社会制度的正义也常常被视为进步与文明的评判标准。而法与正义则有着密切联系，正义表现为法的价值目标的一种，法律在提供正义的同时，总是试图实现正义。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主要揭示了在法的正义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以资借鉴。

关键词：法；正义；法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82-03

一、案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发生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个公交车站的一起很小的民事纠纷，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位老太在该公交站台等83路车，不慎被拥挤的上下车人群撞倒摔成了骨折，第一个下车的彭宇将其扶起并送往医院检查，后鉴定徐老太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随后徐老太指认撞人的即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并告到法院要求他承担医疗费、损失费共计13万多元。彭宇则声称自己只是好心帮忙。据他陈述，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认定徐老太是与彭宇相撞后受伤，按公平责任判令彭宇补偿徐老太损失的40%，共45 876.6元。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小女孩不予理睬，接着小悦悦被一辆小型货柜车再次碾过。之后的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均对此熟视无睹，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并将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以上两则案例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的关联。但是有人说，彭宇案的判决让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正是因为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中，法官机械地运用法律，没有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对公众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以至于在看到一个老人倒下的时候，会产生“扶还是不扶”这样的问题。在小悦悦事件中出现的那些过路人，或许并不是都没有恻隐之心，只是这样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做好事的成本太高，因而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二、通过法律实现正义

我们的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往往都要考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公德。通常来说，正义被当做社会制度和实践最基本和最需要优先性考虑的一种德性来对待。我们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确信，正义在法律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好的法律制度必然是正义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亦不可缺少正义[1]。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产生之时便被赋予了正义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称为“正义的化身”。当我们对某一部法律或者某一条法律规范进行合理性评判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到“正义”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有时候在司法或者执法过程中，我们仍在引用正义这个充满道德情感的词来评价某种行为的正当与否。可见，正义已经与自由、安全、平等、秩序、效率等一样，被认为是法的价值的重要评判标准了。

所谓正义，一般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所得与付出相称或相适应，例如功过与奖惩、贡献与回报，能相适应的便是正义，否则就是不正义；二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和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视同仁，它包含着平等的意思[2]。基于正义的考虑，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还对正义规则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即所谓的“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还他东西的法律”。[3]先不论其这样的划分有没有说服力，起码肯定了正义在法的价值中的重要地位。拿正义的标准来重新衡量审视一些今年来的案件，我们会发现，其实正义并不是那么唾手可得的。

案例一：2006年4月21日，24岁的许霆在广州市商业银行一自动取款机上取钱。由于ATM机故障，他取了1 000元后，银行卡里才扣掉1元。于是许霆分171次，共从ATM机中提取了17.1万元。之后被银行工作人员发现，许霆便携款潜逃，一年后在山西宝鸡落网。2007年底，广州市中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8年1月，许霆案被广东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同年3月，该案重审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被告人许霆的犯罪所得返还受害单位。”许霆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但是广东省高院当庭作出裁定维持原判。许霆案终于尘埃落定。

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该案在法律适用上并没有明显错误。但是为何许霆案的判决却能引起全国性的轩然大波呢？笔者以为，许霆案的一审判决中法的正义价值未能得到充分的实现，法律文本的适用与法的价值发生了背离。首先，在盗窃罪构成要件中的“秘密窃取”的认定中，混淆了“银行”和“银行工作人员”这两个概念。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动取款机本身就是金融机构。许霆取款的时候既没有砸烂取款机，使用的也是本人的实名银行卡，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取款行为自始至终是按银行设定好的程序进行的，因而我们可以将其取款行为理解为是跟银行面对面的交易，可以说“银行工作人员”事后才知道而不是“银行”事后才知道，所以许霆并不是秘密窃取[4]。其次，适用《刑法》第264条（盗窃罪）文本规范背离该条的立法目的。金融机构中存款因其公共性、大额性，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刑法作加重情节（最低位无期徒刑）是为了打击这种严重恶性犯罪行为。而很明显，许霆的取款行的社会危害性与该条的立法本意相距甚远。一审法院以盗窃金融机构定罪是违背立法本意的。最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与社会公众对许霆的这一取款行为违法性预期判断差距过大。良法并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刻在人们的心里，那才是正义之法。

案例二：2009年5月7日，杭州文二西路西城广场往东一里路，几个富家子弟在飙车，他们把马路当F1赛道。其中一辆红色赛车飞奔而过，一个路人被撞得飞了起来，这名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这个路人是个小伙子，平民百姓，名叫谭卓，浙江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的胳臂被压得很难看，脑浆流了一地。在他还没有觉察的瞬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原本，他今年准备结婚的。当时围观的人很多，都在骂这个肇事者。肇事者是杭州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富家子弟，名叫胡斌。他的态度并不好，撞死人还不当一回事。7月20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据悉，案发后胡斌亲属与被害人亲属已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胡斌亲属已赔偿并自愿补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113万元。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当事人身份地位的强烈差异：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浙大优秀毕业生。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用“杭州富二代飙车撞死浙大毕业生”这样的极具对比色彩的报道评论此案。而在案件的立案、侦查、审理一系列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可谓一波三折，如公安机关对车速为70码的认定、法院为被告人“找替身”辟谣等等，都难免让人产生被告人拿钱消灾、、司法腐败等猜想。于此相对的，是以一些法学家为代表的所谓“理性的声音”，他们认为该案中，社会舆论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媒体情绪化和一些极具煽动性的措辞可能让法官的判决偏离正义的轨道。他们还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被要求必须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过分注重社会效果而忽略了法律效果。

不可否认，在已经造成死亡的情况下，除了给肇事者以刑事处罚来给受害者家属心灵上的抚慰以外，最有实际意义的弥补方式就是物质补偿了。但如何把握补偿的限度却不容易，因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给生命“定价”，也无法定价。在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便是双方协商，有时受害方会基于民事上的补偿而在刑事上予以让步，这样的弥补就演变成了非正义的生命的交易。家属协商赔偿是意思自治，任何人都无法干涉，这种协商也最有利于双方矛盾的化解。但法律是否应当拟定一个度，给生命的赔偿定一个上限，否则，当肇事者可以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来“买命”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正义该怎么维护？法律所标榜的正义又在哪里[5]？

案例三：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2010年5月9日，已经服刑11年的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晌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2010年 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件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2010年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并对赔偿表示满意，要开始新的生活。

“赵作海”案的判决在当时没有被认定为死刑立即执行，也就表明法院早已发现该案是有问题的。但是，命案必破和司法的不独立，使得办案人员最终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从而舍弃了对正义的坚持。如果司法判决都要受到外界势力的干扰、要采取折中的办法来平衡，那么公平和正义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呢？法院中立裁判的形象必定因此而严重受损，法律的权威也将被大打折扣。刑讯逼供除了反映出公检法办案人员的渎职行为以外，还反映出他们过多地听命于上级领导的指示和行政干扰会使司法独立接受严峻的考验[6]。民众期待的司法应该是一种“服务性司法”，司法只有更加贴近普通百姓，才能获得最广泛的信任。司法人员应当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即不论何种出身和背景，都应该给予尊重；也不论案件性质如何，都应当凭着良心和正义进行衡量和裁判。“赵作海”案给法律人带来的反思是：一方面，应及时纠正冤假错案，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当通过完善机制以弥补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漏洞，通过完善监督程序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只有在司法权的行使体现出公正、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办案能够保持中立态度时，案件的判决结果才会是正义的。

结语

通过以上三则案例，我们分别可以看到，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与法的正义价值出现的背离、正义在非正义的生命的交易面前的退缩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呈现的法律“打折”之后的正义。法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正义，更在于实现正义。法的特殊品格也使它能够成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最可靠保障，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律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法谚有云：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该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不论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执法、司法、守法的一系列环节中，都需要将普遍的价值理念与具体法的性质和社会时代背景相结合，通过法律实现正义，让法律成为人们信服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周灵方.法的价值冲突与选择[J].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2011，（11）.

[2] 蔡楠楠.论正义与公平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1，（2）.

[3]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 龚志军.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实现的障碍[J].湖南法学杂志，2011，（2）.

[5] 毛福龙.对“杭州飙车案”的正义之思[J].法制与社会，2011，（5）.

[6] 吴丹红.角色扮演与刑讯逼供[J].人民检察，2008，（9）.

[7]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 张泰来.论法的正义价值[J].科教导刊，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