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居民储蓄高峰

今年头几个月，我国储蓄存款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2004年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居民储蓄余额为11．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其中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11万亿元，达到11．06万亿元，增长19．2％，增幅同比高出0．9个百分点。

近年来，居民储蓄不仅增速惊人，而且势如破竹，呈明显加速攀升的趋势2001年8月末突破7万亿元，9个月后的2002年 5月末，储蓄存款突破8万亿元；而后用了 10个月时间，到2003年2月末再猛增2万亿元，突破了10万亿；10个月之后的2003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1．06万亿元，一举突破11万亿元。

如果人们仍以短缺经济下的“强迫储蓄”概念来考量现实金融问题，则不啻为“秋行夏令”。

阿罗的困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在金融体系和资金结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居民储蓄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银行储蓄存款的超常增速及高成长性。

1978年5~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名义增长28．5％此间，我国GDP增长了28．3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9．4％，比储蓄增长速度低13．8个百分点。2003年 17．4％的储蓄存款增速，同样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幅。

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现象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外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J・阿罗就对此进行过研究，他为中国居民储蓄如此之高找出了5个可能的原因，然后，又将其一一否定。阿罗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一个困惑的现象”。

而在居民储蓄总量快速扩张的背后，则是储蓄分布的不均衡和结构性差异。

就城乡储蓄分布而言，有关数据表明，到2002年末，占全国总人口39．1％的城镇居民，拥有82．3％的储蓄存款，达到了改革以来的最高值；从人均储蓄水平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储蓄1424l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1969元，两者相差7．2倍之多。

不仅如此，在城市居民家庭之间，储蓄存款数量的分布同样也呈现不平衡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6月对城市家庭的财产调查结果，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中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4．8％和89．1％，而户均储蓄存款最少的20％家庭拥有的比例分别仅为1．2％和0，2％。

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使得居民储蓄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仅占全国储蓄存款的2％。

纷乱的金融“之谜”不仅耐人寻味且发人深思。

探启“黑匣子”

对于储蓄问题的研究，曾有学者将其形象比喻为“貌似简单的外表下隐含了太多的复杂机制，使得人们总感觉它是很容易打开，可又没完全打开的黑匣子”。

种种迹象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国现实经济中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变化，传统的经济变量(收入、利率、价格等)分析显然已经无法解释居民储蓄高增现象。

储蓄与收入密切相关，而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理应扩大消费、增加支出才对。可在高储蓄的背后，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却呈现长期下降态势。到 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77．4％，农村为73．6％，居民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仅为12．9％。这就陷入了“收入决定”的悖论。

其实，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居民未来预期谨慎等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收入对储蓄的决定作用。

国家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用以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3上升到0．46，这意味着不到20％的人口占据了80％以上的社会财富，收入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凡此种种，都会增加社会储蓄倾向，而储蓄的高增在某种程度又将进一步强化财产积累与贫富差距。

自1996年5月1日央行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至2002年2月21日连续第八次降息，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已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可是与此相反的情形却是，居民储蓄余额节节攀升。尽管通胀压力逐步显现，居民实际储蓄存款利率已经转为负值，然而大多数居民储蓄愿望依然不减。央行的2004年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选择“更多储蓄”的居民所占比例为34．7％，仍处在高位。

透析“利率失灵”谜团，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场景是：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保障转型和保障制度重建的特殊时期，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等多项制度改革远未到位，使得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储蓄力‘式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存款利率微不足道，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将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传统的储蓄存款“获利投资”功能已经弱化，而其“避风港”与“保险柜”作用日益凸显。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并向纵深推进，社会波动与震荡的可能性并未减弱，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趋谨慎。所以，总体来看，我国居民储蓄持续高增态势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 通常，价格总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所形成的价格预期，对家庭储蓄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现阶段，不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定格在通缩状态，还是摆动在通胀区间，都未能阻挡住多数居民的储蓄步伐。正因此，上游或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很难传递到下游的生活消费领域，二者形成脱节和断链。

不难看出，我国价格传导机制出现了重大变异，而其中最终消费需求无疑成为制约物价顺畅传导的最大因素。储蓄存款的居高不下，从一个侧面表明，短期内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成本推进型通胀苗头不可能转化为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换言之，爆发物价全面上涨、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很难出现。

公共替代

当从传统的经济因素中无法找寻到答案与解释时，我们便把目光转向更深的制度层面，来探求原因、进行剖析。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劳动者充分就业、企业社会化、全民利益最大化目标逐步坍塌瓦解，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提供却没能及时跟进。改革带来的震荡和利益格局的全面调整与重新分配，导致民众对未来的预期趋于谨慎，不确定性加大，由此需要有相应的“安全网”和“稳定器”，以矫正制度变迁和渐进改革中的经济社会失衡现象。

无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或现代政治学说，还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具体实践，都一再告诉人们，政府的活动范围应限定在公共领域，其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的提供乃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有之举。

而在转型国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还面临着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由此决定了这一时期不仅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且政府职能亦存在缺位并由此产生公共领域缺失现象。正因此，在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民众不得不背负起改革的代价并不由自主地成为公共产品的“自供者”，而居民储蓄则主要被用于居民未来的公共支出。

相关问卷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储蓄的持续快速增长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一是退休保障，二是医疗保险，三是对下岗和失业的担忧，四是子女教育费用。前三项都与社会保障有关，后一项也属于准公共产品支出。从居民储蓄动机来看，以养老、教育、防病等为目的的储蓄比例超过40％，且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也就是说，储蓄居高不下与公共领域的缺失和人们的后顾之忧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可以说，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储产承担着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亏损的风险，实质上是居民个人对国家金融安全作出的一种巨大贡献，而且居民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由于政府职能缺位造成的公共产品(养老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空缺的替代物。

于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居民储蓄，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性特征――就如同国防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益，却不用为此而单独付费，一个人的使用并不妨碍其他人同时使用。这种公共性主要体现为：居民储蓄在公共领域产生的替代效应、为金融体系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对渐进改革形成的支撑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数量可观的居民储蓄的强力承托，中国的渐进改革才能继续下去，金融体系方可在低效率下稳健运行。

而居民储蓄持续攀升本身也表明，民众对政府充满信心，同时对未来存有担忧。因此，加快公共领域建设，健全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项制度，切实履行职能和义务，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就成为政府转型、责任归位的题中之义。

高储蓄的负效应

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

当我们看到居民储蓄给中国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带来强力推进的时候，同样不应忽视其“负外部性”：过高的居民储蓄抑制即期消费；过快的储蓄增速易形成和加剧银行风险；非均衡的居民储蓄比例与结构分布，则会强化收入差距并引发社会矛盾和危机等。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已经由1952年的83.6％下降到2002年的58．2％，而2003年消费率又下降至 56％左右。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相伴相随的必然是过低的即期消费率，长此以往必然抑制消费。央行2004年一季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认为“更多消费(包括借债消费)最合算”的人数占比30．8％，消费意愿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储蓄的高增长也使我国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格局。2003年，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贷款、国债、企业债和股票融资的比重分别为85．1％、10％、1．0％和3．9％。不难看出，银行信贷发放占据绝对主导，直接融资比例相对较低，个人投资渠道不畅。这种过快的储蓄增速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作答的便是如何扬长避短，既发挥居民储蓄的公共替代功能，又尽可能减少其“外部不经济”?

首当其冲的恐怕在于保护居民储户的信心和利益。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改革进程越加快、内容越彻底，居民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就会随之降低。所以，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挺进，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就成为攻坚堡垒与重中之重。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文章，认为所谓“亚洲奇迹”无非是高储蓄率可以使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的廉价资金进行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而依靠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的增长不可能具有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重视制度变革、技术创新与投资效率就成为当务之急。应改变目前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状况，因为经济增长最终需落实到消费中去。但是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试图启动居民最终消费、分流储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要么收效不大，要么事倍功半。

总之，当前居民储蓄的持续快速攀升绝非简单孤立的金融现象，其背后蕴涵的深意，尚需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审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