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也谈编辑的劳动性质与劳动价值

[论文摘要]编辑活动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他们的劳动作用也日益增大，因为编辑在编辑过程中要按照编辑流程进行有序的编辑劳动，才能形成预期的成果—编辑作品，编辑劳动具有中介性和创造性。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老调重弹，实则不然。在人类跨人新世纪，面对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文化层面、文化传播、文化积淀，编辑如何重新定义就显得日益重要:人们不能囿于那种编辑不就是收集牧集材料，整理一下使之成书的那个地位不轻不重、可以不屑一顾的传统观念。可以说，编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现在人们不仅谈论书、报、刊的编辑活动，而且议论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带、录象带和光盘的编辑活动，甚至认为电脑软件、网络出版也离不开编辑活动，当然，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各有自己的特点。如图书和报纸的编辑工作就很不一样，图书讲求系统性、稳定性，报纸则讲究实效性、广泛性;书刊与广播也不一样，一个通过文字、图画、符号，一个则通过声音、语气、语调;广播和影视更有声响和音像的区别，多媒体、网络传播还可以双向进行，当然就更不同了。可见这些媒体的编辑都有各自特点，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就是都有编校加工这个劳动过程。尤其在日益讲求劳动价值的当今，更有必要探讨一下编辑的劳动性质与劳动价值，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人们似乎还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方家。

探索编辑的劳动性质问题，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在理论上搞清什么是生产劳动以及编辑的劳动职能。

什么是劳动呢?如果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单纯的劳动过程来看，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是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从单纯劳动过程来考察生产劳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个体生产者的劳动。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劳动的一切职能融合于一身，单个劳动者要参加劳动全过程。他不仅要亲手直接操作，而且要承担整个生产过程的计划、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在这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种是社会化的共同劳动过程，如高科技信息化生产过程中新型的互助互利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更加社会化，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个性化，只有协作生产才能完成任务。因此，在这里劳动的不同职能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担任，产品成为总体劳动者协作的产物。从事劳动的人不一定都亲自动手将劳动加之于劳动对象，从头到尾生产一种产品，而是只要完成总体劳动中的某一种职能就行了。马克思曾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

从这点分析出发，编辑人员的编辑过程应该属于脑力劳动的专业化的创造性劳动。它劳动的最终是产生一定形式的成果—载体。论文是科学研究中创造性思想的载体;期刊(学报)是科研成果的载体。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编辑的劳动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一样，也是生产劳动，而且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他们的劳动的生产性质更加明显，他们的劳动作用也日益增大。这是因为编辑在编辑过程中要按照编辑流程进行有序的编辑劳动，才能形成预期的成果—编辑作品(学报)。

“编辑”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大诏令集》八二卷，有“虑编辑之多缺”句。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南史·刘苞传》有:“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手自编辑，筐筐盈满”之语，其中编辑含义的容量很大，做动词理解，指的是一种劳动形式。《词源》修订本把编辑的古义概括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在出版业形成之前，编辑是成书方式的一种，即是一种劳动形式。我国古代出版机构大都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私营书坊，若后继无人就会停办。因此，编辑作为一种专业职务，在古代不具备连续性和普遍性的条件，而近代“编辑”的概念，已不同于古代，它突破了以往以文字符号为介质的范围，可听的广播、可视的影视以及新型的电子出版物等各类媒介都有自己的编辑劳动及其特色。《辞海》1989年版认为:“编辑是新闻出版和电影等机构从事组织、审读、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把编辑工作看作是出版等专业工作的一部分。编辑工作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是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分不开的。定期出版的报刊，为确保其连续性，必须设立专职的人员从事编辑工作。在我国，编辑工作是鸦片战争以后和以前形成的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

著述劳动与编辑劳动区别开来，编辑由一种劳动行为而成为一个职业名词，这是社会发展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如今对“编辑”的涵义的界定众说纷纭，从中我们也许能窥探编辑的劳动性质。

一说“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致力于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传播关系，把印刷和发行作为自己后续工作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此论抓住了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其性质是中介性的本质。但它又将编辑劳动限定于印刷媒体的编辑劳动中，概括范围失于偏狭，并且未将专业校对的活动与编辑活动区分清楚;二说“编辑劳动是著书立说劳动的社会化和扩大化的形式。”这个解释强调了编辑劳动的目的和实质在于发扬、传播，但对劳动使用的手段，对不同媒体编辑劳动的差异未曾论述;三说“编辑是在大众传播这一专业活动中，为满足受众需要，使用独特的符号系统，对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组织、编选、加工、整理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使其缔构成整体的、有系统的出版物化形态’。这一界定对现代媒体中编辑劳动的分析精到，对漫长历史上的编辑劳动涉及不足;四说编辑是“策划审理作品使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此语从揭示编辑劳动普遍的本质特征，即从编辑劳动的对象、内容、目的、性质等方面加以把握，我赞同此说。因为(1)编辑劳动的对象是“作品”(论文、文稿等)。凡进入编辑活动领域被编辑主体处理的客体，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它都是经过某种劳动创作的文化物品，可称之为作品。(2)编辑劳动的内容是“策划审理”作品。所谓策划，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策划审理是以作品为目标并由此出发、为此服务的;策划是具有预见性的活动，同时必须具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是三者的统一;策划审理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不仅仅着眼于某一点，它追求的是最.佳成效。因此，策划既是编辑主体行为的起点，又是一个过程，同时还制导着目标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考察编辑劳动，可以看出编辑劳动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最终实现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必须有良好的总体创意、谋划和决策。就一本学报来说，就包括了选题、栏目、版面等多方面的设计，在这些方面不明确，编辑劳动就会成为盲目、无的放失的行为。(3)编辑的活动目的是使作品适合“流传”。这个“流传”既可以是“保存起来流传下去”的流传(如档案编辑)，也可以是“公之于世流传开去”的流传;这个“公之于世流传开去”的流传，既可以是出版物形成的流传，也可以是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我们知道，编辑活动发展到现在，其内涵是有时代变化的，中国古代历史的早期就已存在编辑活动，早期的历史典籍就是他们来完成并传世的，这点由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变化即可看到我国编辑事业的发展和内涵的变化。中国历史典籍之所以如大浪淘沙般经久不衰，就是因为编辑具有的“缔造文化”的历史作用来完成的。这种“缔造”过程就是一种历史性的筛汰。这是一种接朝传代的永无止境的工作。当代编辑要过滤，后代的编辑也要过滤，尤其是后者，中国的典籍精品就是这样经过无数次编辑之手过滤之后传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说编辑活动的目的是使作品适合“流传”的概念。(4)编辑活动的性质是对作品的“再创造”，编辑在策划审理作品、文稿、论文时，并不是实施一种消极的、被动的、纯技术的行为，而是作为主体进行一项对客体的积极参与活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编辑同作品的作者一样，对客体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不同的是，作品的作者面对的客体是物质世界，而编辑面对的是作者的精神产品。这种体现着编辑主体对客体的创造性的劳动‘在选题的策划，文章的征集、审理、删改、编排和校对诸环节中无不表现出来。编辑要自觉地面向社会、面向作者和读者，捕捉学术信息，创造性地提炼选题，主动向作者约稿，改变那种盲目地跟随作者走，来什么稿编什么稿，“从事简单重复的劳动”的被动办刊方式。在审稿方式程序上编辑要适应电子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缩短审稿、编辑、校对的时间，简捷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信息含量，建立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快节奏的、开放的办刊模式。

从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握编辑劳动的普遍本质特征:即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于流传的再创造劳动。它具有综合性和中介性的劳动价值。

编辑的劳动能创造价值，这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中的脑力劳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理，脑力劳动也创造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劳动，但二者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生产耗费。”这里所说的“脑”，显然是指脑力劳动的耗费。因此，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形成商品的价值的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编辑的劳动既然是生产劳动中的脑力劳动，因此他们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在形成价值过程中具有自身的特点罢了。他们的劳动价值特点在于:

第一综合性。一般说，他们的劳动不是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因为他们的脑力劳动不是直接凝结在物质产品中，而是凝结在精神产品中，然后再转移到物质产品中去。他们的劳动价值综合地反映在把握时代文化发展的脉搏，以自身的素养面对客体(文稿、作品)去粗取精，剔除糟粕，保留精华的过程中，直接作用于编辑实践过程中的选题组稿，文稿的评鉴，加工取舍等，尤其重要的是，编辑对客体的积淀和选择的结果，将物化于书刊的文化品位和传播再积累的价值之中，这些产品虽然不是物质生产，却是精神产品，因为它们都表现为物，劳动就可以凝结在里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编辑正是根据一定的思想原则，以客体(文稿、作品)或相应的信息和著述材料为基础，进行创意、优选、优化、组合等综合性的精神生产过程，使精神成果适合于制作传贮载体的创造性智力劳动。

创意也称为开发或者策划、设计等，是编辑长期生活积累形成的一种意向、考虑、想法;也是每本期刊、报纸、图书问世之前，在编辑头脑中的一种潜在活动，逐步形成为方案、计划等。它从无到有、从无形到有形，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优选就是选择，编辑面对诸多的文稿，要审视何者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创意)，不能拣到篮里就是菜，必须进行选择和审选;优化则是通过编辑劳动，提高原创文稿(作品)的质量，也就是对原稿、原创作品、半成品的修改、整理和加工，是对原创作品的一种增值，是编辑创造性劳动的一种;组合也称编排、有序化。编辑部就像个装配车间，各种零件制成以后，由装配车间负责装配，不合适的零部件，或者自己加工修改，或者退回原生产部门重新制作或局部返工。再由装配车间加以组装，使之成为一种合格的机器或其他产品。物质生产需要装配车间，精神产品同样需要“装配车间”—编辑部。组合是精神产品在成品出厂之前最重要的一道综合性生产活动。比如图书，在正文审定之后，就要有目录、序、跋、注释(有的还有题解)、插图等辅文，还有版权记录、封面、扉页和全书的装祯设计等，各个部件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一本完整的图书才能出现。学报的组合工作更复杂，由栏目的组合到学报的整体组合，有时还有卷首语、编后记、版权记录、上一期差错的“更正说明”、“读者反映”等等，也是一件也不能少的。报纸的组合更为复杂，包括版面、正文的字体字号和编排、标题的大小(从社论、评论、消息报道和各种文章，直至中缝的安排)，都是缺一不可的。这种组合工作是很庞杂又很精细的，一点也不能疏漏。我们经常发现的报刊上最明显的如照片和照片的“说明”南辕北辙;图书中该有的辅文没有，目录和正文标题不符，还有首尾脱节;校对大意出现的笑话更是常见。由此，组合的工作不容易，当一个编辑更不容易，不能有丝毫大意，白纸黑字，任何疏忽，都可成为笑谈。

第二，编辑从事的劳动复杂程度高，复杂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当然比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高。在这里表现为中介性，因为编辑劳动是出版工作的关键环节，出版的传播功能正是通过编辑人员的具体劳动而实现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就其流程来说，大体可分为源体、中介，、授体三个环节。在这一链条中，编辑处于中介地位，起着联结源体(作者)、授体(读者)的作用，编辑将作者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把读者、市场、社会需求等信息反馈给作者;编辑活动也是连接精神产品生产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的纽带。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典籍汗牛充栋，而这些典籍的积累和流传正是编辑在起着传宗接代的、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中介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编辑担负着当代优秀文化的积累和传播的重任，他们的劳动价值正体现在这里，这是由编辑在文化生产中的精神劳动性质规定的。这就是说，编辑人员的主体人格是精神产品生产劳动者。如果从编辑人员的劳动产品—编辑作品加以分析，编辑劳动的主要内容是适合进人传播系统的传媒稿本的劳动创造，这一点与著作人(作者)的劳动形式基本相同。从文化传播的社会基础分析，传播是满足社会成员之间思想交流的产物，而为实现理想的传播目的，传播者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内容付诸一定形式，因为人类早期物质条件限制，传媒只是单一的载体形式。随着文化传播社会需求的扩大，传媒载体的优化发展，复制成为社会生产而商品化，编辑行动才得以逐渐独立出现。古代著作家实施著作行为，也总是以传播需要的各种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思想活动。而以他人作品为劳动对象的编辑劳动者，在审视社会文化需求，选择作品原稿进行整理加工的创造性劳动中，也都脱离不了著作活动的规律。他们所做的全部努力，除充分考虑载体必需的形式之外，就在于完善著作稿的内容和形式。这是现代编辑劳动的基本原则，他们的这种劳动价值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编辑劳动价值的中介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方式是简单机械地传递式的，把球从作者手接过来传给读者，编辑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编辑劳动是具有创造性的。认识到这些，自然对编辑劳动性质和劳动价值有一个重新的定位，对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员给以关注和尊重，这也是笔者谈论此话题的一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