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智:明是非,贵知己

时间:2022-10-29 05:38:39

大学之智:明是非,贵知己

[摘 要] “智”在儒家心目中是一种理想人格,位列三达德。与西方将“智”等同于“辩论”和“客观知识”不同,传统儒家将“智”界定在为人处世的大学问、大智慧之中。在中国古代,智被界定为:“智即知,(智者)即无所不知的人。”由于智与知之间存在同一性,所以在大多数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宗教文献中,“智”常常被写作“知”。这说明在远古中国人的头脑中,智起初是从知发展而来的。

[关键词] 儒家理论;教育;认知理解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217-1

以人文社科知识为研究核心的儒家并没有将对“智”的认知停留于外倾型的客观事物之上。(《论语・子罕》)何谓“智者不惑”呢?孙绰云:“智能辨物,故不惑。”朱熹云:“明足以烛理,故不惑。”在本质上,“明理”就是要求君子利用自己的所学与常识做到如下三点:1.明是非,辨善恶;2.善识人,贵知己;3.识时势,知当务。总体观之,“智”在儒家的理论中被赋予了至少了两层含义:一是外在的客观认知,即“格物致知”;二是内在的为人处世之学,通达“平天下”的君子之责。

反观今日的中国大学似乎缺少了儒家文化的些许“智”趣。大学将关注点放在了科研与服务经济上,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忘记了自己立德树人的根本追求,毫无疑问,大学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智者不惑”,大学要走出迷茫的路途,也将回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像一位谦谦君子那样,明是非、贵知己、识时势,用卑以自牧姿态守住自己的精神。大学之“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明是非,辨善恶

“明是非、辨善恶”并不是要说大学不分善恶是非,而是说现在的大学在利害面前忘记了单纯的是非判断。1945年,第十八届浙大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竺可桢发表名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说,告诫青年学子,“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知先后;明公私;辨是非。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只知是非,不管利害”不仅仅是竺先生对学生的叮嘱更是他对大学责任的告诫。大学必须要以社会和民族的利益为立足点,同时,由于大学具有其国际性和普世性,那么任何一国的大学都必须以人类的福祉为最高的追求,也就是儒家所谓“大同”世界。

在明是非,辨别善恶的过程中,大学必须清楚的意识到,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不能附加太多的物质利益与世俗争执,必须实事求是,更不应该有门派偏见,学霸、学阀的作风。然要保证大学做这一点,首要赋予大学的就是学术自由,大学在履行学术自由权利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大学要如实履行社会职责,将社会的福利作为学术自由之基。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与美国学院联合会(ACC)经过长达15年的思索与努力终于达成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声明》开篇写道:“大学是为了社会共同利益而存在,并非追求教师个人利益或学校自身利益。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就必须保障大学教师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阐释。”因此,大学的智慧之一就在于明是非,辨善恶,知道自己是谁而存在,自己的价值取向,一旦坚定了自己的价值立场,走向“十字街头”的大学也不会有太多的迷茫。

二、善识人,贵知己

大学“善识人”“贵知己”是指大学要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化,不能一味的沉浸在自己的“象牙塔”中。英国学者阿什比用“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来论述自己对大学的认识与理解。他认为,“遗传”是大学对自己应有文化的传承而“环境”则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大学在适应外部环境的同时,一定不能丢弃的是自己对学术自身的守持。有数据显示:“1900年12家最大的企业中,到了2000年只有一家仍然存在。然而1900年12所最大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一百年后每一所大学都依然存在并持续发展”。故此,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在2012年11月北京论坛上提出:“大学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即便全社会已失去了理性,它依然能够提供理性的思考与教育。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引导之上。”

所以,一所富有智慧的大学是能够将“戴尔菲神殿上的那句铭文(‘认识你自己’)”时刻铭记的大学。当世界风雨变化,世间沧桑易辙,大学总是能够以合适的形式改变着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但是又能够像“大学”这个名字一样,从不改变自己对学术和理性的坚守,从不忘记自己为人类谋福利的历史使命。

三、识时势,知当务

“识时势,知当务”较为恰当的解释可能是《论语・颜回》中所言“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其本质意思就是在合适和恰当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而做这些事情的前提是这些事情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处世之道。所以,“识时势,知当务”一定是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之上的。也可以说,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判断“时势”与“当务”是不是利于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这就要求大学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和考量当前的形式对自己使命与责任的意义。如果大学过于保守,那么就应该走出去,多参与社会生产与服务,利用理性的力量去引导社会的发展,做到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即教会”;如果大学过于开放,那么就应该退回“象牙塔”,不要过多的涉足经济利益,更不能因为眼前的物质利益而荒废了大学最为久远的使命与责任,毕竟大学要“为历史与未来负责”。大学要在社会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更要警醒的关注自己的状态,在社会过多干预到大学学术发展的时候全身而退。把“入世”与“出世”巧妙的融为一体,既能够解社会亟需,又能够不为“近功”而舍弃“远利”,这才是大学“识时势,知当务”的最好状态。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沃特・梅兹格.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4]波恩鲍姆.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崔华平(1988-),女,汉族,河北故城人,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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