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论文

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促进农村社会和谐，首先要发展农村生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农村生产力的落后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农村生产力发展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本文基于农村调研和对“三农”问题的感悟，提出与农业规模经营相关的几个宏观性问题和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国民经济中的农业特性

在农村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存在片面发展工业的倾向。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认为，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农业发展上，而应该放在发展工业上。这种认识看到了工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思想根源。其问题在于忽视了农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在农业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工业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其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农业的现实状况，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高度一致：在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下，传统农业所能提供给农民的收入处于极低的水平上，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外出打工，土地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能靠土地过上好日子。

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可以实现对农业的完全替代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定要削弱农业吗?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农业的现实状态是产生轻视农业发展重要性的实践根源，但绝不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理性表现，这一现实状态不是我们舍弃农业的理由，而是应该对农业更加关注的信号。

笔者认为，在思想认识上纠正这一偏差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具有的特性。

从相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小农业”，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规律已经被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这里的“小”是指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从绝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大农业”，农业所提供的农产品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的产业组织规模通过国家在基础层面的投入增加、专业化协作体系、农业生产新的组织形式、城乡之间联系的拓展等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里的“大”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外部表征。

从质上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强农业”，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具有较强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支撑现代农业的高度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这里的“强”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内在规定性。

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小、大、强”模式，以此描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特性。“小”可以指引我们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大”可以提醒我们处理好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可以引导我们依据农业的产业特质，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为新农村建设继而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农业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产业要素的配置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因素组成：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经营主体（农户）数量、人均耕地、经营方式和劳动工具。

在农业产业要素配置结构中，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带有不确定性；农户数量大约为2.4亿户，人均耕地为1.3亩，农户数量和人均耕地表现为一种硬约束；采取分散的经营方式，这表现为一种制度选择；劳动工具在关键环节主要采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在现实的经营制度中，劳动工具同样在进步，如农作物成熟后雇用收割机收获，使用自有的三轮车运送肥料等。但是，这些进步出现在产前和产后环节，而未出现在产中环节，不会对农业产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状态的形成同农业的发展水平相关，也同农业的经营制度相关。现代农业的建立一定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性变革。由此可以判断，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产业特质是不匹配的。

二、产业体系中的工业和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现在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机制可以促使农业的持续发展进而使之趋向于现代农业。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割裂国民经济中的产业联系，按照强烈的产业偏好，集中资源发展单一产业的战略选择难以实现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统一。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把握产业关联的能力，在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1.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贯穿整个工业化过程，是农业和工业产业关联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使农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基于这一理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持肯定态度，地方政府也将组织了多少农民外出打工当作政绩。农业劳动力外出就业，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这些应该给以充分肯定。但是，现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却产生了对农业产业的实质性损害，虽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应将这一持续性的经济现象放在产业体系中去观察和体味，在总量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结构效能判断，在区域和产业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社会效能判断。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和逻辑思维可以证实：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区域性转移在效能上存在差异，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区域多是就地转移，而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则主要是异地转移，这一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效能差异；农业劳动力中不同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在效能上是不同的，高素质劳动力的过多转移可能掩盖着对农业持续发展的威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去向以及具体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在效能上也是不同的，从事和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工作可以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带动效应。

在众多经济现象中，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我们仅仅从总体上观察劳动力转移问题时，看到的往往都是正效应，而掩盖了可能存在的负效应。因此，对劳动力转移盲目肯定的倾向应予纠正。我们认为，较好的劳动力转移结构应该是：就地转移的比重逐渐提高；一定数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而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领域和农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依据我们的思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特别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拐点：由异地转移为主转向就地转移为主，由较多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单向转出到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业内部甚至是出现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内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与农业较少产业关联的领域转向与农业具有更加密切产业关联的领域。当然，这几个拐点出现的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劳动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流动必然由“实现较高要素价值”的取向所决定。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流向及其结构作为检验现代农业建设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信号。

2.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资本转移问题

农业生产力的现实状态是现实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自然结果，这一进程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有的制度集合已经难以为农业生产力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点应该集中到如何在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现代农业。我们认为，建立现代农业就是要将现代生产方式嫁接到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领域，而承担这一使命的载体是资本。因此，资本进入农业是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成长的必然选择。

资本进入农业，是工农业之间要素流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在现实的经济格局下，诱发农业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资本要素不可能以农业内部的资本形成为主，农业中资本要素的形成来源在一定时期内将以工业资本的转移为主，而引发资本投向结构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则是农业具有比工业资本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当然，这一规定不具有整体意义，只要处在较低收益率的工业投资低于任一农业项目的投资收益率，这一资本转移就可能发生。这一现象既可能由于工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而发生，也可能由于农业投资收益率的上升而发生，或者是两者同时出现而发生。市场机制的产业均衡效能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稳步推进使工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转移具有现实可能性。

资本进入农业，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新的突破。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由此构成资本进入农业的一个巨大障碍。如果依靠农村生产力自然成长形成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最近几年国家已经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可以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方面的投入还会继续增加。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利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形成农村基础设施的立体投入系统，提高各类投入的效能，以尽快形成资本的进入环境。我们往往将基础设施仅仅理解为硬件，从实践层面来看，还应该包括资本文化的建构。硬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进入门槛，软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留住资本。

资本进入农业，还要变革现有的土地经营制度。因为分散的土地经营制度阻断了资本进入农业的路径。一提起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人们可能马上想到废除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将土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一些人也以此为依据论证不能改变现有的经营制度。制度演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现有经营制度基础上产生新的经营方式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农民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工业化进程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利益机会－务工收入稳定地高于农业收入－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在支撑农民生活提高方面的作用下降－农民产生放弃耕种土地的意愿－在获得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自愿出让土地经营权－新的农业经营制度产生。值得强调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农民（原有农民和新进入的农业经营者）以新的经营方式从事农业。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创新所提供的利益空间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一部分农民放弃原有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体现在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3.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工业发展问题

正像片面工业化倾向不能最终完全替代农业一样，建设现代农业也不能将工业彻底排除在农村之外。农村工业化在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工业重要性认知产生的原因。而在现阶段，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招商引资，徐州市就有一个发展基础较好的县级市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千条路，万条路，招商引资是出路。应该看到招商引资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重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1）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指标，将指标分解到所辖的机关事业单位，并制定具有刚性的考核办法。这一做法使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2）人们在重视招商引资发展效能的同时，忽视了对招商引资成本的计量。招商引资在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总量、提升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效能的取得是以一定的成本付出为前提的，这些成本应该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土地资源成本、基础条件成本、行政资源成本，除了这些直接成本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应的社会成本，如项目产生的环境污染与职业损害、过分强调招商引资对其他经济和社会事务产生的不良影响等等。经济活动的意义只有在成本和收益的相对关系中才会存在。如果按照这一理念去观察现实中的招商引资，一部分招商引资活动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3）强烈而普遍的招商引资需求最终会将需求方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招商引资在一定阶段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手段，但不是唯一的发展手段。现实中存在的片面招商引资倾向使招商引资需求急剧膨胀，由此形成需求方之间激烈的“买方竞争”，而这种格局最终迫使需求方作出利益让步，使其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而同时供给方则待价而沽，坐收渔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于资本规模的形成、资本投资方向在产业和区域方面具有的相对优势、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意愿、资本投入过程和运作过程是否具有基本满意的效率等等。

笔者认为，应该提倡理性招商引资，除了以上问题之外还要思考如何在引进外来资本的同时发挥当地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资本的趋利性决定资本的流动性，引进资本之后应该将重点转向稳定资本，使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要关注引进资本的产业关联，形成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避免因招商引资出现新一轮产业趋同；要关注引进资本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在片面工业化理念中，如果还存在关联理念的话，这种关联也仅仅体现在工业内部的关联之上；各个招商引资项目都会面临产品乃至产业寿命问题，由此决定了还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衔接问题，在发挥招商引资项目现有功能的同时，为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条件，使资本在现有空间中完成产业蜕变，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潜能。

在产业体系的框架之内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可以实现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以实现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统一，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支持。

三、农村生产力成长中的“产业－空间”结构

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既然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存在共生性，就必然存在农业和工业的现实结构，这种结构首先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其次表现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再次还表现为一种“产业一空间”结构。以上三种表现形式的集合构成农村生产力的成长状态。因此，农村生产力的成长是一个产业概念，既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内涵的提升，也包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城市化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这一空间概念的表现形式。这样，农村生产力的成长就是一个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据此，我们将产业视角和空间视角融为一体，就得到了表示农村生产力成长状态的“产业一空间”布局。这一布局的要点可以表述如下：

1.在空间层面上，分为村镇、中心镇、县及县级市、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及以上城市，与此空间层面相对应的产业分别是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工业中心、服务业中心、金融中心等。

各空间层次和产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全面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是这并不会影响问题的本质：在宏观层面上必须形成既有相对分工，又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功能体系。

2.县及县级市将逐渐成为工业中心。

这一理念的形成来自于对工业化进程的现实思考，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工业项目遍地开花，村村办工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地损害了基层组织的公信力，损毁了农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工业中心的形成来自于上聚和下移两种形式，工业本身所拥有的集聚效应必然诱导分布在县级以下的现存工业向上聚集。与此同时，则是分布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工业向下转移至县及县级市。与这种工业中心的形成同时发生的是其逐渐承担起与其产业定位相适应的产业使命。

3.在城乡一体化的制度结构中，产业分工是做强产业的基础，而产业协同则维系分工的存在并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激励。

因此，在这一布局结构中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内生于结构本身。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功能定位、具有内在关联、相互支持的产业体系，并且在空间上通过专业化协作连为一体。现代农业的依存环境可以说明这一特性。

4.这一结构不是一种现实描述，而是一种趋势描述。前文所述的村村办工业、一些镇不加选择地引进各类工业项目、农村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等现象都和这一结构相距甚远。但是，趋势背后的内在规定性最终会引导经济活动实现这一趋势。揭示这一趋势意在尽可能地实现理性发展，以降低发展的成本，扩大发展的效能。

5.农村生产力的空间载体是村、镇，农村生产力的产业载体主要是现代农业，少数中心镇仅仅承担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使命。

面对农业十分弱小的现实，这一匹配预见可能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将出现“基础空心”。但是，在农业产业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农业中，在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下，在产业支持机制和互动机制建立起来的条件下，我们就能理解这一匹配构想。

6.这一构想是一种基本状态。

国家之大，且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决定了发展格局的多样性，出现与基本状态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另外，人们也可能以苏南和发达地区的情况否定这一构想，我要说的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之路可以为我们所复制吗?其发展模式的经济性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吗?所谓“村村像城镇，镇镇像乡村”的现象希望能给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之路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