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兆阳及其《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结合当时文艺界对秦兆阳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态势，既反对将政治与艺术相隔离，也反对单纯“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文学应当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生活，提倡写矛盾冲突。

关键词：秦兆阳 现实主义 批判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编辑。建国后，秦兆阳同志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1957年他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文，以及他力主推出的脱离公式化概念，20年后被誉为“重放的鲜花”的一批作品而受到批判，蒙受不白之冤。从1958年起，到1978年，下放广西长达20年。1979年秦兆阳回到北京后，于1980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1987年离休后继续担任《当代》主编至今。他还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

一.《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产生始末

1.《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创作背景

1955年，秦兆阳被调为《人民文学》副主编，根据上面的精神，针对《人民文学》当时面临的困境，拟定了一个《<人民文学>改进方案》。主要内容是：极力扩大读者范围，及时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不能光强调一面）;既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作品，也发表大胆反映矛盾冲突和揭示问题的作品。“不提倡那种不痛不痒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的创作;”提倡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开辟评论、短论、创作谈等栏目;每一期都要写《编者的话》，表明自己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与作者、读者谈心。总之改变那种冷静地、客观地摆作品的编辑方法，形成有主观、有声音、有感情、有热情的编辑方法。总之，刊物要有鲜明的面貌。[2]随后，《人民文学》自1956年3月号开始，刊登了《风雨之夜》等反映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1956年5月号就刊登了一些工人群众的诗歌。6月号上又刊登了几篇有关儿童的作品。为了加强刊物的战斗性、群众性，必须紧贴生活，关心现实，适应群众的思想要求。这种做法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任务。

1956年5月下，长陆定一对首都文艺界作了一个长篇报告，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精神是在学术问题上提倡民主的争鸣的空气，在创作问题上提倡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周扬同志主持一个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会上决定，凡言之成理的文章皆可以发表，可以讨论。[3]当时由于茅盾、冯雪峰等老同志急于要“放”，而《人民日报》改版后，刘白羽也力催刊物“放”，在这种情况下，秦兆阳开始构思《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论文。

2.提倡现实主义，强调干预生活

1953年苏联新上任的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典型不是某种统计的平均数，这就是说典型可以有特殊性;第二个问题是应该有新的果戈理和谢德林。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文学艺术也可以有讽刺性的作品。[4]在这种言论的影响下，秦兆阳撰写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论文，反对粉饰生活，提倡干预生活，提倡写矛盾冲突。

秦兆阳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5]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秦兆阳认为，这种“结合”必然会导致真实性的丧失。因为社会主义现实要求艺术家真实地描写现实，但是“同时”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那就是说，好像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6]

3.对秦兆阳的批判

当初有一篇批判秦兆阳同志的文章这样认为：“用主观主义的诡辩来模糊事物的界限，正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在文艺上，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旧现实主义的区别，模糊社会主义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承认，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去巩固资产阶级制度，就是解除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意志，就是削弱社会主义思想对劳动主义的影响。[7]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照亮了生活的深刻的进程，人们通过它才能真正真实地反映生活;秦兆阳却从根本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原则，从而取消了革命作家自觉的思想武装，使作家们失去其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力量。其结果，只能堕落到依从于他们所谓的“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的盲目自发论。[8]

上述两种批判皆在指出秦兆阳是资产阶级分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实质是要帮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在1979年《重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指出，秦兆阳大可不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上大做文章，完全可以讨论怎样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的更好。但就笔者而言，秦兆阳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反驳，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在当时上面急于“放”的情况下，秦兆阳也不会想到这篇论文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且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秦兆阳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明了：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从古以来就没有所谓的无倾向性的文学，所谓纯艺术的文学，更没有没有人民性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在我们这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在这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代里，特别是针对那些所谓艺术至上主义者、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者、人性论者等等，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劳动人民服务等原则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作家们企图游离于伟大的群众斗争和重大的社会变化之外，把自己蜷缩在知识分子狭小的个人主义的生活圈子和思想领域里，他怎么可能脚步坚实地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呢？怎么能够反映出人民的和时代的真实面貌来呢？怎么可能不去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呢？怎么可能不歪曲现实呢？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它应该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都分，但它同时也是要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更加完美――更加提高其对于现实和对于艺术的自觉性。

反右运动中人们批判秦兆阳的事实正好也是秦兆阳所批判的，但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人们不予承认也不予改正。理论上对浪漫主义的片面强调和误解，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就像茅盾同志在一九五九年所论的：“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把革命浪漫主义误解为浮夸、空想的作品，小说方面比较少，戏曲方面就比较多些，民歌方面就更多了。”

二.秦兆阳的现实主义观念

最近15年，秦兆阳在担任《当代》主编期间，提出了明确的办刊思想。他强调《当代》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突出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强调刊物发表的作品要引导读者积极向上，要在刊物上体现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强调要不断发现和支持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新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贡献，强调《当代》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要跟着“风”跑。

我们通常所说的“写新人物”，实际上就是指的写普通人物中的先进人物，这种影响和我们自己种种的教条主义思想接合起来了。例如，由于我们习惯于机械地用文学去对人民群众做一般的宣传，于是大家都只去注意那些普通的面貌相似的人物形象，只去注意那些对各种政策表明态度的人物，只去注意一般性的所谓新品质和落后思想。现实主义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作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

为什么秦兆阳认为现实主义才是广阔的道路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实主义的原则，就是生活本身所给予的原则，它以生活为源泉，从生活出发解决各种创作上的问题。生活是艺术的土壤，艺术是生活的花朵，只有根深才能叶茂，花也开得更红; 离开了生活的土壤，艺术之花就会枯萎、雕零。现实主义原则，就是要求艺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的原则。现实主义的天地是很大的，生活有多么广阔，它的领域就有多么广阔。这样大的天地和广阔的领域，最有利于发挥艺术家的才能和风格。如果说这种原则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生活本身的限制。[9]

秦兆阳所说的对政治作过于狭隘的理解，主要是指机械地要求文艺配合当前的每一个任务，既不考虑文艺为政治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要求，也不考虑文艺本身的规律和特点，更不考虑各种体裁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以及作家自身的条件。

所以现实主义应该是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的态度和方法。

参考文献

[1]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1956年09期。

[2]何直（秦兆阳）：《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06期。

[3]秦兆阳口述，秦晴、陈恭怀整理：《我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由来》，《新文学史料》，2011年04期。

[4]何西来，安凡，田中木：《重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学评论》，1979年04期。

[5]严文井：《评“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8年09期。

[6]刘白羽：《秦兆阳的破产――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文学》，1958年09期。

[7]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03期。

[8]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02期。

[9]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南方文坛》，2002年02期。

[10]俞兆平著：《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1]杨春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

[12]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

注 释

[1]《秦兆阳生平》，《当代》，1995年第1期。

[2]秦兆阳口述，秦晴、陈恭怀整理：《我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由来》，《新文学史料》，2011年04期，第4～11页。

[3]秦兆阳口述，秦晴、陈恭怀整理：《我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由来》，《新文学史料》，2011年04期，第4～11页。

[4]同上。

[5]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1956年09期。

[6]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1956年09期。

[7]何西来，安凡，田中木：《重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学评论》，1979年04期。

[8]刘白羽：《秦兆阳的破产――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文学》，1958年09期。

[9]何西来，安凡，田中木：《重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学评论》，1979年04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