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或荒野中的路

事实上，试图在文学批评的概念中，寻找文学批评的价值、目的或取向，不止是徒劳的，也是荒谬的。当批评时而仅仅作为词汇的存在，闪动于群山和河水的远方，一切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如此简单，而当批评仿佛一个睡饱了的孩子，在我们眼前醒来，一切又都变得如此慌乱、棘手与窘迫。仿佛《维特根斯坦笔记》中，奥地利人格里尔柏尔策尔说的：“在远方巨大的目标之间徘徊时多么的容易，而要抓住眼前的事物是多么艰难”。而这一切，也同时是多么美妙。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从杰姆逊、伊格尔顿、布鲁姆、德里达、到福柯、尼采、斯特劳斯、塞义德、索绪尔，从哲学到文学，从文学到美学，从文本到批评，这些人类时间与空间史上，众多熠熠闪光的精神与灵魂，于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般的旋律与音乐的传奇语境中，哲学复活、文学流转、批评思量再思量。对批评的思考，注定是惊心动魄的，许多时候，我们会陷入自身的悖论，言说与失语，作品内与外，已难辩彼此。语言所能抵达的，忽然如斯遥远又如斯近在咫尺。

阅读的障碍无限创造着阅读的，这是自己无比珍重的慰藉。也许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结构还是解构，文本之内还是文本之外，他们在有关解构的目标等方面永远存在着矛盾的心绪，而也许这更接近批评自身沉默的灵魂，就像德里达说的“解构绝不可能有最后的结论，因为它的洞见，无可回避地要以修辞的方法来表述，而这种修辞本身又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解构阅读”。

这忽而惊人的迷惑，不由让人一瞬想起“博尔赫斯的镜子”，永远的无尽的永恒，也同样是永远的无尽的孤独。或者这便是批评时而带给人类的虚无吗？而这显然不是批评的真正意义。也许批评的真正面目，或者说批评的灵魂是孩子，简洁，纯真，宽容，直接，充满神秘地直觉和洞见，也充满不可言说的夺人之美。也像诗，原初的、被爱琴海岸的萨福抱在怀中的竖琴，在月夜中弹唱的那些惊异的句式。也有犹疑。比如“布鲁姆和他的《史蒂文生：我们的本土诗人》，读起来就颇有趣味。该书一开始，布鲁姆就把史蒂文生归入了伟大的浪漫主义传统一脉，但考虑到艾略特以及英国现代派诗人们与那一传统的格格不入，所以他又力图宣称浪漫主义在现代应该更适宜美利坚本土。”此间不经意的矛盾，散映多少神性与人性，心灵与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批评的光辉。

德里达在《白色神话》中所言的，“那种认为意识在理性的纯净之光中，能向自身显现或在场，并能摆脱晦暗不明的各种文本性圈套的想法，只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难圆的梦境”，其实并

非梦境，或者说更像是蓝色的神话，像黄昏或拂晓时，天际蓝色的辉光，安静，诧异而真实着。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E. Said），美籍巴勒斯坦裔著名的文学学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始作俑者，被批评界公认的“仍然健在的最后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通才（a Renaissance man），在他的《文本、世界和批评家》（1979）中探讨了这样一种情形：“文本总有其一定的环境和场景，而其意义和用法又总是过着一种不同的后世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具有不可还原的当世性”，这样对文本的诠释与界定，本身就是充满动人的魔力，这魔力就像德国诗人香茨的诗句说的那样：令夜晚不愿睡去，令白昼不愿醒来。

任何文本，都是作者飞翔的灵魂，在“存在与时间”中猝不及防的秘密着陆，一次奇异的“密境”中的安放，而有时也许作者自身对这秘密的全部内涵，也未尽知，也因此，文字与文本有了不可言说的张力，与诸多无尽的可能。而至少批评的意义之一，应该就是努力接近这密境的一次次探秘，不只是发现和评判，“彻底脱离现象学描述的层面”之后，批评所要做的，是透过文本的缝隙与微光，透过无数迷人而细碎的表述，捕获作者的灵魂的完整光辉，并与其共同抵达这样的“密境”，也为读者重建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这里有唤醒，发现，思考，也有怀疑，惊叹，甚至绝望。而最重要的，这是一处通往批评“总体性”的路口，而“总体性”，既是批评的方向，也是灵魂。

“坚持总体性，注重整合性，是杰姆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学的基本要义。但我们同时还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我们所需要的批评，是扎根于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我们所需要的批评家，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仅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实践性、历史叙事的宏大性、价值取向的包容性上看，也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唯有马克思主义批评，才最有资格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灵魂与根基。”这是我的一位老师在文章《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的一段话，如此令人过目难忘，其意义与力量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整个世界都在“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的此在当下，我相信每个读到的人，都会在其间找到不同侧面的拯救，就好像经历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思想旅程。也包括下面的这句：“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总体性批评，而我们当下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以唯物史观为真正基础的总体性视野。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也是指全面把握现实的方法。总体性要求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总体加以考察，不仅要把握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要把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卢卡奇说：人应该渴望总体性。在此意义上，所谓批评的危机，其实可以理解为总体性的危机，人们对批评的失望也许正是表达了对总体性的强烈渴望。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都有责任向人们提供总体性的思考。”

有了“对总体性的渴望”，有了对危机的思考，而其实，我们似乎仍然无法跨越对文化批评的意义的追问，究竟何为批评的意义？是对文本及作者精神的深度而丰富的解读，还是从神秘主义出发的，徜徉于形而上下之间的，对此所做的颠覆与重建，也或者说，是以神秘主义的灵魂，对作者的精神气质与文本，所进行的结构与解构。不是好与坏，更非对与错，而也许只是拆解、探秘，发现，甚至是提问。

亚里士多德在他著名的《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归于历史学家的。若在这样的语境中说到批评，那批评无疑就是描述事情深处的事情，背后的事情，被时间或心灵遮蔽或遗忘的事情，甚至是根本未被发现的事情。有时我们与自己的心灵斗争，有时我们加入更多心灵的斗争，而我们的目的大致相似：为真正的批评找到路径和入口，为真正的批评家找到理想中的意义，为文学与文本找到荒野中的道路与栖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