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母教文化发展论文

一、中国当代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型

传统中国社会的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男子(主要指成年男子)主要管理家庭之外大大小小的社会事务如治国理政、保家卫国、商贾农耕，国治与否、天下太平与否责任就在他们身上，人君、人臣、人子、人夫、人父是他们既定的社会角色。社会是男子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舞台，他们人生价值主要体现在继承家学德业与仕宦立功上，即如何为学与为官。女子(主要指成年女子)主要管理家庭内部所有的事情，包括照顾年迈的父母亲、教养子女、孝养舅姑、敦亲睦族、纺织中馈，家齐与否就看她们，人妾、人女、人妇、人母是她们既定的社会角色，家庭是她们施展才德的人生主舞台，相夫教子，维护家庭礼法、秩序、安稳是她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当然，她们并非与社会事务隔绝，绝不介入，她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主要通过教子来完成，并不直接介入家庭以外的社会事务之中(历史上也有直接参与、介入社会事务的女子如北魏胡太后，唐武则天，宋佘太君、穆桂英等，但这只是少数)。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学的输入，受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观念的影响，中国女性开始正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她们视家庭专制为“牢笼”，要打破要挣脱，传统中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治国、女人齐家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女性不再安于古之以来既定的人妻、人媳、人母的社会角色分工，她们要求取得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平等权利，和男性一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求从共同的人性层面来理解男人和女人，认为只有人，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只有人性，没有母性”成为她们对抗男性权威的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口号_。一些女性甚至拒绝与“男’相对应的性别、角色特征，不愿成为人妇、人母，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和男性一起参与职场的竞争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国女性的觉醒与出走，有人称好，有人不安。“五四”以来直至今天，关于“女性的出走与回家”、“女性是否该工作”的讨论、争论一直不休，人们或从男性立场出发，或从女性立场出发，见见智，但都无法给出一个令男人、女人双方信服的理由和结论。

二、中国当代母教文化发展现状

传统中国社会中，结了婚的女性只需于家教养子女、奉养公婆、敦亲睦族、纺织中馈即可；当代社会中的女性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做好工作，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能够内外兼顾、家庭工作两不误的不多。较之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母教，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母教存在以下状况：

(一)生养分离

生养分离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农村母亲和留守儿童身上。据全国妇联2008年2月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总数已达5800万人，其中52．86％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儿童中的25．56％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5．72％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11．58％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33％的父亲、25％的母亲外出5年以上I。2013年5月IOH，全国妇联又《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研究者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增至6102．55万人，其中46．74％留儿童父母双双外出，32．67％的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居住，10．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_起居住，还有3．3的留守儿童单独居住，高达205．刀人。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其中30％在儿童出生1—3个月外出，相当数量留守婴儿由于母亲外出不能得到足够时间的母乳喂养p。以上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成长岁月中得不到母亲的养护。如果说留守儿童的出现是由于农村父母生养分离造成，那么寄养儿童的出现则是因为城镇父母与孩子生养分离造成。许多城镇父母是因为工作、学习、事业等原因没时间照顾孩子，而有些则是教育观念使然，在孩子刚会说话的时候即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或者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或者周日送去周五接回，一天或一周只见孩子一面。这种情况在都市高级白领或富裕阶层家庭之中最为常见。这些家庭因为经济条件好，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完全托付给保姆照顾，孩子长大一点稍能自理就送去贵族学校，交给老师照顾。由于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太少，孩子和母亲的感情非常生疏，不愿意跟母亲说话，甚至不愿意跟母亲单独相处，反倒和保姆的感情深。《论语•阳货第十七》中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孩子三岁之前非常幼小脆弱，容易受到伤害，需要父母亲(主要是母亲)时刻抱在怀里呵护着，因为这三年之抱，所以父母去世之后，孩子也要守三年的孝以报父母三年的怀抱之爱。父母如果只是给孩子吃饱穿暖供他(她)上最好的学校，那不过是孟子所说的“犬马之养”，而非‘人养”。‘人养”除让孩子吃饱穿暖外，还要有母亲的陪伴，让孩子感受到温暖的怀抱、慈爱的眼神、温柔的话语、肌肤的。中国人常用“有无教养”来评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教”和“养”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养”即是“教”，“教”在“养”中完成。孩子在与母亲的朝夕相处中，观察并模仿她待人(己)接物时的言行举止，这是一种不言之教，对孩子一生才情气性的养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养是需要一定相处的空间和时间的，然而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分工的变化确实让众多的母亲没法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养之教之。事实早已表明，母亲的抚养是任何人包括父亲都无法取代的。一般来说，在中国孩子的世界里，母亲的存在远比父亲的存在重要。传统中国人看待母子关系非常感性，认为母子血肉相连，孩子在母体里经过10个月的孕育然后生出，孩子的出生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掉下来了，母亲对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肉”必定会呵护备至，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对母亲的依恋情结。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密不可分的成分。中国人把母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算是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然而，西方文化的输入与影响，让中国孩子与母亲从那个曾经共同居住的脑区中分离出来，造成了中国当下社会母亲与孩子生养分离的尴尬处境。

(二)不容乐观的母教

当下母亲并非都不施教，但母亲施教的状况不容乐观。首先，城镇的母亲存在重养失教、重智轻德的施教偏差。对于孩子的养，城镇母亲可说是费尽了心思，从孩子还在娘胎的时候就开始讲究吃什么、补什么。出生之后，关于孩子的口腹之养，母亲们想尽各种办法提供给孩子她们认为的最安全最营养的食品；至于教的方面，孩子刚会说话，母亲即送他(她)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从幼儿园开始，给他(她)选择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和老师。母亲只管于其中接送或陪读，其余则完全交由老师来完成，而不必像古代的母亲，既要亲自课读，教孩子识字、通经，还要教孩子如何为人处世，从小就对他们进行品格的陶冶和砥砺。但是，当代母亲的劳心劳力似乎并不是都能换来孩子的感恩之情，从各种媒体上我们不难看到、听到不少大中小城镇好孩子、好学生残杀母亲的事件。在讨论这些弑母事件发生的根源时，很多讨论者都归咎于现行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完善；归咎于学校和老师，认为学校忽视了学生的品格之教，老师督导不严或太严，以致于学生走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上的各级各类教育部门、林林种种的教育培训机构，他们能够给予孩子的也不过是知识的授受、生存技能的培训(即“智教”)，孩子良好品性的养成(即“德教”)只能由家庭尤其是家庭中与孩子相处时间最多、最了解孩子个性的母亲来承担。其次，农村母亲存在养教两失的施教状况。养教两失是农村母教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现象。近年来，大量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和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成长岁月中既得不到母亲的养，也得不到母亲的教。现实已表明，如果孩子在其成长的岁月中没有母亲的朝夕相伴，其后果是严重的。心理障碍、情感缺陷、人格扭曲等问题，对城里孩子来说是因为母爱太过造成，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却是因为母爱严重缺失而导致。近年来，尽管农村留儿童的生存和教育现状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予以改善，各级各地的相关部门也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诸如建立留剖儿童之家、留守儿童活动室、寻找妈妈、指导培训留儿童的监护人，等等。但笔者认为，国家政策法规再完善，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工作做得再仔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爱心再大再多，都不如建立农村母亲的生活保障机制，切实改善农村母亲的生存环境，帮助她们解决实际的生存问题，让她们重新回归家庭，还留守儿童一位能够朝夕陪伴他们看着他们长大的母亲。以上所述是农村母教其中的一面。农村母教的另一面是母亲不能教。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一是因为贫困，二是因为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童失学现象严重。有很多落后贫困地区的女孩在小学毕业后就被迫辍学，到城市打工养家糊口，无法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这些孩子长大之后都有可能成为人母，但她们或者是文盲或者教育程度不高，且绝大部分处于生活贫困、身体孱弱的状态之中，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应当承当的教养孩子的责任，她们没有能力去完成。据笔者长期以来的观察，中国农村当中，母亲(包括父亲)没有能力教孩子是农村母教的突出现象。当孩子不听话或做错事时，母亲(包括父亲)先是骂，骂了还是不听不改即拳脚、棍棒加身，除了骂和打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去教育孩子。单纯惩罚的教育，很多时候会带来孩子更大的逆反，这样的教最终等于无教。

三、中国当代母教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的历史表明，母教不可或缺，事关家国命运和民族兴衰的问题。中国当代母教要走出当前的困局，寻求新的发展，其路有三。

(一)回归优秀传统，向传统寻求发展的智慧

当下母教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何在?是接纳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还是回归传统、向传统寻求发展的智慧?众多崇尚西学的人士以为，中国当下母教的许多失误是中国传统观念所致，因此，需要对“中国传统观念”进行拷问，解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与人的禁锢，以求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们还以为，造成目前中国家庭教育的困局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到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故我们解决当下母教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学习。笔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母教观念具有合理性，正是其合理性，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豪杰在母教之中走出来，承继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命脉，使得中华文化不断走向辉煌，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中断的文明。将某些人认为的先进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母教理念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学者在一两百年前提出的所谓的家庭教育理念、母教理念，我们的祖先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已提出并形成体系。比如“胎教”问题，西人称“早教”。“早教”的观念十几年前从西方引进，引进之后形成了异常火爆的早教市场，市场份额已经达到千亿元规模。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中国的早教理论就已形成并且成熟完善，从《列女传•母仪》《韩诗外传•孟母教子》《大戴礼记•保傅》《论衡•命义》《新书•胎教》等典籍的记载及历代名母教子的案例看，中国人的早教观念远比西方早教理念先进、系统、完善且具极强的可操作性。如中国人为人讲“慎始”，不仅其生之后要讲，其未生之时也要讲，故母亲对子女的教化自胎儿形成之日已经开始，此为胎教。如母亲怀孕之时，要做到“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这么做是为了保证腹中胎儿的营养与安全。为让孩子出生以后“形容端正”，“才德过人’，怀孕期间，母亲要注意调控、理顺自己的情绪。人的情绪受其所见、所闻影响，所以母亲的情绪调控要从眼睛、耳朵做起，多看悦目的、正色的事物，多听和柔愉悦、平和中正的音声：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母亲对于外界的一切“音声滋味”，都要“以礼节之”，不可“邪视”，“妄听”，“妄吃”I6l。孩子出生之后，十岁之前，若是儿子，母亲品格上教之“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勤苦、节俭、宽厚”；经业方面教之书史、礼经、艺术等，包括择友、政事、军事等内容；若是女儿，除教之基本生存技能和家庭常务及如何为人妇、母外，也要教其经史诗书画及其他于日后为人妇、母所需的德性、才艺。可见，中国传统的早教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全面的人生奠基性的教育。中国传统母教中可供后人借鉴的智慧因子与值得传承的观念，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列出很多，篇幅有限，择列以上，余不一一。中国传统母教观念非常先进，是我们漠视甚至抛弃了我们的传统。因为漠视和抛弃，我们失去了成长的根基，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对此，笔者提议回归传统母教，从传统母教文化中吸收有利于当代母教文化发展的养分，以对中国当代家庭教育有所裨益。回归母教传统，并非如某些众论所言：让女性回家，做全职妈妈，而是整个社会尤其是女性在观念上应有所转变，认识到“闺门万化之原””，“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母德在教”不是男权社会压抑女性的文化缰绳。观念转变了，才能在行为上作出改变。

(二)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予以重新估价，给予家庭教育

尤其是母教以应有的权重传统中国非常看重家庭教育，母亲自觉承担起“胎养子孙，以渐教化，以成其德，致其功业”的责任，奠立“家齐”之基，开启“治国”、“平天下”之门。汉代以来，尽管中央朝廷及各地方官府设立的官学(相当今日的学校教育)在中国人的受教史上作用不小，但家庭教育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孩子基本的教育格局及人格养成均在家庭之内，由母亲来承担主要的责任。随着西学的传人，现代学校陆续开办，家庭母教的功能逐渐减弱。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全面兴办学校教育，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则完全或绝大部分托付给了学校和老师，家庭及母教更加被边缘化，其功能几近被人淡忘。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教育日显綦重，父母对孩子教育投入的力度也在加大。但绝大多数父母的教育投入还是在学校教育上做文章，如给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好的补习老师，让他(她)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培训班等。父母把孩子完全交给了学校和老师，对学校～些不合理的做法也全力支持与配合甚至迎合。由于父母赋予了学校与老师太大的权重，以致忽略了家庭及自身的责任。随着这种重学校、轻家庭的教育弊端日显，人们开始意识到家庭是子女教育更为重要的场所，但这还未成为社会共识。笔者认为，要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必须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予以重新的估价，给家庭教育尤其给母教以应有的权重。这需要社会三方的共同努力：一是学术界通过对家庭教育及母教问题不断的多方面的讨论，引起全社会尤其是为人父母者的关注与思考，使得家庭教育与母教观念深入人心，扩大其影响力；二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就业及社会生活参与等方面要给母亲及育龄女性以政策上与行动上的支持；三是为人父母尤其是为人之母要认识到家庭远比学校更重要，再好的学校也比不过一个普通的家庭，再厉害的老师也不如一位平凡的母亲，家庭才是孩子最好的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也是一辈子最好的老师。母亲不仅是孩子生命的创造者，更是孩子灵魂造就者。作为母亲，当紧握教育之大权，把自己孩子的教育权完全交付给他人是一件不负责任和极其危险的事情。上述三方，若缺了任何一方的努力，则此路不通；唯有三方共同努力，此路才通畅。

(三)提高母亲的教育素质，保证母教良好运行

母教綦重，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执行者，作为教育者的母亲若其教育素质低下，是没办法承担起教育的任务的，如部分城镇、村屯及“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母亲。母亲要想教育好孩子，自己首先得接受教育，但这个教育和一般的教育不同，必须是针对母亲的教育，即教其如何为母、如何教子的教育。提高母亲教育素养不仅是母亲(包括所有愿意为人母的女性)个人的责任，除了母亲自身的自觉受教，更需国家、社会的大力帮扶。总而言之，提高母亲素质，保证母教良好运行是社会、国家、家庭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近年来，我们国家和社会在提高母亲教育素养方面也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200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副校长韦穗递交大会发言，呼吁把对母亲的教育列入基本国策，并建议人大应该组织法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等起草《母亲教育法》，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几乎是同一时间，天津市妇联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母亲教育”工程。该工程以“弘扬母亲精神，提高妇女素质，提升家庭教育水平，促进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宗旨，通过施教于母亲，提高妇女思想道德素质；通过母亲素质的提高，影响家庭与社会，言传身教于未成年人，促其健康成长；通过母亲和未成年人的进步，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构筑“母亲播种爱、子女传承爱、人类充满爱、世界享有爱”的精神生态链，使更多的“自然母亲”成为“合格母亲”，为未成年人营造幸福和谐的成长环境『刚。此外，于2006年4月20日开始实施“百万母亲进学堂”活动计划，拟在5年内使天津市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母亲中的50％能够接受到较为规范的家庭教育知识培训和学习[1”。天津市的“母亲教育”工程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在提高母亲素质、呼吁社会关注母亲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之后，湖南长沙，浙江宁波、奉化、慈溪，湖北宜昌、襄樊，黑龙江五常，河北邯郸，河南洛阳，山东烟台，天津，江苏常州，安徽铜陵等地先后启动“母亲素养工程”，通过成立母教协会、举办“母亲素质培训班”、开设母教课程和讲座、创办母亲教育网站等形式，对子女在18岁以下，处于婴幼儿期、儿期、青春期的母亲群体开展普及型教育培训活动。与此同时，其他社会组织和教育机构也主办了系列的母亲教育活动，如中央音乐学院于2008年发起的“母亲音乐教育工程”，包括创建音乐教育培训中心，创建母亲音乐教育网等子工程，旨在通过提高母亲音乐素养，提升孩子的音乐修养，使孩子更加健康、全面地成长。

然而，女性做了母亲才接受如何为母的教育未免有些滞后，传统中国的母亲教育从母亲还是女娃的时候已经开始。“教女为切要”，教女“学养子而后嫁”是传统中国母教文化的基本观念，并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欲家国兴崛，天下太平，当从教女如何为母开始，这一教育理念极具前瞻性，值得今日林林种种的“母亲教育”工程借鉴，于“母亲教育”工程中受惠或参与其中活动的对象应当不限于有子女的母亲群体，还应包括所有愿意成为人母的女性。

作者：王伟萍 单位：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