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经济问题与思考

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二个多月，成千上万的群众在纽约街头上游行示威，声讨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贪婪与欺诈，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抗议当局在失业问题上的救助无能。

这股抗议浪潮不仅蔓延到美国上千个城市，而且波及到全球八十多个国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抗议者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占领”运动背后又暴露了美国哪些深层次问题？国内外有不少评说。笔者认为，这背后有诸多经济问题或根源值得思考。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展与未来

2011年，当美国军界为击毙“拉登”之举酬志满怀的时候，当美国政界为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频频出招的时候，当美国民众为纪念“9.11”事件10周年而表达悲情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发生在美国心脏地带的“占领”行动悄然爆发。

9月17日，只有几百名年轻人参与的、以和平静坐的形式抗议华尔街金融大佬挥霍无度、缺乏自律的活动在纽约街头出现了。发起者将之命名为“占领华尔街”行动。起初，人们并不认为这些人会闹出什么动静，但几天之后，参与静坐的人数逐步增加到上千人，只是当维护秩序的警察以“堵塞交通”的违法名义拘捕了200多人的时候，才开始有了“动静”，支援和同情者迅速增加。

10月5日，爆发了自“占领”行动开始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估计有上万人参加，其中，有失业者、有高校学生、有部分工会组织；还有一些社会名流贤达也参加了支持者行列，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华尔街大亨索罗斯、巴菲特，以及相当多的作家、知识分子、好莱坞名流等。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审慎地承认这一抗议运动表达了老百姓的挫折感，他说“华尔街就是不守规矩的典范”。继10月5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美国“占领华尔街”行动急剧地演变为“占领华盛顿”、“占领芝加哥”、“占领洛杉机”、“占领旧金山”以及“占领高校”等等，几乎演变为“占领美国所有地方”的运动，波及到美国847个城市。

10月15日，“占领”运动又默默地演变为全球的统一“占领”行动，这一天成为世界各国支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世界统一行动之日。除美国之外，大约6千名英国民众参加了当天的“占领伦敦证交所”抗议行动；同日约5000名德国各界民众聚集在德国法兰克福市的歌德广场举行主题为“占领欧洲央行”的抗议活动；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及日本、韩国等地也发生了同样的“占领”行动。截止10月17日，“占领” 活动扩至全球82个国家的951座城市。

11月15日凌晨，美国警方开展突击行动，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进行了强制清场，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

11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满两个月之时，又发生了上千人要冲击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受到警方的拦截，并逮捕了200多人。美国警方的强制行动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这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尽管来势汹涌，波及面广，但抗议活动既无明确目标，又无具体政治诉求。抗议者举着“我们代表99％的社会”的牌子，喊着“华尔街需为一切危机负责”、“向华尔街征税”、“将金钱踢出选举”、“我们要工作”等口号。显然，抗议者不是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要奥巴马政府，它与独裁者统治下的民众抗议运动还有区别。要知道，抗议者中有很多人不是失业者，而是一些有工作、有财产的人，但所有的人都表达了对美国现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所谓“民主”、“公平”的不满，可以说美国社会正在兴起一股新的民主运动思潮。

引发这场运动有一点是必须提及的，它没有任何组织者去发动，而是由美国一家杂志网站在网上倡议发起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从华尔街波及到美国全社会各个角落，影响到全世界近百个国家，也没有任何领袖人物去号召，而是通过互联网去传达消息，实现统一行动的。可以说，这场运动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社会运动趋势。

美国警察的强制清场行动虽然可以一时驱走抗议者，但不可能驱走人们的信念，各种新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会继续。只要这种新的民主运动思潮继续发展，发生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突发性的社会问题，都有可能重新点燃这种“占领”行动。

二、“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经济问题

“占领华尔街”不是政治运动，它的背后涉及到更多的是美国的经济制度问题。为什么这次运动的发起者要定名为“占领华尔街”行动？为什么抗议者的矛头要直指华尔街的金融大佬？这本身就提醒我们，应该从华尔街发生的问题中去寻找这场运动背后的经济原因。

（一）华尔街的金融统治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第一次伤及到了美国人“借钱消费”的生活方式

自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所掌控的世界金融机构和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建立了超强的、统治世界的金融帝国，华尔街从一开始就是金融帝国的大本营。几十年来，华尔街的精英们策划一次又一次金融欺诈，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战争，从世界各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使美国成为了最富强的国家，也使美国公民最早过上了高福利、高工资、高消费的生活。

当华尔街的大佬们把世界财富得心应手地把玩于手心的时候，它们也为美国公民创造了可怕的“借钱消费”的神话：任何一个无业者都可以通过银行担保，零首付买房；都可以参与高杠杆消费、高杠杆投资的风险游戏，以实现发财的梦想。金融大鳄们本无意伤害本国公民，却未想到把金融泡沫玩到了极限，玩“爆炸”了，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国公民的发财梦破碎了。很多美国人因此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安逸的生活，感受到了没有钱的日子不好过。冤有头、债有主，华尔街玩火没有烧到自家房子，却殃及到美国广大民众，这迟早要讨个说法，华尔街自然地就成了这场运动的冲击对象。

（二）华尔街的强势金融业制造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使美国民众受到经济低迷与高失业的困扰

在美国经济中，强大的金融业虽然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额外财富，但也制造了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由于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一方面给美国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机发财的机会，包括众多的金融中介机构、基金及金融衍生品的推销等，另一方面因为促使大量的工业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也使很多美国人失去了生产劳动的岗位。这种在金融泡沫掩盖下的经济失衡，其实就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最深层的原因。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这种以虚拟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却受到极大的吹捧，误导人们只需要消费，不需要生产，经济就能快速发展。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创造实际财富的能力在不断削弱，政府的公共债务在不断上升。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债务剧增、失业率居高不下，使美国民众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是1.9%，2008年实际GDP增长率是-0.3%，2009年实际GDP增长率是-3.5%，尽管美国经济2010年止跌回升，但仍然复苏乏力。在此期间，失业率一直在9%至10%高位徘徊。自2007年12月以来，美国共有超过800万人失去工作，美国人储蓄率很低，没有工作意味着生活马上陷入窘境。加上失业人群大多数都是低收入阶层和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他们只能靠信贷过日子，长期经济增长低迷与寻找工作难度让他们失去了耐性，生活的难艰与失业的沮丧成为了一部分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直接原因。

（三）华尔街的贪婪制造了金融泡沫，也扩大了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美国社会阶层99%的民众与1%的对立

任何私有制社会都存在社会分配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变化。美国自罗斯福“新政”起，为了缓和国内的劳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缩小分配差距，在1950-1970年代期间，美国的收入差距是历史上最小的，最富有1%的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为10%左右，最富有10%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仅为35%左右。但从80年代始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因为美国自80年代后其金融业统治了美国经济，开始制造金融泡沫，通过高杠杆使原始的财富成倍增值，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老板则可以从中获得成倍增长的利润。尽管华尔街大佬们的年收入动辄以数千万美元计，有的甚至达到上亿美元，但他们对财富的贪婪无厌，使他们更热衷地去制造金融泡沫，结果使财富更快地向富人手中集中。据统计，在1993-2008期间，最富有1%美国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3.94%，而其余99%的人收入仅年均增长0.75%，在这期间收入增长的52%为最富有1%的人群占据。当金融泡沫破灭之后，99%的美国人都感受到了利益受到伤害，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1%富人们照样过着富贵奢侈的生活。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众产生的不满和愤怒，自然会对准华尔街。

（四）华尔街因绑架政府使其在危机之后受到保护，严重地挫伤了美国人民所奉行的所谓“公正、公平”的价值观

在美国社会，一向提倡个人奋斗，风险自担，没有例外。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成了例外。美国政府面对著名的跨国汽车公司福特、通用的破产危机，显得无动于衷，而对制造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却大施援手。布什政府时期就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116家接受救助的银行，却向600名高管发放的福利达到近16亿美元，高管们拿着常人无法企及的七八位数的高薪，领着高额奖金和巨额分红；奥巴马政府虽然出台了金融监管法案，但华尔街仍然我行我素。美国政府甘心用纳税人的钱为救助华尔街买单，是因为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

长期以来，华尔街的大亨们用金钱参选，控制议会，使华尔街的任何获利行动都可以获得议会支持，甚至出台相应法律，这就形成了“华尔街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制度。众所周知，2007年华尔街已是风雨飘摇，华尔街券商的股票价格缩水25%，已公布裁员至少6200人，但是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当年共向186000名员工支付656亿美元的薪资和福利，其中60%是年终奖金。华尔街的奖金超过斯里兰卡、黎巴嫩和保加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219198美元奖金是美国2006年家庭收入总值的四倍多。危机刚刚过去的2010年，华尔街派出了1350亿美元的年终奖，再度改写历史，令公众错愕不已。面对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强势，美国民众发现自己成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替罪羊，发现美国社会所推崇的“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受到了华尔街的践踏。向华尔街讨回公道，也就成为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驱动力。

三、面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几点思考

有人把2011年称为“暴动”之年。当西方媒体还沉浸在“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兴奋之时，西方发达国家却相继暴发了西班牙、希腊大游行、伦敦暴乱，以及此次波及到全球的“占领”运动。尤其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心脏地区的“占领”运动，其根源确实发人深省，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了资本主义面临着深层危机

资本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其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能解决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它也会导致市场失灵、贪婪与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解决这对矛盾方法就是巧妙拿捏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当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会导致政府失灵与效率低下；反过来，当人们过多相信市场神奇的力量，也就不可避兔地导致社会失衡与周期性经济危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三十来年，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保守主义占上风，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过度挤压政府干预和过度相信市场力量成为时髦。私有化、全球化、金融创新、放松管制与减税等成为美国政府的首选政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指出，70年代后出现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运动以及80年代的里根主义革命，奉行市场不受管制地发展、打压可以保障劳工的工会以及政府不断出台减税政策（如今收入在前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率比1970年低了三分之一），从而导致美国社会两极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保守主义势力与新自由主义是大资本原始力量在政治上与意识形态上的代表。一旦政府放松对市场与大资本力量的管制，那么社会走向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把收入分配两极化归结为高科技与全球化所导致的，看来是有失公允的。

(二) 应对高失业与经济周期波动需要新的经济思想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一片争议声中，美国政府实行了奥巴马“新政”：（1）财政刺激：对居民减税，对中小企业减税以及扩大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2）币金融政策: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迅速展开对金融体系的救援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3）贸易政策：采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4）新能源环保政策。尽管这套组合拳在抗击金融危机过程中收到一些效果，但美国失业率仍然高达9%以上，而且目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在此过程中，令人感到吊诡：当过份强调市场与放忪监督导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时，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克大师是主张扩大政府监管与加强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美国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三年过去，当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欧美大国以及中国收效甚微时，201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姆斯(C.Sims)和纽约大学的萨金特(T.Sargent)，其中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该学派在货币主义否定政府财政政策的基础上，主张更彻底地放任经济自由竞争。其实，在笔看来，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面临今天发达国家经济日益非实体化与经济全球化，都是无能为力的。事实是，我们需要宏观经济思想的新突破。

(三) 资本主义的高福利制度具有不可持续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家对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夺，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实践，似乎完全巅覆了这一经典预言。二战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劳资冲突明显缓和。当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为解除饥饿或贪困问题而苦苦争扎之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国民已经过上了高福利、高工资、高消费的生活。这一变化恐怕连当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难以想象，但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一变化归功于市场经济的神奇力量也未必正确。

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民之所以能过上富裕生活，一方面是靠这些国家拥有的政治优势、军事优势、科技优势和金融优势，掠夺了世界各国的大量财富（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国家出于缓解劳资矛盾的政治需要，大力推行消费至上的经济政策：政治家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大力推行各种高福利、高收入政策；银行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涧，大力推行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然而，长期寅吃卯粮的生活总有难以为继的时候，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美国和欧盟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都印证了资本主义的高福利制度具有不可持续性。特别是今年以来，希腊诸国因债务危机迫使政府削减高福利开支，导致广大国民掀起了走上街头反抗政府的运动。这种反抗政府的运动会不会成为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值得我们关注。如果美国也发生了高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的问题，美国民众自然也会走上街头反抗政府，那下一次“占领华尔街”会演变为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就更值得我们关注。

(四) 转嫁危机并不是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出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强国遇到内外深层政治经济危机时，就可能出现转嫁经济危机的政策，甚至通过谋求战争来解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出现这一人类悲惨的一幕。尽管二十一世纪人类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今非昔比，但此种旧思维仍然残存在美国一些政客与精英人士的脑袋里。

目前，美国正面临着一场由盛转衰的深层危机，加上高失业率与蔓延至全国的“占领”运动，使奥巴马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危机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由战后近二十年的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时期进入“滞胀”阶段，到了80年代后日本经济大有超过美国的势头，尤其是日美双方贸易保持大量的顺差，但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迫使日本政府签暑了《广岛协议》，此后随着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使日本付出高昂的代价。2007年发生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就一心想把中国作为“替罪羊”，并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中国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提升了30%以上，但美国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并不愿意放过中国。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针对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制裁法案，其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国签下新版的《广岛协议》，为转嫁其经济危机铺路。事实上，美国这种“害人不利已”的做法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中美两大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唯有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才是振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