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对培养人性和追求正义的积极意义

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这本书中，以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为例，揭露和批判了济学及功利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一种诗性正义，一种建构在文学和情感基础上的正义和司法标准。本文从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想象力、旁观者视角和保持警惕、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诗人作为裁判四个方面去探讨文学对培养人性和追求正义的积极意义。

一、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想象力

生而为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物种，作为亿万人类中的一个个体，其在以自身的独特性面对群体的丰富性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认知的局限性。人类从出生开始，基因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性别、种族、成长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但差异性并不一定会成为隔阂、矛盾、冲突的来源，因为人类还可以通过阅读认识世界。

从情感角度来说，文学作品能带给人丰富的情感体验。尤其是痛苦、恐惧、悲伤等刺激人类产生怜悯、同情等共鸣的人性中的脆弱体验，可以使个体能够面对易被自身忽视的、不曾思考、难以理解的、置身于自身之外的关于他人生命的可能性。正是这种体验和思考使人的认知和想象力丰富起来。这种想象力是拥有完整人性所必备的，有了这样的想象力，人类才会拥有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可能，否则将会导致社会的迟钝和冷漠。

文学作品是人性的反映，文学史即是一部人类心灵史，透过文学作品，人类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审视时代的特性――超越和局限。但不是每个时代，实际上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完全给所有人提供真正自由的成长空间，当人性受到时代和制度的限制时，文学作品便会显现出自身的超越性。玛莎・努斯鲍姆从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读出了经济学功利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揭露。小说隐喻性的畅想能力，让人们看到了《1984》政治性预言的准确和批判。

因而，文学作品能够带给人丰富的情感体验并培养人类想象力，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同情、理解、尊敬、怜悯、理智、洞察力、批判精神等都是人性的可贵之处。

二、旁观者视角和保持警惕

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中立性”的旁观者视角，在读者自身没有卷入阅读事件中去时，也自然不会产生涉及自身安全和诸如快乐一类情感的想法，这种距离保证了读者审视的客观性，也即是说在丰富的情感体验内，有客观的理性作为公正判断的保证。与此同时，旁观者视角还为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审视渠道。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旁观者的同情心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思考，即如果自己处于同样悲惨情境的情形会是什么感受，同时――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有能力以当下的理性和判断力来考虑，又是什么感受。”

好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刺激性，而历史与社会科学作品通常没有，一个人可能会被告知他所处社会中的人们的许多事情后，仍旧同这些信息保持距离。另外，新闻和历史常常关注偶然事件，而文学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人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通常是一种普遍可能，因而文学作品能够刺穿人类自我保护的外壳，让人类与痛苦对抗，直面被回避的事实。即使是旁观者，也会被触动，不得不思索这些可能性与自身生命的内在联系。

文学作品的隐喻性，让读者能把一件事物想象成另一件事物，能从一件事物中看到另一件事物。对于可能性的畅想和思考，能让人类对于习以为常的传统保持警惕，旁观者视角为读者提供了避免当局者迷的理性思考条件，这种警惕性对于个人，乃至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不受时代约束，能在大环境中保持清醒，超越时代的思想，才能指引人类进步。

三、对个体生命的关注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塑造了一名宣传自己只相信“事实”的教育家，“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玛莎・努斯鲍姆对将人当作物来对待的态度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这种功利主义用一种僵化的、物化的视角来看待具有独特性的人和人性，在《艰难时事》中，西丝被她功利主义的教师告知，在一个有一百万居民的“巨大城镇”里，只有二十五人饿死在街上。然后问她对此怎么想――也许他希望得到的回答是满意于数字这么小。而西丝的回答却是“不管其余的人有一百万，或者是一亿，反正那些挨饿的人总一样艰难”。同样，不关注个体生命的人，从集体视角出发，在事故和灾难中，只关心死亡率的数字，可是再低的百分比对于那些死者的亲属和朋友来说，也意味着一无所有。当人被当作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每天重复运转，损坏了就被换掉时，我们不会知道，在哪一个瞬间他们便会抛弃这个世界，因为死亡总是悄无声息，而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是如此。有关富士康员工跳楼的消息每年都有，最近的一起，发生在2016年8月。而这些从楼顶一跃而下的生命，最终只会成为一行数据。

好的文学作品会挖掘主人公内在丰富的人性，个体的独立性、差异性也都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展现。不关注个体生命的人是麻木不仁慈，由其组成的社会也必定是冷漠的，其独立个体的公平正义也难以得到保障。玛莎・努斯鲍姆举了狱警声称搜查犯人违禁品却故意损毁犯人合法私人财产――照片和信件的法律案件。作者认为“以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遍情形来衡量，一个囚犯在囚房里拥有的物品和仅仅剩余的一点隐私不值一文。然而，以一个犯人的立场来看，这种剩余的隐私可能标志了奴隶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区别”。关注个体生命就会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体会其艰难处境和不悖乎人性的挣扎，不被媒体偏见和政治立场左右，把人当作人去理解、同情和尊重。

四、诗人作为裁判

玛莎・努斯鲍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出应当让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以达到“诗性正义”这一标准，因为诗人是复杂事务的仲裁人。

在讨论这一部分之前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作者并不是站在基于规则之治的道德推理的对立面。作者认为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如果用移情的想象来替代已有的法律规则将会导致廉价同情，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作者之所以要捍卫文学想象，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坚持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须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同我们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这样一种伦理立场可以包容规则与正式审判程序，包括包容经济学提倡的途径。此外，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

如今人类对基础的是非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但人性是复杂和独特的，也常常出现争议，正是案件的复杂性值得人类去探讨正义如何被彰显。正义需要中立，但不是一种和冷漠的普遍性相连的中立性，而是一种和丰富的历史具体性相连的中立性；不是和准确科学的抽象性相连，而是和一种人类世界观相连。诗人作为裁判适用于特殊案件的历史复杂性和人类复杂性，这种裁判是建构在文学和情感基础的正义之上的，这或许可以成为弥补现有司法正义存在缺陷的途径。

（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