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还是儿童吗

快乐、活泼好动、纯真、行为上的自发性、有羞耻感与神秘感、欲望满足的延迟性等，是儿童之所以为儿童的标识，但儿童的这些标识正变得模糊不清，正在消失。儿童标识的消失即“儿童的消失”。

儿童已不活泼。儿童天性活泼、好动，他们无拘无束，充满活力。但时下，许多儿童已难见其有活泼、好动的天性。为了使儿童能专注于学习而出色地完成种种学习任务，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往往被我们成人看作不利于学习的因素，被视为对学习的妨碍，甚至被视为学习成功的敌人，进而我们成人要求儿童的身体必须服从其大脑，影响他们大脑智力活动的任何身体活动都被视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邪恶的。因而对他们身体的各种机能、各种活动进行严密监视、严格控制、严加管束。久而久之，本应活泼的儿童已不活泼，本来充满活力的儿童已无甚活力。

儿童已不快乐。儿童天性快乐、无忧无虑。他们个个都是十足的“乐天派”。就儿童快乐的天性，幼儿园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幼儿园老师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即当老师不快乐时，小朋友们见到老师也是快乐的；当老师是快乐的时候，小朋友更快乐。当他们沉浸于自发性活动时，当他们与其他同学一起嬉戏、玩耍时，他们快乐无比。但如今儿童快乐的天性正在消失。沉重的课业负担使他们快乐不起来。他们总是充满焦虑，甚至忧心忡忡。他们整日为作业焦虑，为考试焦虑。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儿童在大多数时候都不快乐。

我们成人都希望儿童快乐，没有做家长的不乐见自己子女快乐的。当然，在成人中也有不乐见儿童快乐者，因为他们认为快乐的情绪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学业成功的。因而为了使儿童能够潜心学习，我们成人总要操控儿童的情绪，总要采取措施让儿童“收敛”起他们的快乐。在我们成人的情绪操控下，儿童想快乐也不得不抑制快乐，也不敢快乐。

儿童已更少自发性。人的自发性有两个特点。一是无意识性，即人的某些行为是其无意识的结果，如发呆、情不自禁、触景生情等；二是非外控性，即人的行为意识的自主性。与“自发性”行为意识相对应的是行为意识的“接受性”或“被动性”。儿童天性自发，他们会自发、主动地从事各类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在各类自发性的活动中，他们的身心愉悦，且身心得以发展。例如，在自发性的活动中，他们的体质得以增强，智力得以发展，德性得以萌生，良好品行得以生成……他们总是沉浸于有益于身心发展的各种自发性活动。但如今儿童更少有自发性。他们自发性的空间和时间被严重挤压。他们的校内生活是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校外的生活也因成为“上班”一族（参加各类培训班）和过多的课外作业而高度组织化、纪律化；这种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生活严重限制了儿童的自发性，使他们的情不自禁的幻想、不由自主的想象和自发地与同伴游戏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使他们不仅少有自发性想象的空间，而且少有自发性的观察、模仿、学习。对他们来说，凡学习似乎都是外在强制使然。

儿童对年长者世界已没有好奇心、神秘感。儿童对年长者包括我们成年人的生活，有着浓郁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本质上是儿童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感到神秘。儿童因神秘感而对世界充满好奇，因神秘感而对未来满怀向往和憧憬。但他们的这种神秘感正在消失。似乎所有的他们要奔向的未来已没有任何深度，似乎他们的整个未来已全部压缩而平摊在他们面前。例如，中小学生对大学生活是倍感神秘的。但如今许多中小学生对大学生活已没有太多的神秘感了。为了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他们所在学校以夏令营或别的形式组织他们游览、参观过几个大学校园。

儿童正在失去羞耻感。美国儿童学专家尼尔·波兹曼曾说：“……成人和儿童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在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暴露给他们。”[1]在种种秘密中，性秘密正是我们当下以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或科学的方式暴露给儿童的秘密之一。对于年幼儿童的性疑惑，本应是不问不答的。但如今我们却以所谓科学的性教育方式，以露骨地形式主动向儿童揭示性秘密；如今的互联网和一些影视剧等也都在向儿童解密着性秘密。儿童已然生活在性无所遮掩的环境中。因而，性对许多儿童来说已完全不是秘密。儿童天生就对性有羞耻感。但如今无所遮掩的性环境使儿童对性已没有羞耻感。他们中的一部分虽然在成人面前不谈论性，却在与同伴包括与异性同伴的交往中，谈论性和讲黄色笑话、“黄色段子”如成人那般自然，并且他们将诸如此类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时髦，看作成熟的标志。他们对待性的羞耻感普遍降低，有的儿童已完全没有羞耻感；与此同时，儿童的性犯罪、第一次性关系发生的年龄都在提前。“……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1]从这一意义来说，儿童对性的羞耻心的缺失，表征的是童年的消失。

儿童已很功利。儿童做事是不讲功利的。体验快乐、满足好奇心是他们从事某项活动的最大的收获，是活动本身给予他们的最大的奖励，“让我们观察孩子；他从来就不懒惰；稍微给一点鼓励，甚至不用鼓励，他们就会忙着玩耍、问一些问题、编一些故事，也不用什么刺激，只是活动本身产生的乐趣。”[2]但如今儿童有着与我们成年人一样的功利心。学习对他们而言是为了有个好成绩，好成绩是为了能上好学校，上好学校是为了有份好工作。儿童自小就被这一功利链条紧锁。不好说他们对学习已是利益熏心，但他们已是带着强烈的功利心来看待学习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有一栏节目叫“我要上春晚”。2011年，有个年仅四岁叫邓明（化名）的小朋友也来上这栏节目与其他人角逐上“春晚”的机会。舞台上，他表演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豫剧。邓明表演完，节目主持人问邓明：“你的豫剧唱得这么好，台下一定练得很辛苦吧？”邓明回答道：“是很辛苦。”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很辛苦还要练呢？” 邓明回答道：“很辛苦也值呀！因为我要上春晚。”主持人又问：“你为什么要上春晚呀？” 邓明回答：“上春晚能够出名！”如今，有着与邓明一样功利心的小朋友，一定不在少数。

儿童对欲望满足迫不急待。对儿童来说，超出其正常生理需求的物欲满足应是延迟性的。延迟欲望满足才使儿童成为儿童。因为对于成长中的儿童，延迟欲望满足有利于他们意志品质的发展和道德感的形成。但如今，当孩子无论提出何种物质需求时，很少有家长能克制不立即满足孩子的。几乎是孩子有什么要求，家长就会尽可能地尽快满足。在家庭，当孩子提出购买手机、电脑等物品的要求时，很多有条件的家庭会马上满足孩子的要求。因而如今整日陪伴孩子的物品已与成人厮守的物品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消费已然成人化。儿童欲望满足的非延迟性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后果是使儿童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且往往将自身需要看作是不折不扣而应当满足的。这样，久而久之，使他们只重视自身利益。最近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认为北京大学等高校正在培养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而实际情况是，现在不是要等到一个人上了大学我们才开始将他培养成为个人主义者，我们对孩子物欲需求的非延迟性满足方式，从小就在将孩子培养为个人主义者。

以上“儿童的消失”的症候在不同的儿童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上幼儿园比不上幼儿园的儿童失去更多的天性。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存在较严重的学科化倾向。为了使学科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幼儿园老师会普遍要求小朋友如中小学生般遵守课堂纪律，象中小学生那样静坐。在老师眼里，遵守课堂纪律、静坐功夫强的斯文孩子是好孩子，活泼好动则是坏品质。因为活泼好动的小朋友违反了课堂纪律。因而与那些没有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相比，上幼儿园的许多小朋友在长期的课堂纪律的约束下，其活力远不如不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从这一意义来说，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越多，意味着越多的小朋友失去了更多的儿童作为儿童的天性。现今，政府比以前更重视发展学前教育。这本是好事。但从儿童发展的角度看，在学前教育的学科化倾向未得到扼制的情况下，与其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还不如不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

城市儿童较之农村儿童的童年更不像童年。这一是因为相对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的物质条件总体上更好，因而城市家庭的孩子的欲望满足更多的是非延迟性的，而农村孩子的欲望满足因他们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更多的是延迟性的。二是因为城市儿童远离自然，相对农村儿童更少亲近自然。这正如有人所描述的，城市儿童“每天能看到汽车，看到钱；看不到日出与日落，看不到地平线”“天天听机械的声音，听人类放声叫卖的声音；听不到鸟儿的啼叫、林子的籁响”“可以得到各种电动玩具，但无处可以捉到一只星斑天牛或金龟子”。[3]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总体上更早地失去童年。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结构主要是“四二一”式。“四二一”式亲子关系结构与“四二二”或“四二三”式等亲子关系结构相比，后者因子女更多，家长养育子女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同时家长对子女的关照度则会相应地减少。这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多，儿童自发性的、自主的空间越大。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因长辈的精力更好而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他们的任何行为都被置于成人的监视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他们的童年早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长的视线。他们是在近距离的或零距离的人盯人战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独生子女更少自发性。另外，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被溺爱的概率更大，因而独生子女中有戾气、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朋友更多，丧失纯真的小朋友也越多。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毁掉孩子童年的不是敌视孩子的人，而是爱他的身边的亲人。再者，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的物质条件更好，加上溺爱的几率更大，因而独生子女的欲望更容易获得即时的满足。可以这样说，我欲求，我便能得到即刻的满足而不是延迟满足是许多独生子女欲求满足的模式。这种模式还会在他们离开家庭、走上工作岗位后得以延续。换言之，他们这种欲求满足模式还会影响他们的成年生活。

注：

[1]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 .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14.

[2] [美]埃里希·弗罗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243-244.

[3] 苇岸.现代孩子[J].视野，201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