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凤莲与卡门人物形象比较

时间:2022-10-27 10:14:58

戴凤莲与卡门人物形象比较

摘 要:戴凤莲是莫言《红高粱》中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美丽聪慧,勇于反抗,追求自由,蔑视礼法制度,具有强悍的生命力,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而在19世纪的法国,作家梅里美的笔下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女性人物――卡门。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女性身上有着相似的迷人风姿。本文试图跨越遥远时空,将这两位女性的形象进行比较,并探究其形成原因。

关键词:戴凤莲;卡门;形象;比较

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人物画廊里,卡门毫无疑问是绽放异彩的一个。她以其独特的姿态吸引着众多读者。她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让人又爱又恨,又着迷又害怕靠近,这也使其成为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而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莫言小说《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卡门的风姿。虽然隔着遥远的时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女性人物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1 美丽动人,聪慧能干

无论是卡门还是戴凤莲,在作家笔下都富有女性的独特魅力。从外形上看,戴凤莲和卡门都一反传统女性娇羞妩媚,温顺可人模样,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不同凡俗的美,她们,具有女性的娇艳之美。

在梅里美的笔下,卡门的美别具一格。卡门是一个波希米女郎,她的相貌比她同族的女人要漂亮得多。虽不是十全十美,但“她的每一个缺点总有一个优点作为陪衬,而在这个优点的对照之下,变得格外显著。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她的脸使你初见时惊奇,可是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她的眼睛,有一种肉感而凶悍的表情”。她浑身透出难以言传的妖冶。梅里美在短短的篇幅中,用了不少笔墨来描绘她那红色的“超短裙”,红色的摩洛哥皮鞋,火红的系鞋带,虽有破洞却仍洁白的白丝袜,给人强烈的美感。而莫言在《红高粱》中不惜花费大段笔墨来描绘戴凤莲的形貌。在十六岁的时候“奶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s的杨柳”。一出场就是一个独具风情、妩媚动人的少女形象。而奶奶“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虽然体现了奶奶受到封建传统礼教的压迫,但正是这一双小脚让奶奶更具诱惑力,轿夫们看到这“一双玲珑的、美丽无比的小脚,一时都忘魂落魄”。

而在她们美丽的躯壳下,同样都还有一颗灵动聪慧的内心。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她们表现出的不是传统女性的娇弱,而是一种男子气概,一种理性的智慧。

卡门从事的行业是所有行业中最具冒险性、风险性、挑战性的行业。她翻山越岭,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她计划安排并实施走私集团的每次活动,是这个走私集团的真正首脑。当集团陷入困境时,大家都焦急地等待她的消息。头目被抓入狱,她设法营救出来,打通各种关卡通道,她亲自斡旋。折射出磅礴的雄性色彩。在这个领域里,她比作品里所有的男性都表现得更为阳刚,更为出色。所以走私集团的所有成员都认为,“这姑娘简直就是我们这帮人的救星。”《红高粱》中的戴凤莲同样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出色女性。在单家父子被害后她表现得异常冷静,她留住众伙计,独立撑起单家的烧酒作坊,其管理方式周密细致,让周遭的伙计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经营卖酒生意使她的酒坊远近闻名等方面。她认曹梦九为干爹,驯服桀骜不驯的余占鳌,当日本鬼子向她靠近时,她机智的用罗汉大爷的血在脸上两抹,又一把撕散头发,张大嘴巴,疯疯癫癫地跳起来,“奶奶的模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日本人愕然止步,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她还参与设计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想出用铁耙扎坏日本人轮子的方法。

2 勇于反抗,追求自由

相对于外在的美貌和内心的聪慧,戴凤莲和卡门这两个女性形象更动人的在于她们超出同时代女性的反抗精神,她们面对外在的压迫坚决不屈服,向往自由并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卡门是梅里美精心塑造的一个自由的精灵,一朵“恶之花”。她在面对侮辱时,丝毫也不能忍受,当她与塞维利亚的烟草工厂女工发生口角,那个女工羞辱了她,她就抄起切雪茄的刀子在那女工的脸上划了两道斜十字。这个社会的叛逆者,以“恶”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她卖弄、打架斗殴,甚至走私、拦路抢劫等等,几乎无所不为。她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对统治阶级的规范和法纪表示公开的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而她最珍视的就是自由。当她的情人唐何塞要求她放弃强盗生活,到美洲过正常人的、幸福安宁的家庭生活时,她坚决拒绝。她说:“我要的是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唐何塞以死亡相威胁时,卡门的回答是“跟着你走向死亡,我愿意,但是我不愿意跟你一起生活”,“卡门永远是自由的!”她把唐何塞送给她的戒指扔进草丛,跺着脚说:“不,不,不!”在失去自由与死亡之间,卡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不自由,毋宁死”,它是卡门的独立精神的最后闪光。

而莫言笔下的戴凤莲同样是一个敢于反抗,努力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人。戴凤莲十六岁就被父母逼迫嫁给单扁O这个麻风病人,在出嫁途中她就感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憋闷感,她不顾母亲的一再叮嘱,“一把撕下那块酸溜溜的罩头布,放在膝上”。在蛤蟆坑遇到“吃饼的”时候,她丝毫没有畏惧,“吃抹饼”的人蹭到轿子前伸手捏捏她的脚,她竟“粲然一笑”,使“那人的手像烫了似的紧着缩回去”。吃抹饼的人逼迫她走进高粱地时,她也表现得大方镇静,用亢奋的眼睛看着余占鳌,从而唤醒了余占鳌沉睡的男性灵魂,成就了他英雄救美的壮举。劫轿人被众人打死后,“奶奶撕下轿帘,塞到轿子角落里,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奶奶通过敞亮的轿门,看到了纷乱小安的宏大世界。”这时候的奶奶已经被余占鳌点燃了对未来的希望,她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而当日寇的铁蹄踏破高粱地,当生灵遭到涂炭,戴凤莲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焰也被点燃。她没有像一个弱女子一样躲起来寻求男性的保护,而是豪爽的喝净掺着罗汉大爷血的高粱酒,竭力促成冷支队和余占鳌的农民部队联合去打日本人。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重担去给余占鳌的部队送抹饼,最终血洒战场,成为了抗日英雄。

戴凤莲和卡门都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她们都不愿忍受束缚,追求自由和自我的幸福,活出了坦坦荡荡的人生。

3 对传统礼法的蔑视和强悍的生命力

在卡门和戴凤莲身上,最让人着迷的便是她们表现出来的一种像野草一样的强悍的生命力。她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从不轻易被打垮。无论多艰难的处境,总是能咬牙笑着走过。传统的礼法制度总是妄图束缚她们的身心,但是她们丝毫不畏惧,用自己的行动活出了自由舒展的生命,表现出对传统礼法制度的蔑视。

比如在观念上,她们都没有被外界环境所左右自己行为,而是听从心的声音,享受爱情的滋味。梅里美笔下的卡门,根本没有传统的观念。在“爱”的问题上,她奉行自己的价值观,率性坦诚,爱谁是谁,她不会让曾经的爱束缚自己,更没有从一而终的意识。作为加西亚的妻子,她爱上了唐何塞,她只觉得内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在驱使着她走向唐何塞。她说:“不管怎样,我不爱你是不行了,因为你离开我,我就像丢了魂似的。”在和唐何塞产生矛盾之后,她又爱上了西班牙斗牛士,因而诱发了跟唐何塞之问的冲突。对她来说,“性”既是生存的工具,也是对爱的回报。这和唐何塞所持的文明社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因此,也激发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戴凤莲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忠于内心的对爱的自由。无论是出嫁途中偷看轿夫以释放内心的,还是被余占鳌她劫持到高粱地时与他完成野合。什么礼法道德,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统统被她抛弃,她把热烈真挚的爱倾注(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到余占鳌身上。她的爱既是感性生命的冲动,也是最符合自然法则,最能体现自然人性要求的。

在《红高粱》中,奶奶戴凤莲被机枪扫射倒地后,她的一段内心独白让我们看到一个渴求自由和解放本能的人,一个归于自然的人类本性的女人。“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是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段内心独白也让我们看到了戴凤莲身上红高粱般炽烈的生命张力。

卡门和戴凤莲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她们不被现实打倒,而是勇敢、强悍,富有野性。

无论是莫言还是梅里美,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摒弃了自古以来评价女性的传统尺度,颠覆了“贤妻良母”“窈窕淑女”这样的“柔弱女子”形象的传统地位,并赋予这些女性更多的阳刚之气和男子气概,塑造了这种带有野性,富有原始气息的女性形象。他们带着欣赏的目光给予了自己笔下人物以肯定和爱赞,也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对鄙俗、灰暗的现实的不满和否定。

在梅里美看来,资本主义的文明使人变得虚伪不自然,软弱而缺乏坚强的个性,顾虑重重、谨小慎微而丧失行动的活力。正是文明造成了人的许多自然属性的蜕化,因此他用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代表“文明人”形象的唐・若瑟,而把同情和赞赏给了卡门,让这个“恶的精灵”闪现出熠熠光辉。正是通过对卡门身上这种原始的生命力的发掘和表现,梅里美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蔑视和否定。而莫言自己曾说:“《红高粱》实际上是对几十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对人性压抑的痛心疾首的呼喊。为什么我有痛感呢?我们几代人越来越灰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活得不像个男子汉,越来越不敢张扬个性,越来越不敢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当中显示出个性色彩。人越来越趋同化,人好像都一样。”[1]于是莫言在1939年的日历中寻找到“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故事,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正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才塑造了戴凤莲这样的传奇女子。

同样都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虽然一个向异域寻求理想,一个向祖先寻求理想,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更美好更理想的人性。所以,最终有了这样两个承载着作者理想的女性人物,展现出了相似的迷人风姿,带给我们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会让我们反思,从而完善我们自身。

参考文献:

[1] 王尧,林建法.莫言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钟琼(1982―),女,湖南醴陵人,硕士,广东科技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方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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