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张爱玲

时间:2022-10-27 05:04:44

[摘 要] 文学作品的影剧改编一直是艰难的过程,并因改编效果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接受水平。本文通过对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电影与话剧改编的比较,重新发现张爱玲小说独特的精神世界和艺术空间;通过对影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比较,找出制约影剧改编接受水平的不同原因,并探索文本改编的方法。

[关键词] 艺术性; 思想性;文本改编

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已经有了近70年的阅读史,并因其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始终得到了极大地关注。从1994年林奕华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到2007年田沁鑫再次将它搬上话剧舞台,这部作品总是不断地被人们用不同的理念和方式重新阐释着。不过,就像对小说文本始终褒贬不一一样,人们对林奕华与田沁鑫改编创作的接受,也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对立之势。林奕华的电影因剧情沉闷令众多期待者大跌眼镜,致使票房惨淡;而田沁鑫的话剧却斩获不少,明星版票房收入320万,青春版票房收入170万。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么使得对同一小说的改编出现了如此大的接受差异?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以一位女性的视角审视了市井生活中普通男性的情爱心理,以不迎合男权社会的写作姿态设置了红、白玫瑰的性格缺陷,是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以对男性高大形象的颠覆彰显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在这个故事中,张爱玲以前所未有的冷酷口吻辛辣无情地讽刺披露了都市男性情感的虚伪。小说叙事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对现代都市男性情感分裂的揭示,一方面是女性独立意识的成长。由此可见,《红玫瑰与白玫瑰》作为一种侧重心理描写的小说,在其从文本走向舞台的过程中,清晰准确地传达文本的深刻意蕴是有难度的,所以对这部小说的两种改编创作与接受,才呈现了相当不同的两样效果。在我看来,如果就此检视影剧改编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效能,问题不外是两个:一是视觉艺术的特殊手段如何可能呈现出文学的思想和意境,二是文学文本理解的深度如何影响视觉艺术的展示。

艺术性:传统画面与西方舞美的对抗

电影画面以传统的电影拍摄手法,力图真实再现大上海的高楼、电梯、洋车,文本中的想象具化为影片真实的视觉效果。在想象与具化的过程中,文字描述所营造的想象消失了。电影的镜头处理明显带有遵从文本的意愿,试图面面俱到,因此有些镜头的安排并不饱满,给人以突兀的感觉。如佟振保回去取大衣,却发现王娇蕊坐在他的大衣旁,玩味他的残烟的场景,文本细腻地描摹出王娇蕊对佟振保的痴情,在文字之外会幻化出王娇蕊的妩媚与风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电影在处理这一幕时,明显带有粗糙和急促。虽然也是按照文本的情景改编,但因为没有他铺陈,王娇蕊玩味残烟的镜头变得很苍白,对于没有看过文本的观众没有产生视觉和情感的冲击力,原本浪漫痴情的一幕被枯燥乏味取代了,感动与审美想象并没有产生。这仅仅是其中一例。再如,佟振保得知王娇蕊将事情真相告诉王世洪而晕倒的镜头、初识孟烟鹂的镜头、婚后孟烟鹂抱怨的镜头,等等,都是苍白的生活化排列,毫无新奇与紧张。最终,电影的改编以失败而告终。

2007年,话剧版《红玫瑰与白玫瑰》由田沁鑫编导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6场,票房320万,几个月内巡回京、沪、穗、宁等8个城市”①,创造了今天寂寥话剧界的一个奇迹,是“艺术与票房的双赢”。话剧版《红玫瑰与白玫瑰》将张爱玲原著的结构全部打碎,又进行“重新编码”,话剧“和原著迥异而又忠实原著。”“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串起两间公寓房,一间住着红玫瑰,一间住着白玫瑰。两个房间里,红白玫瑰的故事同时上演,但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辛柏青和高虎演的佟振保在两个时空来回穿梭,像一对孪生兄弟,出演真我和本我的斗争和统一。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命运也都是两个演员构成的和声,3个角色,6个演员。”②这次改编是田沁鑫放进“生命感触”的剧作。她打破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结构和形式,尝试用西方话剧舞台艺术,借助灯光的变幻和布景的意象构建直观的心理活动空间。如舞台中间的玻璃长廊,象征着男人的和女人的阴道;舞台左右,代表佟振保的两个心房,住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两种女人;演员通过玻璃长廊活动在舞台左右两个部分,代表人物情感意识在左右分裂。这种舞台效果的尝试,一方面带给观众新奇之感,吸引观众;一方面,将抽象的心理活动具体化,观众可以用眼睛看到挣扎的心理变化。另外,她自觉地探索了中国语言传统的中国语言,采用广告式说话较快的方式,让观众不得不集中精力倾听演员的对白,让观众跟着演员走,从而凝聚了舞台演员和观众的互动力。语言的灵活和趣味有别于传统话剧的审美体验,在觉得清新、有趣的同时,拓展、更新了话剧观众的审美视野。2007年明星版《红玫瑰与白玫瑰》尝试的舞台艺术和语言风格是对传统话剧审美的一次挑战,也是有益的话剧尝试,在田沁鑫实验话剧的道路上是成功的一跃。

2010年4月22日,在东方先锋剧场上演的时尚版《红白玫瑰》是明星版《红白玫瑰》话剧艺术的进一步成熟,较之明星版《红白玫瑰》,表演更加随意、自由、流畅。时尚版《红白玫瑰》延续了“二人共饰一角”的形式,将剧情移植到当代社会,人物的性别完全转换,围绕现代大都市高级白领的情感生活展开。“红玫瑰”和“白玫瑰”变身为当代时尚青年,他们网恋,玩“魔兽”网络游戏,被“房贷”“裁员”“出轨”等问题困扰。“80后”职场女性佟振宝与同学孟岩黎结婚6年后,发生情感危机。孟岩黎被裁员成为“宅”男,上网时认识“90后”非主流女孩网名“小裁缝”,并与其发生关系。裁掉孟岩黎的大中华区CEO王杰瑞爱着佟振宝,王杰瑞的妻子王世红是佟振宝的同学。现代大都市中生活与情感的纠葛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挣扎在社会洪流中,每个人的选择艰难而痛苦。虽然时代不同,情感的分裂与自我的斗争却是1943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再现。舞台采用现代布景和多媒体设计,巧妙地在墙壁上制造出盛开的3D玫瑰、迷茫彷徨的都市夜景,即使是抽象的欲望之海都直观地展现在舞台上,给人以视觉冲击力和审美的陌生感。舞美设计、服装、多媒体应用,使舞台充满了现代“时尚”感,其整体风格是对传统舞台的一次巨大挑战。

如果说,视觉艺术是外化的表现,思想的表达却是作品生命力的关键。在改编过程中,编剧本身的艺术修养与理解文本的深度影响着改编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

思想性:游走边缘与参透中心的表达

张爱玲以其艺术的天赋和敏锐的洞察力,用冷峻的笔触描写了市民生活中男性的情爱心理,是将男性畸形的情爱心理放在女性的视野中,无情剖析、透视的过程。在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背后,是张爱玲对男性霸权的解构,潜隐地发出女性的声音。

《红玫瑰与白玫瑰》写的是一个“好男人”的情感故事。电影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便是这样的产品:一个男人――佟振保在妻子――白玫瑰和情人――红玫瑰之间的矛盾选择的故事。当我们反复阅读时发现,在描写男人佟振保的情感经历时,却有一双女人的眼睛在看着“男人――佟振保”,看着因为恐惧社会舆论而放弃真情的可怜虫,看着他和王娇蕊时的纠结情感,看着他娶孟烟鹂时的功利选择,他是被女性冷眼的虚伪、讨厌的男性,是女性对男性虚伪情爱心理的无情揭露。故事中的男人一直试图通过征服女人实现自己“对”的世界,但他却是一个失败者。佟振保在电车上与王娇蕊重逢后的眼泪是他对自己真实情感的祭奠,胜利者是实践主体意识的女性,因为女性才是真爱的拥有者。而一个一直被公认为“好人”的佟振保却在大都市中“异变”为“好人”――虚伪的人,重归家庭,继续循规蹈矩地生活。林奕华是“张迷”,也正是因为这种“迷”,才使他成为“张奴”,他很难跳出张爱玲的圈子,看到圈内的精神世界。因此,他流连于“赞美”张爱玲的文字,而看不到“热闹”“好玩”之后的冷峻。③编剧没有意识到张爱玲该篇小说的意蕴,因此,影片也只能是一个男人在经历“真爱――恐惧――堕落――回归”的庸俗叙事,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男性矛盾、虚伪、分裂的心理并没有凸显出来。

2007年明星版《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小说意蕴的重现。话剧凸显了红玫瑰――王娇蕊的情感表达,她不是风尘女子,是可爱、天真、直率的妩媚,不带有对她的任何批评,而且因为她的热烈单纯而被人们深深喜欢。一方面,在原著中,张爱玲不曾对红玫瑰有任何批评,似乎还带有张爱玲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田沁鑫导演也对红玫瑰倾注了许多的感情。这种跨域时空的对话,沟通了张爱玲和田沁鑫导演两代才女的情感世界。话剧没有影视片那样的宽阔的空间,却因为田导天才的安排集中演绎了张爱玲所要表达的人物情感世界。如果说,林奕华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佟振保的经历回忆,田沁鑫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是精神世界的演绎;如果说林奕华给人以沉闷乏味的失望,田沁鑫则让人有了酣畅淋漓的痛快之感,痛快的快乐之后,又感觉到剧后渗透的冷峻:爱情与欲望、生活与情感、理智与情感的激烈碰撞。

2007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受人之邀而做的话剧,是当成“没有乐趣的智力活动”而完成的任务,凭借导演天才的话剧艺术直觉,借助“国家话剧百年”的“东风”大获成功,还有媒体的大肆宣传成为关注话剧人的讨论话题。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人物换班究竟意味着什么?时代的变化并不是要将人物性别交换的理由。她在接受新浪采访时,这样评价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两版话剧:“明星版是忠实于1944年原著,我离作品很近,但离‘张小姐’不近,有点忐忑。排时尚版时,我突然发现我离张爱玲近了。这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我想进步。”如果说张爱玲的原著是通过对男性的嘲讽而彰显女性意识的,田沁鑫时尚版《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是通过公开表明男性无能而确立女性精神。佟振保是典型高学历、高水平、高地位的“三高”女性,赶超了“大男人”――孟岩黎,而孟岩黎下岗,靠着妻子――佟振保养家,在经济上剥夺了男性的特征,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被削弱。小裁缝是他情感空虚、低落时依靠性完成的精神依靠,是小裁缝――渺小的女性“拯救”了困顿中的佟振保――男性,是小裁缝的真情唤起孟岩黎回归家庭的愿望。王杰瑞是在妻子王世红的支持下而坐上了CEO的位置,也因其地位的光鲜博得了佟振保暂时的爱,深陷女性温柔中的他却遭到了女性的抛弃,被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正如简兮在2004年对田沁鑫话剧作出的预言:“这种男性群体批判的倾向发端于她的处女作,延伸至以后的作品。”④

文本改编历来难度较大,如何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有创造性的改编,一直是改编中不断探索的课题。改编过程中,影剧会将原著中文本背景压缩,难以传达文本固有的意境,因此需要影剧根据文本特点进行变动。影剧版《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是改编成败的案例。

注释:

①② 田沁鑫:《和张爱玲的贴面舞》,《田沁鑫的戏剧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第182页。

③ 田沁鑫:《我怎么诠释张爱玲》,《田沁鑫的戏剧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193页。

④ 简兮:《悲情何来――田沁鑫戏剧创作中的潜意识》,《艺术评论》,200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李艳葳(1981― ),女,辽宁铁岭人,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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