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强农村聚餐管理/中央补助粮食风险基金315亿元/年底前消除街头儿童乞讨现象/张培刚的世纪传奇和半生遗憾/在世上留个响儿/戏与入戏

我国加强农村聚餐管理

我国农村地区婚丧嫁娶有摆席聚餐的习俗。日前公布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餐饮消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今后农村集体聚餐50人以上的，由办理者或承办者将菜单、举办场地、参加人数等内容提前向本村餐饮消费食品安全信息员报告。信息员做好登记，要求办理者或承办者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并报告乡镇餐饮消费食品安全工作站。工作站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必要时可请县级餐饮消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进行指导。

《意见》同时要求，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食堂建立以校长或园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签订餐饮消费食品安全承诺书；严禁农村学校食堂加工制作冷荤凉菜；严禁采购、贮存和使用亚硝酸盐；严禁违规加工制作豆角，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京华时报》）

中央补助粮食风险基金

315亿元

由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共同筹资建立，地方政府包干使用的粮食风险基金始建于1994年，旨在保护种粮农民，稳定粮食市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日前，中央财政已将2012年粮食风险基金中央补助款315亿元通知各省份，以促进各地做好粮食宏观调控。

（《京华时报》）

2012年年底前

消除街头儿童乞讨现象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将部署开展接送流浪儿童回家行动，切实保障这些儿童的权益，并于2012年年底前消除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被拐儿童将全部送往福利院妥善安置。

（《新京报》）

张培刚的世纪传奇和半生遗憾

2011年11月27日这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送别一位名叫张培刚的98岁老人。

张五常为他写了悼词，悼词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着黑色的西服发言，说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课的旁听生”；吴敬琏和厉以宁嘱托弟子坐第一班飞机赶到武汉，为他献上花圈。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而言， 98岁的张培刚代表了一段传奇。然而，如果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微博上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聚光灯之外还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的确，除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他一生只写过10多本书，远谈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岁，他所在的学院才第一次申请到博士点。

1913年，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揣着探寻落后农业国如何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富强的愿望，以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945年10月写就英文稿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总编迈克尔・费希尔盛赞为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不久，张培刚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大卫・威尔士奖”获奖者中第一个亚洲人。与他同时获奖的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张培刚还曾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拿600美元的月薪，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

1946年，博士毕业的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哈佛三剑客”，被誉为一代大师的已故经济学家董辅便是他们的学生之一。后人回忆，张培刚讲课总是身着笔挺西服，打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比如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课讲到一半后，走廊里总是挤满了人。

1951年之前，张培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璀璨的一颗星。

然而，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学成归来的张培刚注定逃不过那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成为一个被埋没的人。

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原来，他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语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轰动。而彼时，张培刚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做基建办主任，是7000多名工人的“工头”，主要任务是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

1957年张培刚被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劳动。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白天推四百斤左右的粪车，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1966年“”爆发，张培刚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因博士论文中曾提及“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他又被冠以“战争贩子”等罪名，而当年在美国当排字工人攒钱买的大量外文文献则被成箱焚毁。他的夫人谭慧记得，“”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到家后往往还坐不了多久，门便被“造反派”敲开，“张培刚！出来去劳动！”

“”结束后，年过六旬的张培刚终于重返讲台。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林珏做过张培刚5年的研究助理，他告诉记者，老先生对苦难可以一笑置之，但对离开讲台与书本30多年这件事却始终难以释怀。“这些年我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不能挪动，等到终于要拔起来的时候，老都老了！”张培刚这样说。

张培刚无疑是个洒脱之人。从小在华中科技大学家属楼里长大的白莎莉回忆，从她认识张伯伯开始，他就戴着厚厚的眼镜，喜欢抽着烟大声说话。一次白莎莉路过足球场，看到70多岁的张培刚正坐在场边的小板凳上，大吼大叫地给学生们加油。“”期间迫害过他的人来找他办事，他仍肯帮忙，只是说一句：“我可以为你办事，但我不会和你深交。”

张培刚还喜欢喝酒，常慨叹自己“年轻时可与千家驹对拼一瓶白酒”，奈何晚年医嘱戒酒戒烟，张老先生便诉苦道：“喝酒伤胃，抽烟伤肺，但戒酒戒烟伤心啊！”一个年轻的华科大硕士生则记得，毕业聚餐时他们去给90多岁的张培刚敬酒，老先生正手握一个鸡腿大口咬嚼，对他们说：“等我吃完再和你们喝酒！”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这样评价张培刚：他有责任感，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张五常则评论，如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几次提到张培刚，他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2011年11月23日14时，张培刚病逝于武汉市协和医院。

（《中国青年报》）

在世上留个响儿

对街头乞讨者，人们习以为常，麻木不仁，我也是。但是，当看到那个吹口琴的老人时，我还是决定给他5元钱，因为他的琴声打动了我。更确切地说，是他专注的神情打动了我。他技艺一般，却非常忘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零乱的音乐，在自己制造的粗糙的音乐氛围里一厢情愿地陶醉着。

老人大约70多岁，坐在一个小凳上，用一双枯瘦的手宝贝似的捧着他的口琴。老人很瘦，衣着很旧却整齐。当我把5元钱放到他面前时，他笑了。“孩子，你误会了，我不是在乞讨。”他说，“我只是觉得太闷，想在这儿留个响儿。”我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是否伤害了他的自尊。

攀谈中，我知道了他是一位孤独的老人，老伴去世了，孩子们没时间照顾他，就把他送到了养老院。他嫌养老院里太闷，就到广场上来溜达，有时候在这里一坐就是一天。他说，在这里，看着人来人往的，心情就跟着好了起来。

老人喜欢口琴，年轻的时候就是用这琴声打动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从那以后，口琴就没有离开过他，累了或者闷了的时候，他都会吹上一段，或快乐或忧伤的旋律，是他和这个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他用他的口琴，为世界留下了一点响儿。

在世上留个响儿，这是卑微的人给自己设置的最完美的签名。活着一天，就要在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声响。人活着，就证明这个世界需要他。来到世间一回，就要跟世界打个招呼，这是他的逻辑。不管这响儿是否动听，都是留给世界的，关于生命的信息。 （《青年博览》）

戏与入戏

您去过乡村的剧场吗？那里不管上演什么，场面都是活跃的，有无拘无束的人和气息。其实，演什么对于乡村观众来说并不重要，大片有人看，小片也有人看，草台班子的几个演员吼几嗓子，也有人鼓掌。村里人找的是那种摩肩接踵却十分安全的感觉，那种赶集似的喧嚣和随意，那种邻里间的细细碎碎的亲密，才是乡村最好的滋味。

这样的剧场，在城市无疑是稀有的。城市真正的剧场不属于大众，罩在棚子里的剧场，疯狂的呼喊和闪烁的灯光除了让你兴奋，也让你隐隐不安，而露天的剧场，正在或者已经远离城市，像孤独和胆小的麻雀，正被城市的噪音和尾气驱逐得无处藏身。

但是我要做个比喻：与身处乡村截然不同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城市就是一个偌大的剧场，每个人都要扮演一个角色，或者两个角色，乃至多个角色，是地地道道的演员。

本分的人，要上演奋斗剧、辛酸剧，一把鼻涕一把泪，根本不用催泪弹。

居心叵测的人，演的是整人剧、坑人剧。

坏人，演的是打家劫舍剧。

穷奢极欲的人，演的是风流剧、“罗曼蒂克”剧。

眼珠子发红的人，演的是抢劫银行、运钞车的惊险剧。

有的官人，偶尔走秀、走台，说官话，打官腔，演得恰如其分，比老演员老到。

好人，老实人，善良的人，演的是生活剧，主题曲是锅碗瓢盆进行曲。

空虚的人，想一夜成名，就衣服，就骂人，活生生的现场秀。

赖皮的人，欠了一大堆“群众演员”的工钱，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玩的是悬念和失踪剧。

有人想干掉情妇，就玩高科技，爆破剧；就玩毒辣，肢解剧。过程堪比世上最惊悚、灵异的恐怖大片。

有的人角色分明。在台上演戏，演得逼真，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到台下，成为观众，立即把台词儿忘得一干二净，实现了工作与生活的泾渭分明，演技精湛，资深演员周星驰怕也比不上。

你要想在乡村看到奇迹，是要苦盼一些年头的，乡村人一棒子打不出屁来。而城市这个偌大的剧场却频频出现奇迹，有的人靠坑爹的钱买999朵玫瑰跪在那里“现演”，只为博美人一笑；有的人花8块钱买的一下子中5000万元，戴个面具去领奖；有的人居然在网上实名和情妇打情骂俏；有的缓刑犯居然混成了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坑害了众多花季、迷茫的女孩儿。

在乡村剧场，人们看到的是戏。在城市剧场，每个人都要入戏。前者让乡亲们很快乐，很爆笑，很解乏，很过瘾。后者让有的人很痛苦，很忧伤，很凄惨，很暴躁，很无奈，很仇怨。即便你在戏里很幸福，但演出来的幸福算不算真的幸福？

除非不入戏。但整座城市成了剧场，你不入戏，去哪里？

城市的剧场，有的很大，很宽阔；有的很小，很局促；有的很温馨，很坦诚；有的很凶险，很狭隘。

进什么剧场，演什么角色，是一道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复杂的选择题。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