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广州市人口迁居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搬迁已成为城市内部人口变动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1990年以来广州人口迁居的特征，分析了影响广州人口迁居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人口迁居 特征 影响因素

一、 引言

人口迁居是以住宅位置改变为标志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的住户移动。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做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如入侵演替理论、过虑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等。中国关于人口迁居的研究主要在1990年以后，学者们多从人口迁居特征、影响因素及主要对策做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周春山以广州为例，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单位分房制度下广州人口迁居的特征及动力机制。1990年以后，广州取消了单位分房，各项制度与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本文旨在探讨此背景下广州人口迁居特征及影响因素。

二、 资料获取

论文数据有两类：统计资料，包括《广东省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广州市第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问卷调查：2001年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的“市场化下住宅搬迁与城市重构”广州老八区部分的调查问卷，有效问卷为1500份。

三、人口迁居的特征

1．人口迁居在人口总迁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总体水平不高

人口总迁移包括区域外的迁移和城市内的人口迁居两部分。1980年～1992年年均迁居率为4.6％；1992年～2000年年均迁居率为6.7%，1998年最高，为9.2%，而区域间的迁移率在此期间仅为2.1％。说明进入1990年以后，广州迁居率增加，并在人口总迁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与国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韩国在1970年～1995年间的年均总迁移率为21％，其中迁居率为14.2％，区域间的迁移率为6.8％。

2.人口以向郊区迁居为主

表1表明，1982年～1990年广州市无论中心区还是郊区人口都在持续增加，1990年～2000年中心区人口开始下降，而郊区人口增加很快，近郊区、远郊区人口分别增长了241.45万和104.72万。

3.人口迁居以短距离为主

调查显示，41.9％的住户迁居发生在本区域内，26.9%的住户迁居发生在紧邻的行政区之间，二者68.8％，发生在非紧邻行政区间迁居住户为31.2％。随着跨江大桥的陆续兴建，跨江迁居住户有所增加，但总体比例不高，仅占迁居总住户的21.2％。

4.迁居率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1978年～1990年，年平均搬迁户数为25.3户，最高值为39户；1990年～1995年，年平均迁居户数64.5户，最高值为103户；1996年～2001年，年平均迁居户数为91.7户，最高值为124户。

四、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促进了住宅建设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变了居民的居住观念，即重视住房大小和环境条件、服务设施水平及舒适程度。1990年～2003年，广州经济发展迅速，住宅建设迅速；城镇居民工资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储蓄额在此期间大幅度提高，成为国内典型的高收入区，为购买住房提供了资金保障。

2.政策因素

（1)土地政策。1990年代，广州先后颁布了土地使用权及外资房地产相关管理办法，实行了土地有偿、有期、有流动政策，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政府及发展商根据居民的需求偏好设计适应不同群体的住房，灵活地满足了不同的消费群体需求，居民购买新住房的欲望进一步增强。

（2)人口政策。①就业政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铁饭碗式”的就业政策，将职工束缚在某个单位，除非特殊情况职工更换工作的难度很大。1990年以后，逐步推行了合同制的劳动政策，用人单位根据职工的表现可给予再雇佣或解聘，职业流动性增加，职工随职业变化而搬迁住房的机会增加。

②户籍政策。主要体现在小孩的受教育方面，改革初期广州中小学都有自己的招生范围，户口在本范围内的学生才能入学，否则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人口迁居的发生。1990年之后，广州逐步取消“农转非”人口控制计划，根据本人意愿，户口可自由迁入、迁出或注销、重新登记，常住户口市内自由迁移。

3.个人需求因素

（1)改善住房环境的需要。追求良好的住房环境和配套设施已成为现代城市居民迁居的重要驱动因素。对923户购房和577户重新租房的住户调查表明，分别67.5%和42.6％的住户搬迁原因之一是改善住房环境。广州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3，部分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改变住房大小仍然是居民迁居的重要原因之一。

（2)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增加及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15岁～25岁的青年人由于上学、工作等原因，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容易迁居的阶段，而结婚、生小孩、离婚等都会由于新家庭的形成、分裂或者其他偶然因素产生新的居住需求。广州1990年～2000年净增116.9万住户，户均规模由1990年的户均3.94人减少为2000年的3.12人，其中15岁～25岁的人口为225.1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6.4％，2000年广州市进入初婚年龄的人口227.5万（含增城、从化）。

（3)职业变化。克拉克和大卫(1999)研究认为,职业改变住户的迁居几率是职业未改变住户的2.4倍。调查显示,47.2%的住户因为职业的改变而迁居。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从业人员的构成发生着巨大变化。1990年以前从业人员结构实现了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过渡；1990年以后，则表现为第二、三产业之间的转换转变，大批的第二产业从业者逐渐转变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见表3。

4.交通因素

交通方式的机动化程度是影响人口迁居的重要因素，并影响着迁居的距离和方向。在以自行车为主的城市内，迁居主要以短距离为主，相反公交发达，小汽车普及的城市内，则距离的影响开始减弱。2001年与1985年相比，居民步行和骑自行车比重明显下降，而采用公交和摩托车的比例大幅上升，交通方式的机动化水平在提高，见表4。1998年以后，随着广州地铁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线的相继运营，居民出勤方式进一步改善，为长距离的迁居提供了可能。

资料来源：①胡华颖. 城市?空间?发展――广州城市内部空间分析.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②“市场化下住宅搬迁与城市重构”广州部分的调查问卷部分数据整理。

5.城市规划因素

城市规划反应了整个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向是城市发展的重点，对人口、产业、服务设施等具有引导作用，进而影响着迁居的方向。1991年广州市对1984年规划进行修编，确定了广州建设用地向东、南两个方向发展，天河、黄埔、白云三区处于该发展方向上，人口、产业等迅速集聚，成为该时期广州人口增长的重点区域，超过其他区域。在新一轮的总体规划中，广州提出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实施策略，必将引导人口向周围郊区扩散，人口郊迁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五、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广州同西方国家一样经历了从集中到分散的人口分布变化。1982年～1990年，广州处于绝对向心期，1990年以后，开始向相对向心期转变，符合彼得・霍尔的人口分布理论。根据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广州人口将会继续向郊区迁居，短时间内不会出现相对离心期。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分房、户籍政策、生育政策等对人口迁居起着较大的限制作用，经济对迁居的影响作用不大；1990年之后，单位分房、户籍政策的取消有利地促进了居民的迁居，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经济对人口迁居的影响作用逐步凸现出来，城市规划对迁居的影响机制与改革开放初期变化不大。因此，今后广州应继续加快经济发展，鼓励房地产业的发展，完善人口、土地等相关政策。针对低收入群体难以购房等问题，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效做法，建立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的住房市场，形成良性的迁居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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