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的贵州棋局

在实现“网货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功能的过程中，

以买卖为切口，打造农村医疗、健康、旅游等生态链以及智慧县域、智慧乡村的梦想，正在贵州逐渐变成现实

从贵阳龙洞堡机场出发，车行近4个小时后在前往习水县二里乡红工村的途中，不断闯入视线的，除了绿洲红城特有的秀美风光，还有黔北大山深处的高崖险路。

不过，大街小巷的“农村淘宝要啥有啥”、“与其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在家农村淘宝”等宣传标语，又在提醒着外来人，这个革命老区已经与电子商务、互联网全面对接。

类似的反差，在《t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的另一个部级贫困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也同样上演着。

偏远的老少边穷地区，正在因为农村淘宝的进入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尤为显著。

通过农村淘宝实现“网货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功能的过程中，农村电商在扶贫、吸引人才回流、缩短城乡差距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如今，以买卖为切口，打造农村医疗、健康、旅游等生态链以及智慧县域、智慧乡村的梦想，也开始在这个“山地公园省”慢慢实现。

土货出山靠电商

“大家提起辣椒酱都知道老干妈，其实贵州光是辣椒制品就有1000多种，但大多没有名气。”贵州省商务厅副巡视员章淼青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因其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矿产、能源资源，也形成了其发展畜牧业、果蔬、茶叶、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的优势和潜力。

然而，大量当地的土特产如今还“藏在深山人未识”。例如，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黔北麻羊、中华土蜂在原始森林保护区高耸的悬崖峭壁上采集野花而酿的习水岩蜜、自古就是“草八珍”之一的毕节竹荪等众多被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特色产品，在过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经济价值。

“办法尝试过很多种，却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得力的抓手。”章淼青坦言。

土货要出山，靠传统“手提肩扛”式的线下推广和销售渠道既慢又贵，效果不佳。能够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电子商务，被贵州视为最佳解决方案。

2015年8月20日，贵州召开了一场7000多人参加的“电子商务发展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农村电商便以星火燎原的势头迅速铺开。

亲自坐镇的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电子商务作为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战略选择，把“三农”领域作为发展电子商务的主战场、主力军、主渠道，“全力打造中国电子商务贵州版”。

在与阿里巴巴集团正式签署《农村电子商务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之后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贵州全省88个县全部成立了电商领导小组和电商办组织机构，并在26个县设立了1200个村淘服务站。

越是贫困地区动力越大

“在推进农村淘宝这个项目时，各个县从书记、县长到乡镇基层干部比我们还拼。”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事业部贵州省总经理戈新县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感慨。

2015年9月30日，威宁县启动农村淘宝的千人大会，短短的两个月内，从全方位宣传、村淘合伙人招募、物流线路规划建设、73个村级服务点打造到县级运营中心和“淘宝特色中国・威宁馆”的建设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

“第一期农村淘宝合伙人招募时，报名人数达6286人，当时刷新了全国村淘招募纪录。”威宁县副县长禄斌告诉《t望东方周刊》。

而遵义市习水县从2015年8月26日签订合作意向到9月2日正式签约、召开千人规模的动员大会和农村淘宝启动大会，仅用了不到一周，而其他县市通常都需要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越是贫困的地区，发展电商的动力越大，因为电商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变化最为明显。”章淼青说。

农村淘宝带来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原来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网购人口的习水县，从2015年10月30日58个村淘点第一天开业截至2016年4月，已经有超过20万人次通过村淘网购，交易额达到了近3000万元。

“这一数据主要是原来对互联网完全不了解的居民贡献的，包括偏远村庄的许多贫困户。”习水县副县长苟明利对《t望东方周刊》介绍。

“在习水，原来极少有开淘宝店卖东西的，连企业上网卖货的都很少。但是从2015年9月2日，特别是10月30日农村淘宝开业到年底，短短两个月时间，我们就开了60多家网店，到现在已经有80多家，其中有20多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习水县电商办副主任余洪永告诉本刊记者。

禄斌给本刊记者提供的数据则显示，2015年威宁全县共发展各类电子商务企业35家，网店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左右，其中还产生了几家电商产业的龙头企业。

“放在电商发达的地方这不算什么。但对于西部偏远县来说，意义很大。”章淼青认为。

“砸锅卖铁也要顶上去”

道路、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作为决定农村电商发展生死的关键因素，各地政府视其为一项“砸锅卖铁也要顶上去”的工程。

习水县正在全力打造高速路大动脉、6.5米宽的农村骨干道路、4.5米宽的通村组路三级公路网。

“除了几条已经打通的高速路，目前在建的这条建成后，从习水到重庆只需要花1小时40分钟。对于没有国家资金补贴的村组路，习水从前年开始计划5年内完成5000公里的建设，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否则物流快递车辆不通，村淘是发展不起来的。”苟明利说。

即将启动农村淘宝项目的金沙县也正在积极准备基础设施。金沙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涛告诉《t望东方周刊》，“金沙将力争在2018年以前，实现物流、快递配送覆盖率达100%乡镇以及85%以上的行政村，有效解决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禄斌则对本刊记者介绍，威宁全县以电信、联通、移动三家网络公司为主，以8兆流量全面面向村淘网点铺开，并按照“一点一特色”的“互联网+农村”模式，对村淘示范点匹配留守儿童亲情视屏区、无线WiFi，针对各乡镇（街道）实际情况，考虑设置“互联网+教育、健康、金融、亲情”等功能区，着力打造威宁电商新模式。

“去年我们在选村淘点的时候，有的地方只有镇上才有网络，还有些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更不要说网络和光纤。但是今天再看，很多偏远的村里都已经通了网。”戈新县告诉本刊记者。

年货节练兵

不过，农产品上行是不是铺设好道路、网线，开了淘宝店就可以把产品卖出去？花钱买流量、拼价格的传统淘宝营销方式是否适合农产品？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贵州省最大的肉品加工企业，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五福）营销副总杨海宁告诉《t望东方周刊》，“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淘宝、天猫开店，但销售上一直没多大起色，总在几百万元徘徊，一两百万元的时候也有。”

2016年阿里巴巴首届年货节，让杨海宁对专业化的电商经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宣传造势到定标、选品，再到活动策划、仓储物流、服务管控，作为三个试点省份之一参与年货节大促全程的贵州电商产业链上下，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农产品供应商、从电商服务企业到农户，集体经历了一次“练兵”。

“排除政府和平台力推的作用，产品的包装设计、文案策划、营销方式怎么更贴近现在的消费者，这是我们今后要学习和改进的内容。”杨海宁告诉本刊记者，以往做电商仅仅是从如何卖出去产品来考虑问题，年货节上“贵州腊肉”一夜爆名让黔五福开始思考如何整合省内优质土特产，形成规模化，丰富企业产品线的同时，强化品牌知名度。

受年货节的启发，贵州省正在全省推行“一县一品”计划。即每个县打造一个公共品牌，作为地方特产的总称，“比如黔五福和其他符合产品标准、有质量溯源体系的腊肉，都被称为‘贵州腊肉’。”章淼青介绍。

间接扶贫

农村电商对于农民生活的影响，并非单纯的销售农产品。

“推进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不是没有杂音，开始有不少干部认为应该优先专注于农产品上行。下行或代购当然不是农村淘宝的主要目标，但它是个切口和前提。”章淼青说。

“实际上，做下行是为了更好地做上行。下行通，则物流通；物流通，则上行通。”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集团副总裁孙利军对《t望东方周刊》解释称，“物流的上行成本是下行的一半，下行单量的增加，带来了物流成本的降低，物流成本的降低，带动更多农产品的上行，这是一个良性的农村电子商务链路。”

实际上，工业品下行虽然不能为地方产生税收，但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好处。通过农村淘宝，农民也可以挑选比线下更丰富、便宜的商品，并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购物便利。

余洪永就给《t望东方周刊》算了这样一笔账，“村淘生产生活资料比线下平均便宜30%，全县3000万元网购交易额意味着为村民节省了1200多万元的开支，也可以理解为半年增收了1200多万元，这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扶贫。”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其对于人才回流的吸引。

2016年春节，农村淘宝联合地方政府曾包下两趟“幸福返乡号”专列，其中一趟“广州-贵阳”的火车就免费搭载了近千名贵州籍大学生、城市务工人员。

“当时各个县和阿里村淘负责人一起去车站接，然后带他们去各个村淘服务中心去看，让他们了解家乡的变化和电商发展的机会，很多人节后就留下来了。”负责这个活动的章淼青告诉本刊记者。

智慧未来

“贵州的电商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它给农村、农业和农民带来的改变已经非常明显。”章淼青告诉本刊记者。

农村淘宝进入之后，带动了贵州买卖交易的互联网化，越来越多农产品上行的需求则形成了电商运营服务行业的市场，给返乡人才提供了更多创业的机会；农业产业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让农民增收、转变为产业工人；农特产品乃至农村地区本身的旅游价值如何品牌化经营，正在成为政府、企业大力推进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部级大数据集散发展示范区、全国首批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试点单位，贵州还拥有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云服务平台。农村电商嫁接在这一基础上，想象空间不言而喻。

2014年，贵州省就率先启动“7+N朵云”工程，目前除了电子政务云、工业云、贵州电商云、智能交通云、智慧旅游云、食品安全云、环保云等七大重点应用示范项目，已经衍生至20多朵。

作为商贸流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的贵州电商云上汇聚了电商平台、电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政府办公窗口、大数据分析服务公司等，“企业根据数据分析准确安排生产、研发和营销策略，政府通过商品流通相关数据科学制定政策，等等，目的是形成一个经济运行平台。”章淼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