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6 11:48:28
郑长红眉眼弯弯笑得像个妩媚的女生，她的手里捧着一块“辽宁省优秀律师”奖牌。这是2014年10月的一天。
继而，她恢复了能言善辩的律师状态，非常认真地在微信上写道：“律师像个体户一样松散，难以管理，很多荣誉需要自己去争取，很多宣传需要自己去扩大，十余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用心做好每一个案件，靠专业吃饭，以技生存，其他的随缘了，感谢司法局将这份荣誉颁发给我这么一个不争不抢的人，唯有更好地做人做事才不负帮助我成长的所有人。”
这段话语，道出了郑长红“靠专业吃饭，以技生存”的真实状态。
其实，年纪轻轻的郑长红曾经获得过多种荣誉，她的办公室里摆着好多奖牌。
但你知道吗？十几年前，郑长红还是规划设计院里的一名设计人员。
越过奖牌，我们会看到郑长红的奋力一跳：她由瓦房店市跳到了大连，同时跳出了原单位――安稳的设计院，开始学习律师专业。
这是没人支持的惊险一跳。单位领导对她的家人说：她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为了阻止她这一跳，母亲恨不得给她跪下。
但她执拗地跳了，从零点起步，是执拗让她有了今天咄咄的业绩。
走进郑长红创办的辽宁新正源律师事务所，映入眼帘的除了她获得的各种奖牌，还有两样东西特别打眼：她业余练习芭蕾舞的把杆，和一摞半米高的一宗案卷。郑长红喜欢把齐肩的卷曲短发拢到耳后，这让她显得干练洒脱。一个飒爽英姿业绩满满的女律师，读着半米高的案卷，跳着柔美的芭蕾舞――这感觉怎样？非比寻常。
最初那奋力一跳
《中国青年》：很多人佩服你最初那奋力一跳，你说当你要跳槽离开瓦房店时，你妈妈恨不得给你跪下，真有此事？
郑长红：是的。因为我学校毕业后到瓦房店规划设计院工作，为了给我找这份工作，家人付出很多，我上面有四个哥，我在家挺娇生惯养的，我妈认为我一定适应不了大连的生活。我当时去是住在我同学的一个员工宿舍，我同学那宿舍还在公安局里面，白天公安局上班，晚上偷偷摸摸进去，其实一开始确实挺苦的，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就觉得迷上了，就是得做律师，也坚定信心说做律师必须到大城市做，所以就一定要来大连。
现在我们全家都觉得我这条路百分之百走对了，特别是我妈常说：“你还真是做到了。”
《中国青年》：是什么让你萌生了做律师的念头？
郑长红：一个原因受我同学影响，因为我有个同学他姐姐是法官，可能他姐姐告诉他律师收入挺高的、又自由，所以他就一门心思考律师。他也给我建议，他觉得我挺擅长演讲的，口才也不错;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原来专业的厌恶，我就是不爱画图，因为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建筑制图基本还是要靠手工完成，整个人趴在图板上，非常辛苦。这两个原因吧，促使我报名业余参加了律师辅导班。辅导班就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自己就差两分，就觉得离目标特别特别近，所以干脆就把那个设计院的工作辞了，就彻底来大连了。
《中国青年》：你真的不愿意在桌上画图？
郑长红：对，不爱画建筑制图。后来我分到了规划科室有所改观，那时候楼没有高层，画五层就在一个小长方块里点五个点就行了。因为搞规划设计都是给开发商设计的，待遇也挺高。挺好的工作，可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工作，就像杨澜说的，热爱是最大的动力，还是得热爱。昨天给YBC培训班的毕业生讲话，我还跟他们讲：你一定要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可能你一辈子没做好，你也不会觉得闹心，因为你毕竟喜欢它。现在我就是因为喜欢，我没事基本都在办公室，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也在。对这个工作从来没觉厌烦，你看那一摞案卷，那都是一个案子的，你说我看完它需要多少时间？平常所里总有人，电话也总不断，所以我只有等周末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好好看几遍。现在我已经看了两个礼拜了。
《中国青年》：这得有半米多高吧？真不容易。
郑长红：律师这个工作挺伤神挺上火的，因为当事人的期望都挺高的，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你了，这给律师的压力挺大的，胜和败就决定这个企业的生死存亡，真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数千万元，如果败诉了，这家公司就将面临破产的境地。
因为有了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有的案子把材料拿来我看一下，就大概会知道有可能出现的胜败结果了，如果知道案件本身还有可以争取的空间，我才会去给他们争取。有的案子一看就是难以胜诉，我也会如实地告诉人家，不希望出现劳民伤财的后果。
《中国青年》：那你怎样释放压力？
郑长红：业余我挺喜欢跳芭蕾舞的。本来一周正常需上三次课，但我一般最多只能坚持跳一次。就是因为忙，老耽误课，和我一起学的人，人家都已经跳进高级班了，我还在初级班。你看我办公室有个练功的把杆，有空我就练几下。跳舞会给人带来自信和优雅，特别是芭蕾很练你的气质，我已经练了三年了，目前还是在反复练习基本功，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跳到高级班，高级班的动作就是像专业芭蕾舞演员一样能旋转腾跃。在我，这是一种梦想，一种热爱，也是一种释压良方。
从打杂到开办事务所
《中国青年》：我们知道，你于2007年开始自己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在此之前，你一直在做什么？
郑长红：最早我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助理，之后又到另一个所做了一段时间执业律师，到第三个所的时候开始有了点成效。第三个所和大连电视台《法制天地》栏目有合作，所以就需要有人上镜讲一些法律常识和经典案例，因为我的表达能力还可以，普通话讲得也还行，所以就被选上去上电视。这样一讲，结果有很多人认识了我，就有人来找我。但是通过看电视找上门来的都是老百姓的案子，非常小，尽管小但是不断地去做好它，就会和不同的客户、部门及法院增加接触，在丰富自己开庭经验的同时，也开拓了自己的案源，这方面的人脉什么的就慢慢都积累起来了，客户也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青年》：等于刚开始你是在律师事务所打工，你打工的时候想到过自己会办所吗？
郑长红：没有想到过，当时觉得在大连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因为我不是法律系科班出身，当时大连街上有名的规模大的律师事务所都不会聘用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规模不太大的律师事务所，给所里不会用电脑的老律师打打字、查查资料、跑腿调查、收拾所里卫生之类的零活做了很多，那时候一个月只拿少得可怜的工资，每天都在做琐碎的小事，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只是认真地做着所有小事，一做就是两年，后来所里年纪大一些的律师也会带我去开庭、也会让我帮助准备庭审资料，再后来慢慢也会把不爱做的离婚、无大额财产纠纷的、劳动争议之类的小案件交给我去做，接到任务我就认真仔细地去做，不放过任何一个案件的锻炼机会，一定要让当事人感觉到和资历老的律师的服务品质没有差异，甚至更细致才可以。
《中国青年》：是什么支撑着你坚持做律师的信念？
郑长红：因为我热爱这份职业，我觉得我适合干这个，也因为我从那么好的单位辞职出来，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勇气。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是最公平的职业，不需要像一些单位，领导说你行你才行，你对法律的掌握程度，你的观点阐述，你的综合素质的展现，所有人一下子就能看出你的水平。是不需要依据外人来决定你的命运的。这是一个对个人成长相对公平的职业，为了在业务上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后来我又读了大连海事大学国际经济法的研究生。
《中国青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自己要办一个律师事务所的？
郑长红：当时的律所因为种种原因，在2007年面临解散，我就必须要重新选一个所，也选了一家所想过去，结果几个朋支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所，你没有必要总跟人干，我说我还没有这个能力，办所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又要租房子又要养一批人。我就想我在一个所带两个助理慢慢干得了。后来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开始自己办所，那时候办所注册资金就十万块钱，门槛不高。自己办所以后，一开始是五个合伙人一起干，后来逐渐又有新的人加入，发展到今天也有二十几个人了。
《中国青年》：你靠什么赢得客户？
郑长红：“小胜靠智、大胜在德”，我们依靠的是服务的性价比，也就是说收费的价格比较适中，服务态度又好，水平又比较专业。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没有什么背景，我们必须赢得当事人的认可。主要是我还奋斗在一线，人家那些大牌律师已经不需要这么累了，都转型只做“高大上”的非诉讼业务，或者是团队建设已形成规模，退居幕后了。不在一线有时分析案件的敏锐度会降低，很难剖析得头头是道，像我属于还在一线带着年轻的团队成员低头苦干的，所以经验方面似乎会强一点。再就是受整个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影响，很多人都意识到光靠讲关系是打不赢官司的。我始终认为诉讼业务是基础，基础不牢固，非诉讼业务就无法提供完美的服务，所以我们所是两者兼顾着、并行着。我们所每周五下午雷打不动是业务学习时间，每个人都轮流当讲师，分享经验、激烈争论。没办法，想当一名好律师，需要靠经验和广泛的知识，要终身学习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可以。
《中国青年》：请讲一个典型案例。
郑长红：大连的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为是从一个中标公司手里又转包来的工程，我的当事人是实际的施工方，他手里的证据特别不好，我相当于给一群农民工打官司。原来他的请求是要求中标公司付他工程款700多万元，但开庭的时候中标公司提出不仅不给你700多万，你还要倒找我400来万。
在施工方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到工程造价的审计部门去调查取证，又为他找到施工中有关联的相关证据去补充证据，最后我们给他赢回了近200万元。当事人对此非常满意，因为要不然他还要倒找400万给人家。
《中国青年》：那你们靠的方法是什么？
郑长红：我们依据的方法，就是一份汗水有一份收获。这个案件办起来就要依靠你的认真程度。因为当事人他不是法律专业的，有时候他想不起来应该举哪方面的证据，需要我们去跟他多了解多探讨，让他联想到一些可能和案件有关的细节。他也不知道哪些细节有关哪些细节无关，反正都需要我们和当事人多沟通。这个案例主要体现了律师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
走在向着理想的路上
《中国青年》：你所里齐刷刷多是年轻的小伙子呀。
郑长红：这些小伙子，好几个是踢球踢来的。参加律协足球联赛，我负责赞助沙河口区的球队，就叫“沙河口区新正源足球队”，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夺冠了。我们所的这些小伙子有的原来在别的区队踢球，年年在比赛时见面，慢慢也就都认识我了，可能是因为我挺舍得拿钱，也不多，一年就两三万吧，还有区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一些赞助，结果这些小伙子就觉得跟这么个“大气”的主任干挺好的，所以有些事真的就是无心插柳。我总是做一些自己没想到有回报的事，其实它一定就有回报。
《中国青年》：你的同事说你特别敬业，也特别一心一意。
郑长红：我做律师是凭认真干出来的。大连这个地方不大，通过自己的认真态度和专业水平为客户解决好问题，他才会向他的朋友、他的亲戚或者周围人推荐你，不仅如此，还应当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赢得对手的尊敬，赢得司法相关办案人员的尊敬，这样才会在这个圈子里良性循环地生存下去。作为职业律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经得起考量，如果因为不认真带来失误或者品行不端而牺牲律师职业操守，都是不值得的和不应当的。
《中国青年》：你觉得你是你理想中的律师吗？
郑长红：我觉得我还有差距。在哪呢？我非常遗憾没有受特别系统的法律教育，这个是我无法弥补的，我觉得我缺少法律方面的深厚功底和文采。当然实干这些方面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我特别羡慕那些大律师，就是那些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文采，还有他们对社会更高责任感的那种追求我们差得还远，我们还是小地区的律师，还忙碌着自己的案件，忙碌着挣钱，忙碌着生存。我们看到很多有思想的大律师，像田文昌、贺卫方、江平等，他们真的是出身于名牌学校，可能他们有那个氛围，他们敢于站起来讲话，几十年来能够代表中国律师，一直积极不倦地追求理想，倡导“律师兴，则国家兴”。他们确实能够把律师做到更高一个层面，能够推动国家法治文明进步、指引司法体制改革方向，而我们这些普通律师的社会参与度还太低。
《中国青年》：你觉得有一天你会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吗？
郑长红：我感觉我可能够呛，因为没有那么深厚的底蕴，但非常羡慕。咱做不到人家那样，咱先做好自己，就自己怎么去把每个案件做得让当事人觉得这个司法公信力还在，打官司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难，得到了贴心的法律服务。我经常跟所里律师这么讲，不要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伸手就接大案子，你先把小案子做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小案子能做明白了，才能有后续的大案子。对于我们服务的每一位客户，他们一生可能只请一次律师，在你眼中的小案子，在他的生命里就是最大的一件事，真的是案件无大小，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客户都不再对司法公信力失去信心，你给他小事办好了，信法不，他安定了，每个小个体安定了，涉诉的这部分人群也就安定了，你这也算为这个国家做了贡献。
我这样讲，可能他们觉得我挺可笑的。但我觉得律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不能亵渎它，在任何时候，要么办案就好好办，要么这个案子就不接，我现在有条件了，可以有选择性地接案件，我不愿接就不做，但我不能接了以后耍大牌不好好给人做，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