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校长安博迪:人依然是最核心的资源

培育和创新是大学很重要的功能，所有的大学想要做好创新首先必须要做好研究。大学的研究培育是企业化和产品商品化的第一步。

“大学之大非大楼也，乃大师也”。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教育理念古今中外，通识通用。

9月5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简称：NTU）2015年中国毕业典礼在山东青岛举行。252位业界专业人士，完成了6个硕士学位项目以及享有盛誉的连瀛洲纪念奖学金项目的研究，被授予学位证书和学者证书。

毕业典礼之后，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安博迪教授接受了《商周刊》记者的专访，就高校如何发挥创新能力、提高国际化水平、产学研结合等问题，带来了西方化的视角和经验。

全面合作提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政府建立的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南洋理工学院。现有商、工、文、理四大学院，下设12所学院。为3.3千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全方位的跨学科教育。在商科金融、生物科学、材料医学、信息传播等研究领，吸引着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精英学者。

作为新加坡主要的科技大学，南大还设有许多顶尖的研究中心：包括南洋环境与水源研究院、南大能源研究所和亚洲消费者洞察研究中心。此外还拥有四个世界级的自主研究机构：新加坡唯一的专业师资培训学府国立教育学院、国防策略研究国际权威机构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集中研究地球科学自然灾害课题的新加坡地球观测与研究所，以及研究重点放在生物膜的环境生物工程中心。

名列全球前50名的世界顶级大学，南洋理工大不仅仅在教育培养和科研建设方面成绩斐然，20万名分布在超过149个国家的各届校友，也是南大宝贵的资源。目前，南大在中国各省市建立了30个校友会，校友会员超过1000多名。在促进新中两国合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中新两国高层互访互动频发。尤其以2015年8月中新建交25周年为标志，中新合作全面提速迎来最好的历史时刻。

2015年3月，从南大发展出来的新加坡纳阳科技公司与中商集团经济合作有限公司签署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合资项目。在该项目中，纳阳科技公司将利用先进的过滤膜科技，为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处理污水。

南大与青岛的合作其实已经开始。

NTU迅速崛起的秘诀

《商周刊》：我查到您自2007年开始掌管NTU的教学工作。2011年担任校长。这期间NTU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顶尖年轻大学，教学理念和秘诀是什么？

安博迪：办好一所大学，第一位的是人，第二位的是人，第三位的还是人！这个理念其实是从我2006年担任NTU教务长、常务副校长就开始推动的一项最重要的举措。创办国际化的学校一定要用国际化的标准，所以NTU极力招聘具有国际水准的杰出人才。这些杰出人才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师级的人物，包括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大部分来自欧洲、来自美国，也有一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另外一类是现在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的科学家、学者，他们均毕业于斯坦福、麻省理工、慕尼黑等等这些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

因为人才的竞争招聘政策，就使得NTU具有非常国际化的环境。我们虽然在新加坡，但是教职员工来自德国、法国、美国、中国、印度等等。怎样使得一所大学更加国际化，我觉得中国高校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我们愿意一起探讨。

在NTU，所有的老师都搞研究，所有做研究的老师也教学。这就保证我们的学生“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食品”，而不是旧的或者过期的。学生也不是在被动接受老师单方面的教育，也要参与到教学和研究中来。我们非常重视新的教学技术的应用，重视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

还有就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我们不能孤立地学习一门知识。担任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我发现世界一流的化学奖得主并不一定是主流的化学方面的研究者。在化学与生物、化学与物理交叉方面可能更有成绩。所以在NTU，我们非常重视各个学院之间的交流研究，而不是让每个学院关起门来。

《商周刊》：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您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校长？

安博迪：好校长的有几个特质。是个好的领导者，也要让下属积极参与大学的发展建设中来。这样的领导者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团队非常重要。第三就是决心，尤其是在做一些特别重大的改变的时候，自己要有一个信念，并且对自己的信念有牢固的信心，并且去实践这些心愿。还有，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创新首先在于“研究”

《商周刊》：当前中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被寄予是新的经济引擎。作为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环，高校在推进技术创新、研究创新、社会进步方面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工科和商业是南大的强势学科，在产学研转化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安博迪：培育和创新是大学很重要的功能，所有的大学想要做好创新首先必须要做好研究。大学的研究培育是企业化和产品商品化的第一步。

研究有两种类型的研究。一是可预期的研究，这是可以事先具化的，比如如何延长电池的寿命。另一种就是不可预测的意外偶得，比如盘尼西林的发现对医药领域的贡献。现在有一些国家和高校认为所有的研究都是可以事先预测和具化的，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风险。我个人担任诺贝尔化学奖评审会主席，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创新都是后面这种情况。就像创造一首好听的歌曲，更多的是即兴的、灵感成就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高校的研究应该要具有一定的自由度。

但大学并不应该只是“研究”和“产业”商业转化的通道。NTU在国际年轻大学里研究能力排名第一，在从企业界获得科研赞助方面也在世界年轻大学中排名NO1。这其实显示的是，“研究”和“产业”这两者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并非是单向流动。NTU与BMW的合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科研能力非常杰出的基础上。

《商周刊》：NTU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去保障这种研究的“自由度”或者说主动性？如何去评价什么是好老师，好学生，好成果？

安博迪：“自由度”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而是更多意味着并不是由政治因素决定和控制大学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优秀的老师是由学生来评价的。优秀的研究主要通过在国际级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成果）是国际性的，不能讲什么是瑞典的（成果），什么是新加坡的研究（成果）。所有的研究都要以国际统一标准来衡量。达到国际标准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

“研究”与“产业”齐头并进

《商周刊》：NTU的优势学科与研究能力，对新加坡的国家实力或者说国家产业发展方面有怎样的价值与结合？能否举例分享？

安博迪：NTU在航天工程、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新加坡的国力是一个直接推动，这是大学能够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此外，大学还是吸引国际级企业投资的非常重要的理由。大学还可以主导推动设立一些新的公司，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直接推动。另外一种推动就是，大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学习，对生源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重要的人才支撑。

《商周刊》：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对高端技术和智慧的需求其实是庞大的。下一步可有更多来中国落地、合作的想法？

安博迪：NTU和中国的企业界、教育界已经开始合作。我们和新加坡最大的企业“新桥”落地在广州知识城，在天津生态城设立了南大天津研究院，在广州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注重知识转移，另外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基础类研究项目也在展开。这次来青岛，我们也与山东省和青岛市的政府层进行了洽谈。下一步将针对山东和青岛关注的一些课题比如农业、渔业、医药、金融……进一步探讨合作空间。先要“谈恋爱”然后再“结婚”，这样才可能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