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债务人财产制度的法律解释

〔摘要〕 破产立法政策告诉我们，破产债务人财产的定性、管控与估值制度的妥当与否，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破产法功能的实现。破产程序饱含私权博弈，债务人财产制度直接左右破产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实现。就债务人财产的法律定性而言，信托关系的界定或许比客体说与主体说更具有法律逻辑的解释力。就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机制而言，美国破产法采纳的债务人友好型的企业管理层接管模式，或许比大陆法系的破产管理人接管模式更有利于企业重整计划的推动。就债务人财产的估值而言，破产程序进程中的动态估值应该嵌入立法政策的考虑之中。我国破产债务人财产的法律定性、管控机制与估值理论，面临法律的重新解释与完善。

〔关键词〕 《破产法》；破产程序；债务人财产；破产管理人

〔中图分类号〕DF41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106-06

①参见《深圳中院法官腐败案凸显现行破产法制度缺陷》，http：//.cn ，2006年11月15日南风窗；《企业破产拍卖滋生“敛财链条”》，2008年10月21日，来源： 新华网-经济参考报（北京）。

〔作者简介〕傅穹，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王欣，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5。

在没有公司债权人的假定世界里，公司破产法只需扮演清算经营失败的公司的作用。〔1〕在真实的商业现实中，破产法必须面对各种类型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中破产债务人财产则成为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权利实现的基础。诚如美国破产法学者Alan Schwartz 教授所言，债务人财产的增值对于债权人来说，远比债务人企业的最终命运重要得多。〔2〕回顾我国2006年新破产法出台至今7年破产案件的司法实践，与破产法实施成果斐然相伴的是破产案件中的权力腐败，通过破产程序对破产财产低价变卖、私吞、隐匿，破产债务人财产处于类似无主物的地位，破产管理人处于缺乏激励动因与勤勉义务模糊的状态，债务人财产的估值变动处于缺乏清晰动态披露的境地。①上述诸多问题的症结，纷纷指向一个焦点，即破产债务人财产制度。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我国破产债务人财产的法律界定、债务人财产管理制度以及债务人财产价值评估机制重新反思，试图寻求推动破产法对诸多利益群体乃至经济产生净效应的可能解释。

一、 破产债务人财产的法律性质之辩

“破产债务人财产”是我国新《企业破产法》首次出现的一个核心范畴，这一范畴背后隐含了我国破产立法理念的变革，作为一个边界宽广的概念，涵盖了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个阶段的债务人全部财产。可以说，债务人财产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债务人控制的财产，而是特定的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财产集合。〔3〕学者归纳道，“债务人财产”不同于“破产财产”，前者是再建主义立法的概念，后者则体现了破产清算主义。〔4〕长期以来，围绕债务人财产本质，客体说或者主体说的争论处于两极。债务人财产的主体说和客体说表明了债务人财产这一范畴在破产法体系中功能构建的作用，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破产程序发挥着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状态下，如何更科学、公平、合理地把债务人有限的财产分配给所有相关的权利人的作用。债务人财产在破产法体系中和在非破产法体系中，究竟采纳何种法律性质认定，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破产法的经济功能。

（一）采纳客体说的法律逻辑

破产债务人财产权利客体说认为：债务人财产本质上只是权利客体，即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虽丧失对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权，但债务人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属于破产人所有，破产财产只是破产人权利的客体。〔5〕现行我国破产法框架下采用了债务人财产的所有权客体说。

按照上述债务人财产客体说的逻辑推演，则债务人企业是最有可能接近破产财产所有人的权利主体。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债务人企业一直是债务人的财产的所有人，其对债务人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完整的所有权权能。一旦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债务人对其自身财产的控制就受到了限制。当债务人财产面临重大处分之际，程序上要求债权人会议的批准。债务人既不能随意处分也不能够按照一般民事法律规则向债权人进行清偿。由于破产程序中设定破产财产的目的在于直接服务于债权人的权益实现，导致债务人毫无动力按照有利于破产财产的保值和增值的目的管理、使用和处分债务人财产。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往往对于破产财产的多寡漠不关心，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做出有害于破产财产的决定。因此在漫长的破产程序进行期间，立法者需要妥善地设计破产财产的保护机制，一方面实现破产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通过破产法律机制防止破产财产的不当贬损，而这些不当贬损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债务人企业的恶意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破产法理论上一厢情愿地把债务人企业定位为破产财产所有人的地位，并在立法上赋予其管理和处分破产财产的重大权力，那么必然会在破产司法实践中产生严重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债务人对破产程序中的破产财产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如果把债务人企业当作破产财产的所有权人面临解释层面的困境，那么谁是破产财产的所有权人更为合理呢？债务人的相对人即债权人显然也难以被纳入到破产财产所有权人的范围之内。因为债务人财产直接指向债权人进行分配，债权人所持有的权利性质是债权而非所有权。依据传统民事法律理论，物权具有支配性，而债权则仅是请求权。请求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请求人或者义务人的债务履行能力。即便是在已经启动的破产程序中，与非破产企业相比，债权人有了对破产财产更大的支配力，甚至可以参与决定债务人企业的未来走向，但是其所持有的仍然是债权而非物权。因此，不能够把债权人作为破产财产的主体。从现代破产法研究理论来看，破产程序中充满了不同的利益和权利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就包括了个体债权人和债权人整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个体债权人和债权人整体这二者都难以被设定为破产财产这一财产权利的主体。那么除此之外，谁还有可能成为债务人财产的所有权人，这是一个从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追问。

在债务人财产作为财产权客体的前提下，如果难以在逻辑上确定妥善的权利主体，那么在随后漫长的破产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就会一直面临缺少应有的权利主体对破产财产的管理、处分和分配进行监督的困境，同时也会缺少对可能产生的权力滥用而导致破产财产不当贬损情况的防范，结果导致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处于类似无主物的地位，变成暗箱操作、权力滥用、腐败和私分国有资产的待宰羔羊。

（二）采纳主体说的法律逻辑

债务人财产的权利主体说认为：债务人财产自身即构成权利主体，其理论基础是财团法人制度，主张债务人财产本身即构成权利主体，因此可以作为主体享有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权利。〔6〕从把债务人财产列为民事主体的立法例来看，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和非破产法体系中都是以财团法人的形式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的。然而，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没有财团法人这一民事主体类型，这是我国破产法理论中导入破产财产主体说最主要的障碍。

债务人财产主体说客观上割裂了债务人企业与债务人财产之间的归属关系。一方面，从我国1986年原有的破产法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来看，国有企业在进入破产时仍然受到不同于私有企业的差别待遇，这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命题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赋予债务人财产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那么必然会导致债务人财产在民事法律关系上与债务人企业割裂，有国有财产流失之嫌。另一方面，债务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客观上并不一定意味着债务人企业必然走向破产清算和最终主体灭失的结果，如果赋予债务人财产独立的主体地位，而最终债务人企业通过破产预防制度或者经过审查财产数额超过所负债务，那么已经独立出债务人企业的财产通过何种渠道能够回归债务人企业则将成为破产财产主体说所导致的另一难题。

（三）采纳信托说的法律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自2001年颁布实施之日起，至今已有十余载。我国现行信托法确立了信托关系的基本规则和原则，能够为理顺破产债务人财产的法律定性提供理论基础。信托关系是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赖将自己的特定财产交于另一方管理，另一方则承诺为对方的最佳利益而行为或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行为。传统的信托关系涉及到委托方、受托方和受益方三方当事人。从债务人企业、破产管理人和债权人三方在破产程序中实际所处的地位来看，债务人企业可以作为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将债务人财产交给受托人——破产管理人进行经营管理，而破产中的债权人则成为受益人。破产程序启动之后，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当破产管理人经营决策面临债务人企业和债权人利益之间、债权人整体利益和单个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利弊权衡之际，作为受托人的破产管理人秉持为债权人这一受益人群体的利益最大化目标为行事准则。

债务人财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债务人的财产，其具有公权力介入解决债权债务问题的公法意义，围绕债务人财产建立的信托关系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基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信赖关系而形成的信托关系。观察我国现行破产管理人制度不难发现，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变更和解聘都由法院决定，破产管理人向法院汇报工作，对法院而不是对债权人直接负责。可见，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的经营和管理并非基于私权关系产生，而是基于法院的任命建立。在确立债务人财产相关的信托关系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托关系的确立不同于典型的信托关系，只能进行有限借鉴这种关系，这是一种法律假定的关系。按照破产债务人财产性质的信托说观察，债务人财产这一核心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关系得以清晰界定，进而夯实破产法体系有机构建之基础。

二、 破产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模式选择

破产债务人财产的管理而言，大体分为两个管理范式。一种是《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友善债务人”立场，这一范式是独一无二的，它使得陷入困境的公司管理层仍然大权在握，有权安排法院监督之下的重整计划。另一种是英国、德国、意大利与日本采纳的支持债权人行使自身权益的管理模式。〔7〕在我国现行破产立法中，债务人财产自破产程序启动时就由破产管理人接管，关于接管债务人财产制度历史的描述，可以追溯到1848年美国佐治亚州芒罗铁路和银行公司破产案。参见〔美〕小戴维.A.斯基尔《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赵炳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66页。破产管理人通过持有控制债务人财产，推进破产程序的进行甚至主导破产分配。〔8〕

（一）我国破产债务人财产管理的既有安排

我国现行破产管理人接管破产债务人财产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很好地通过管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使债务人财产受到破产程序的支配。〔9〕这一模式的劣势在于债务人财产经营、管理和处分制度存在问题，难以实现确保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

首先，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模式面临债务人财产的经营和处分缺少必要监督。我国现行破产法采用了债务人财产客体说，即把债务人财产置于债务人企业的财产权客体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债务人企业对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财产基本丧失了利害关系，一般情况下只要债务人财产的价值没有超过企业负债，债务人企业就难以避免破产清算的命运，债务人财产将由全体债权人进行分配。因此，债务人企业并不真正关心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中的价值变化，债务人企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财产处分存在理性冷漠，债务人企业也很少会对债务人财产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质疑。作为债务人财产名义上的权利人对其漠不关心，而真正关心债务人财产价值的债权人能凭借债权行使的监督受到制度限制。

其次，破产管理人群体自身缺乏必要的专业性和激励性。我国现行破产法引入了破产管理人制度，并且确立了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启动之时接管债务人财产的制度基础。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作为客观中立的独立商业性中介组织，破产管理人一方面没有充足的动机来实现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破产管理人的薪酬依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计算，而在计算方式上，采用了累积计算费率的方式，结果导致除非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进行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否则债务人财产的价值波动对破产管理人薪酬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足以调动破产管理人追求价值增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破产管理人由律师或者会计师担任，所以他们缺乏经营管理企业的专业技能，难以在接管之初迅速掌握债务人企业的全部经营财产信息，也难以真正具备通过正确的经营决策使债务人财产增值的能力，在司法实践中，破产管理人往往采取聘用债务人企业原经营管理层作为必要的工作人员的方式实现对企业的接管和控制，这未免有悖于破产管理人制度建立的初衷。因此，立法者需要通过经济上的激励和惩罚规范破产管理人的行为。

最后，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的经营管理行为缺乏明确的行为准则。我国现行破产法第27条确定了破产管理人负有“忠诚”和“勤勉”义务，一旦违反即可认定其存在过失。但是破产法第25条所列的管理人职责仅限于守法经营管理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并没有把使其保值和增值设定为职责履行的目标。破产管理人的忠诚和勤勉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并不明确，从破产法第27条的规定来看，难以确定忠诚和勤勉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债务人企业还是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从债务人财产客体说的性质来看，债务人财产本身也无法成为破产管理人义务指向的对象。因此破产管理人在实施经营管理债务人财产职责，尤其做出经营管理的商业决策之时缺乏必要的行为标准，这既使破产管理人的职务行为难以监督，同时也致使破产管理人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无法依据其来确定破产管理人经营管理债务人财产的一般行为准则。

（二）破产债务人财产管理模式的可能选择

从1986年破产法制度中的单一破产清算组形式发展到现行破产法制度下的形式多样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我国破产立法在债务人财产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不仅是一种称谓上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破产立法对债务人财产管理者职能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从其二者的自身特点来看，清算组侧重于单一的破产清算程序，职能清晰地被界定在对债务人财产的变现和分配上。破产管理人重管理，强调对不断发生价值波动的债务人财产多手段、多方位的管理，其既适用于破产清算的案件，又适用于破产预防程序中。我国现行破产制度保留了破产管理人和清算组两种不同的形式，以应对破产案件的普遍形态和特殊情况下的政策性破产案件。但美中不足，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仍然存在财产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人专业性能力和激励机制欠缺的问题。

从我国破产管理人的法定职权来看，破产管理人履行着一定的推动并监督破产程序进行的法院职能，具有较强的公权力色彩。但是从破产管理人的独立性商业中介组织之法律定位和破产管理人的薪酬规定来看，破产管理人又充分体现了现行破产法的私法化特征。因此，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在立法构建的同时强化市场调节作用。一方面，破产管理人是法院职能的延伸，另一方面，破产管理人是在私权关系中扮演者受托人的角色，这意味着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应当作为债务人财产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得到贯彻执行，相应的破产管理人制度设计必须围绕这一目标的实现来完成。〔10〕只有清晰界定破产管理人的公法和私法属性，才能够在立法上实现对相关制度的完善，并在实践中激励并监督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履行。

从破产管理人构成的本身资质和选任程序来看，管理人缺少经营管理债务人财产使其保值和增值的专业性经营能力，加之破产管理人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债务人企业的必要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破产管理人虽然从债务人企业的原经营管理层手中接管企业控制权，但是很少会真正实施经营管理，而是将后者作为破产程序进行所需的“必要工作人员”聘回到企业实施管理。其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破产管理人并没有真正经营管理企业，使立法者的期待落空，另一方面聘用原经营管理层额外支出了债务人财产，增加了破产程序的成本。由其在破产程序启动之时即接管债务人财产必然增加破产程序进行的成本。因此尽管破产管理人本身具有客观中立的优点，但是作为普遍适用的债务人财产管理者难以保证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相比之下，债务人企业的原经营管理层具有专业性的经营管理技能并掌握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能够保持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在商业经营中不受影响。如何以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为核心目标，结合破产管理人与企业原经营管理层的优势作用，完善我国现行破产程序中的企业控制权主体制度是我国破产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破产债务人财产的接管比较观察，以美国破产法典为例，其债务人财产管理制度经历了区分债务人企业规模确立债务人企业经理层经营或破产管理人接管二选一、默认破产管理人接管企业，和以债务人企业经理层继续经营为默认状态，特定事由发生时由破产管理人接管企业的模式的发展过程，并最终确定后一种方式为企业控制权制度。这一立法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的目的，考虑到债务人企业的原经营管理层掌握原企业的财务、经营信息并且具备经营企业的专业性能力，保留其继续经营可以省却管理人接管所造成的成本和弥补经营能力上的欠缺。

反观我国破产法，在确立了破产管理人为默认债务人财产管理主体的同时，为债务人企业经理层管理留有适用空间，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3条的规定。从我国破产法中破产程序启动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效力来看，破产法对破产程序中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管理层进行了有过错推定。企业丧失清偿能力显然可能与经营管理不善有直接关系，因此破产程序一旦启动，经营管理层失去企业控制权、薪酬按照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出行受到限制并且承担回答相关询问的义务。从实用主义出发，我国立法不妨考虑，在确立债务人企业管理层继续经营者地位的基础之上，强化对其监督和管理，〔11〕在证明原企业管理层经营能力存在缺陷和违法性事由出现或可能出现时，再由破产管理人对其进行替换。这一债务人友好型的管理范式，既可以满足债务人企业经营连续性不受破产程序打破的需要，又可以保证破产程序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进行。

三、破产债务人财产价值的评估机制

破产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与债务人企业所负债务二者之间的比较，不仅是判断破产原因是否成就的重要因素，而且在破产程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权衡债务人企业应否适用破产程序的标尺作用。

（一）我国破产债务人财产价值评估现状观察

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与破产程序进行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债务人财产价值与债务人企业所负债务之间的比较，是判断破产原因是否存在的重要因素。破产原因状态的存在是破产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只有当破产原因存在时，破产程序启动才具有正当性。在破产程序启动之日起，债务人企业所负债务就已经固定，很少会发生变化，然而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却会随着商品交易市场的波动、债务人企业的继续经营甚至随着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表现为价值的提升，也可能表现为价值的贬损。当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在满足破产费用的支出数额与债务人企业所负债务总额二者之间波动时，破产程序能够继续进行，然而债务人财产一旦突破二者中的上限或者下限，破产程序都不应当再继续进行下去。当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时，用于为债权人权利实现的破产程序失去继续下去的意义而应当终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的规定。当债务人财产的价值超过债务人企业所负债务的总额时，破产原因状态消灭而不应再对债务人适用破产还债程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可见，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不仅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初，而且在破产宣告前的破产程序都发挥着衡量破产程序正当性的关键作用。

从我国当前的破产财产制度来看，对债务人财产的评估往往仅发生在破产程序进行的启动和终点，而破产程序进行中债务人财产的价值评估没有制度上的要求。破产申请人为了启动破产程序，需要证明破产原因的存在，因此债务人财产的评估在所难免。破产程序终结前制定破产分配方案时，需要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评估以获得债务人财产的相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债务人企业经过破产申请前漫长的挣扎期，其所剩的财产很少以现金的形式存在而更多表现为债务人企业的机器、厂房、土地使用权、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有形或无形财产形式，其自身价值不能够直观地表现出来。基于我国破产法第12条2款的要求，法院应当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随时关注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变化，以确保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这一事实状态存在于破产宣告前的整个破产程序中。依据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破产宣告一旦做出具有不可逆转性。破产宣告的裁定做出之后，即便债务人企业重新获得了清偿能力，破产清算程序仍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去。可见，对债务人财产价值的评估应当发生在破产宣告做出之前。

（二）破产债务人财产估值的可能变革

市场定价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对确定债务人财产价值至关重要。与破产财产的自身价值或评估价值相比，在考虑交易成本的基础上，破产财产的变现价值对破产程序的开展和路径选择真正具有意义。破产财产的估算越接近破产财产可能在市场上变现的价值，破产程序的路径选择就会越合理，破产利害关系人对破产程序可能带来的收益之预期也更准确。法院拍卖兼具公法处分和私法买卖双重性质 ，当法官考虑是否准予破产企业进行破产重整时，企业是否具有重整成功的可能性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债务人所拥有的财产多少及其状态决定了适合破产企业重整的计划类型以及企业执行破产计划草案的可行性。拥有同样破产财产估值的不同企业，其财产中债权数量越多，其破产财产的估值与其最终实现价值偏离可能就越远。如果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初破产财产的价值难以确定，那么难以论证破产程序启动的正当性，而且破产程序进行所需要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也难以制定。以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为例，其尽管失去了法律强制保证履行的保障，但是仍无法排除债务人主动自愿履行的可能，因此对其价值最佳的估算方法是让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通过实际发生在资本市场上的债权转让交易来标出价值。

破产程序是市场竞争的延续，其中充满了利益冲突和博弈。从我国现行破产立法所体现的立法政策来看，私权博弈是推动破产程序进行的重要因素。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在破产程序中应当随时得到确认，但是对其随时进行资产评估是不现实的，更多应当依赖破产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对债务人财产的价值监督。在破产法律体系中合理分配破产管理人和破产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权利，构架破产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相互制衡，保证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评估的权利是切实可行的机制。我们认为，破产程序应当要求破产管理人定期公布债务人财产的变化情况、涉诉案件的进行情况、应收账款的清收情况等相关数据，以保证权利人掌握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信息。同时，债权人和公司股东应当有在特定情况下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强制评估的权力，如果评估结果和破产管理人公布的数据不符，那么由破产管理人承担资产评估的费用并且进行修正，以制衡破产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的权力。

结论

正如法律与金融的交叉学科的观点所言，法律在推动社会整体经济增长以及相关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法律和公平的本质与精髓。我国破产法应该扮演推动企业财富增值与债权人财产公平分配的经济角色，其中重要一环就是我国债务人财产制度的重新解释与建设。面对债务人财产的法律定位不清晰、财产经营管理和价值评估方面的问题，破产法学理与司法实践，不妨考虑通过确立法院监管下的信托关系、调整破产管理人接管和债务人原有管理层接管模式、借助市场机制监管债务人财产价值指标等制度设计和经济分析手段来进一步完善债务人财产制度，通过合理有效的管理、使用、处分行为实现债务人财产最大化，进而实现我国破产法律体系功能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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