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回顾与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近30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经历了三个相对明显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是以内容与类型研究为主，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研究为辅。面临的问题是概念模糊、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基本价值理念缺乏、视角研究不足及核心问题研究难。为此，在家庭政策研究中应明确概念，拓展研究动力源，在政策中纳入家庭理念，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以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为目标。

〔关键词〕家庭政策；研究回顾；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C91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11-09

中国家庭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家庭不稳定性增强、家庭成员居住分离、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1〕这种压力增加与能力不足的失衡状态，不仅是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与政府制定的人口与家庭政策有关。〔2〕缓解失衡不仅依赖于家庭自身的努力，更亟需政府营造一种利于家庭稳定和家庭功能发挥的政策环境。虽然政府对家庭及相关政策的关注增多①，学界对家庭政策研究重视程度增加②，但家庭政策总结性研究仍十分匮乏。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近三十年来家庭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其所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家庭政策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近三十年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基本状况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的“法国的家庭体制和家庭政策”，“家庭政策”首次在中国出现。，至今已逾三十年。CNKI统计结果显示，此间以“家庭政策”为主题的论文共925篇，排除无关及重复样本后余下729篇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比较万方、维普及CNKI数据库，CNKI收录结果最佳，故以此为例。。通过对主题内容的定性归类，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可分为概念与政策定位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内容与类型研究、介入视角研究四个部分。其中，概念与政策定位研究包括概念界定与分析、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发展型家庭政策鉴于家庭政策定位存在很大争议，变量将所有可能纳入。；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国际经验与态度、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内容与类型研究包括收入、生育、婚姻、教育、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家庭刑事、家庭福利服务、特殊对象政策；介入视角研究包括社会性别与工作家庭平衡、国际比较、人口与家庭研究、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政策文本研究。表1是历年来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从中可概括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相对明显的三个阶段

从表1可见，中国家庭政策研究有明显的高峰期。在2006-2010的5年间，累计404篇，年均808篇；2011-2012的2年总计发文180篇，年均90篇；这7年间的发文量已占家庭政策总量的801%，可见家庭政策研究在中国至少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期（见图1）。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81-2000年）。特点为发文量少且进展缓慢，年均只有28篇，少有引用率高或社会影响力大的研究论文；内容以国外学者向中国介绍西方家庭政策研究成果为主，如M.拉罗克〔3〕、莫利纽克斯〔4〕、利格尔〔5〕、B.J.纳尔逊〔6〕；而国内学者多是在人口政策范围内讨论家庭问题。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第二阶段：成长阶段（2001-2006年）。特点为发文量明显增加，共142篇，年均是第一阶段的85倍；在已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张秀兰与徐月宾的“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7〕，首次明确提出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在政策范围内赋予保护家庭的责任，这是国内学者在家庭政策领域的首创性成果。

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特点为年发文量相对稳定，年均发文量887篇，是第二阶段的37倍，第一阶段的317倍。这一阶段性成果可从《人口研究》2012年“家庭政策研究”专栏中体现，部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二）内容与类型分析为主的研究占主流

在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四大分类中，内容与类型研究最受学界关注。如表1所示，这类研究论文共计470篇，远超过其他三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注程度不只表现为某个阶段的量的积累，而是每个发展阶段此类研究论文都最多，内容与类型研究的发文量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占同期发文总量的634%、704%与625%。

表2是对内容与类型研究阶段性特征的梳理。起步阶段，以收入类研究为主，部分涉及住房、生育、养老、医疗卫生与福利服务；成长阶段，对家庭生育、住房与教育类的关注有显著提升，并超过收入类的研究。其中与生育相关的论文最多；稳步发展阶段，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被涉及，排名前四的依次为生育、教育、住房、收入，家庭福利服务与医疗卫生也较受重视。具体内容如下：

与生育相关的独生子女政策及风险、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计生家庭福利等；与教育相关的困难家庭学生的教育资助体系，特殊家庭孩子的教育福利政策，资本建设、教育公平与投资、发展型教育补偿制度等；与住房相关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住房金融制度、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保障性住房制度、购房优惠政策和住房福利政策等；与家庭收入相关的财税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土地制度、反贫困政策与就业促进政策，按家庭征收个人税、惠农补粮政策、耐用消费品价格补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贫困家庭经济支持政策、贫困代际转移、家庭可持续消费等议题；与家庭福利相关的保险政策、救助政策及家庭服务政策；与医疗卫生相关的卫生医疗保健、医疗改革、食品健康、家庭医护照料等；针对特殊对象，如艾滋病携带者、流动人口、自闭症儿童、受虐儿童、单亲家庭、义务兵等的政策；以及与婚姻、养老、环境保护和家庭刑事相关的11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分类在诠释中国家庭政策全景上有一定成效，量有积累，质有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家庭政策的界定、政策定位及影响因素分析等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资料。

（三）基本问题的研究退居其次

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等基本问题理应是家庭政策研究的立石之基，但纵观整个研究历程，基本问题研究并非学界关注重点。

首先，家庭政策的概念界定与政策定位研究严重不足。仅48篇论文，量上远不及其他三种研究（见表1）。虽然在稳步发展阶段，这类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加，但直接研究家庭政策概念的论文仅2篇，政策定位模糊不清也就在情理之中。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家庭政策先后被定位为人口政策、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不过近期更多研究认为家庭政策既不完全属于人口政策，也不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或被直接划入公共政策内，它应该被单独出来，作为发展型家庭政策来研究。

第三，介入视角研究滞后。有836%是在稳步发展阶段才出现，前两个阶段中此类研究更多是在与国际比较中展开（见表5）。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基础，视角研究虽滞后，但较之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研究，发展还相对较快。

二、对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中

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一）家庭政策概念模糊

分清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研究能在一个方向上进行。Kamerman & Kahn是世界上较早研究家庭政策的学者，他们通过比较14个国家的政府与家庭间关系，将家庭政策界定为明确而广泛型（法国、挪威和瑞典）、明确但重点更集中型（奥地利、丹麦、德国和芬兰）和含蓄而勉强型（加拿大、英国与美国）。〔8〕Gauthier根据责任程度，将家庭政策分为国家支持型、传统型、平等型和非干预型。〔9〕家庭政策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 EONFP（European Observatory of National Family Policy）认为家庭政策概念界定非常困难，任何一种定义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同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会存在差异。中国情况要严峻些，学界及政界曾质疑中国是否存在家庭政策，这些质疑极具挑衅性，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概念模糊且缺乏共识。

吕亚军和刘欣认为家庭概念的复杂性、政策目标的多样性及国内决策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家庭政策定义难以形成共识的主要原因，而内容涵盖、政策目的、政策思想来源可作为界定家庭政策的三种标准。〔10〕吴帆认为家庭政策应以家庭整体为对象，旨在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替补与完善家庭功能、提升家庭成员福利水平，而国家层面家庭政策主要是国务院及各部委制定并推行以家庭整体为目标对象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及社会项目与行动的总和。〔11〕陈卫民认为家庭政策至少要考虑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的两种界定法，前者以家庭整体状况考虑政策适用条件，后者关注个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定位。〔12〕胡湛和彭希哲认为社会政策就是家庭政策，政府与社会对家庭及其功能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决定了家庭政策的走向。〔13〕

概念之间的区分主要在于将家庭放在何种位置。假设家庭及其成员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整体，将产生一种狭义的界定，即以家庭为政策对象或客体而制定专门计划或实施特定服务，这是直接针对家庭资源或行为产生影响的政策。假设家庭是社会的一部分，家庭政策就被广义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对家庭产生影响的政策或项目。但根据内容与类型研究所展现的家庭政策图景（见表2），家庭政策在范围上依次与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有重合，某种程度上这个图景即是一种政策综合。正如Aldous所认为的家庭政策是一种视角，它是诸多政策的一个方面，目的是为保证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能正常发挥其功效。〔14〕这种政策界定又与前二者不同。

上述研究视角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概念的模糊，学界不能在普遍认可的概念下展开研究，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缺乏整体性。表3所表现的定位不明正源于此。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部门为实现一定时期特定的任务与目标所制定实施的行为规范，它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其中，社会政策又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就业政策、环境政策、人口政策、扶贫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15〕人口政策属于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属于公共政策，但是家庭政策的归位存在争议。在起步与成长阶段，由于学界研究家庭政策的内容多来源于生育或收入，这两个阶段家庭政策被定位在人口政策或社会政策。随着家庭政策内容的丰富与完善，稳步发展阶段家庭政策定位至少存在三种选择。这一现象正是概念模糊的结果，为此需要明晰概念。

（二）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动力更多是受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影响。一是早期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学界研究生育或收入的前提。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很多研究都成为，只可提及好不可抨击坏，这就导致起步阶段的家庭政策研究主要以家庭收入为主，其他研究相对滞后。二是从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起，在家庭政策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与和谐家庭相关的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内容开始广泛受关注，这是政策导向结果。三是2011年对家庭发展政策的倡导及“十二五规划”中对家庭的关注。近几年中国家庭政策在内容与类型研究上不仅量上增加，而且内容多元化，这与政府决策有关。关注点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决策及国家政策影响，这种影响尤其反映在政策背景的变化――长期有意无意被政府忽视而引发的社会与家庭问题逐渐成为与社会稳定有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经济稳定增长后开始被政府所关注，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自此才有发展动力。

与中国不同，西方家庭政策研究发展轨迹明晰且具有可持续性。一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从1926年至今。，西方家庭政策研究至少经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家庭政策从属于人口政策，发展相对缓慢；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西方家庭危机推动政策层面变迁，家庭政策研究开始兴盛，它的定义争论及解释权归属得到充分讨论，但仍旧掩藏不住年轻且发展缓慢的特点〔16〕；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西方重新审视家庭功能后对家庭政策的研究，特点表现为稳步发展但未被纳入主流，如Starch指出家庭是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单位，然而美国主流政策研究中家庭却是缺席的〔17〕。多次积累与转型后，西方家庭政策研究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完全成熟。近五年发表的论文仅稳定在60-70篇/年。Web of Science中以“Family Policy”为主题的1882篇论文结果显示（统计时间截止于2013年3月6日12点10分，2013年少数文献可能会因收录时间延迟而未能纳入）。较之于西方，中国起步虽晚但在量上有足够优势，近五年发表相关论文都在100篇/年左右（见图1）。当然量的提升不代表研究水平高，西方家庭政策研究经历如此长时间，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讨论它是否可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社会政策分支〔18〕。

二是国家福利制度背景及发展水平、家庭领域发生的重大变迁、国际组织的支持与推动都是对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1994年国际家庭日及2004年世界家庭峰会形成的“三亚宣言”，西方从学科领域肯定家庭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确立了后续发展目标。2012年第8届世界家庭峰会明确提出要发展“全球家庭：将科技、文化和创新列为地方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家庭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家庭政策领域讨论的核心话题。可见影响西方家庭政策研究走向的力量更多来自非政治因素。

作为新兴领域研究，西方在时间上领先中国近半个世纪，较少受权威性力量干预，发展相对缓慢且有足够自由积累某一领域所必需的知识基础，所以西方家庭政策研究更多是学科的进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近三十年，由于国家政策及政府决策力量介入，也经历三个阶段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共同探讨重新审视家庭功能的问题，主流话语也开始关注政府对家庭的责任。但在这一领域，中国缺乏基础性知识储备，尤其是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等基本问题研究未有突破。

可见中西方研究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有强外力介入。如果一个资源高度垄断或有绝对话语权的外力，为达到某种特定目标介入某一研究领域，那必然会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会打破学科规则。西方家庭政策研究动力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力量相对均衡，可以在相互协调中共同推进研究，但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动力单一，国家政策及政府决策对研究的影响极大，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决策或方向的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研究走向。为此中国继续推进家庭政策研究，不仅要弥补半个世纪以来家庭政策基础性研究的缺位与不足，更要扩大动力源，尽可能减少政府决策或政策对研究导向的决定性作用。

（三）基本价值理念缺乏与视角研究不足

基本价值理念是政策研究的基石。政策是社团或组织为完成特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社团或组织在确定目标时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指对各种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信念。〔19〕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现实并不存在每个人都认可且统一的价值判断，仅存的是部分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价值标准。所以政策一定是有价值指向的，不同政策会反映出不同制定团体的利益导向。正因为这种价值差异性与潜在冲突性，政策研究必须关注到制定者的利益导向及背后所隐含的价值理念与态度。家庭政策也应有基本价值理念。

中国家庭政策曾被定位为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及发展型家庭政策，每种政策都有一定价值理念。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以制度化方式建设着理性选择、契约精神、公私区分、自主治理、合法性与合法化、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下的政策构想〔20〕；社会政策作为公共政策一部分，也有独特价值理念，如人权、自由平等、公民参与、渐进主义等〔21〕。近二十年，社会投资、资产为本、持续性发展等理念也逐渐引入中国，引发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改革〔22〕；作为社会政策一部分的人口政策，基本价值理念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3〕。由于家庭政策概念模糊且对象很不明确，研究很难找出能体现政策独特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家庭政策极易被埋没在庞大的公共政策体系下。

如表3所示，在成长与稳步发展阶段，有682%的论文在讨论发展型家庭政策。这种指向是有问题的，单一外力影响下研究的规模效应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家庭政策基本价值理念的研究应是探索性的，而非政策或政府决策导向下的明确性。为此，在明晰概念之时，运用好的视角去建构这种基本价值理念非常重要。表5显示，国际比较是中国家庭政策研究惯用视角，人口与家庭研究、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和法律政策研究是在稳步发展阶段才受到重视。考虑到中国社会男权特征，“社会性别与工作家庭平衡”介入视角还未被普遍接受。而这些视角中与基本价值理念研究有一定关系的是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或法律政策研究，因为基本价值理念体现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导向，中国的这种价值理念更多反映政府利益导向，尤其是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与责任。不过近三十年来这两种视角研究仅50篇论文，明显不够。要提炼家庭政策独特性，未来不仅要加强这两个视角的研究，也要探索一种基本价值理念的路径建构视角。

（四）核心问题研究难

家庭政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处在压力与能力失衡状态下的中国家庭正在逐渐丧失各种传统家庭功能，这种现象的成因与中国社会保障、户籍或计划生育等政策有关。社会保障政策一度表现出明显的国家的退出与责任推卸，制度性外流反而使家庭碎片化。户籍政策致使家庭成员空间上分离，家庭共同生产、消费、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或提供安全保护等功能都出现一定障碍。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影响中国家庭结构，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使传统家庭功能的丧失呈结构性特征。在这一问题上，仅依靠个人或家庭是无法改变政策性或制度性问题，要缓解或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从政策或制度层面出发，这就要从政策制定层面反思政府对家庭的责任与态度，这是家庭政策的核心问题。

干预与支持是中国政府对待家庭的两个方面。过去政府带有强权与不平等意味的干预太多，如政治干预，而很少有支持。实际上，在强制性干预与非强制性干预、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中，中国需要的是非强制性的间接干预。同时也需要对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孟宪范在2008年重提家庭问题，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大国使命的历史面前，家庭被赋予提供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功能，因此需要重新定位家庭的战略地位，国家应给予家庭更多支持。〔24〕

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对家庭的支持或干预并没有在政策层面得到很好回应，能直接反映这一态度与责任的家庭政策在中国并没有合法地位。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使社会建设或家庭问题被置于边缘，这种经济导向在研究选题、资源获取、价值选择及结果展现等方面影响着社会研究，虽然近几年在社会政策上有所偏向，但被部分学者理解为社会政策的家庭政策是被忽略的。纵观三十年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也没有积累能获取政策合法性的有效成果。如表4所示，影响中国家庭政策的四个因素中，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最受关注，国际经验与态度次之，但与政策合法性直接相关的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这两个因素关注度却很低。可见政府对家庭的责任与态度即是家庭政策研究难点所在。

三、对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能力

提升的几点建议根据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现状，学界要以实际行动回应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才能提升研究能力并使研究具备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缓解当代社会及家庭所面临的系列压力及问题。为此建议：

（一）明确概念

中国家庭政策并不是没有概念界定，相反是界定太多而引发了争议，这些争议所引发的共识性缺乏会影响政府判断，为此概念明确与共识形成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家庭政策中有几点是明确的：首先，政策目标是应对日益增加的家庭压力与日益弱化的家庭能力之间的失衡状态；其次，政策制定者是执政党，这也就意味着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是政策制定的前提；再次，政策实施方式是法律或政策手段；最后，政策对象包括所有的家庭。学理上，中国家庭政策是在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执政党针对所有家庭所制定的系列法律或政策，这些法律或政策的执行应具备协调家庭领域失衡状态的功能。

但有一点需注意：中国家庭政策并不是为家庭而家庭的政策，而是为政府而家庭的政策，这就决定了这一政策的范围与政府所意识到并愿意实践的对家庭的责任有关。根据责任体现度高低将政策分为两类。责任体现度高的家庭政策是范围较窄且内容细致的以家庭整体为对象的政策，责任体现度低的家庭政策是范围较广且内容模糊的影响家庭的政策，前者更容易获得家庭政策合法性。不过现阶段中国并不具备前一种政策类型的条件，家庭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一个方面，目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已足以让政府应接不暇，若再强调责任体现度高的家庭政策，政府无法也不愿承担。

为此现阶段中国家庭政策应是广义的，即Aldous所认为的各种政策的不同方面所组合成的综合体，随着这种综合体的逐渐扩大与完善，家庭政策会逐渐经历从责任体现度低到责任体现度高的类型转化过程。所以明确概念并形成共识的关键并不在于要求政府立刻形成以家庭整体为对象的政策，而应从已有政策中去辨别利于家庭和家庭功能承担的政策内容，通过改进或人为建构适合家庭发展的政策环境，进而推动政策类型转化。其中，与家庭直接相关的生育政策、婚姻政策、收养政策、弱势成员保护政策等，与家庭间接相关的户籍政策、土地政策、教育政策与劳动就业政策等都是应被广泛分析的对象。

（二）拓展研究动力源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受到政府决策或国家政策影响，这是不可回避的。不过这种影响究竟是积极抑或消极，还是在人为。我们需要适当依赖这种影响，因为二者是家庭政策存在的前提。但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因为这样会造成研究自主性或独立性缺乏。所以未来家庭政策应从两方面拓展研究动力源：

一是增加抵抗力。这要求研究从内部出发，增加对家庭政策基本问题的研究。社会政策从工业主义逻辑中找到经济发展因素、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中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从权力资源论中找到工人力量、从国家中心视角中找到国家动力、从性别因素中找到性别优势、从雇主中心模式中找到雇主力量；〔25〕家庭政策也可从概念与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和介入视角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寻找家庭政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二是吸纳外援。这要求研究继续以政策或领导人意愿为分析依据，因为这为研究赢得可能的砝码。不过研究还应积极拓展动力源，尤其是要争取非政府力量的支持，加强与国际接轨的深度与广度。故步自封在国内狭小圈子里只研究政府课题，这只会使研究视域狭窄，进展缓慢。为此吸纳外援必须让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也成为世界性家庭政策议题，吸纳国际性专家学者或组织共同探讨中国的家庭政策。

（三）政策框架内纳入家庭理念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是从已有政策中去辨别利于家庭和家庭功能承担的政策内容，而家庭理念正是辨别的重要标准。过去三十余年的家庭政策研究虽然也在分析与家庭相关的公共政策，但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全部成为家庭政策的知识积累，甚至部分还模糊了政策定位，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缺乏基本且普适性的基本价值理念作为指导，这种基本价值理念正是家庭政策独特性的必备要素。

近些年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孟宪范认为家庭视角是要将家庭问题纳入国际视野，重视家庭的传统资源，维护家庭的核心价值，建立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26〕郑晨认为应从稳定与和谐家庭出发，在政策框架内意识到家庭的存在；〔27〕向东认为家庭视角是要强调家庭的重要，建立具有财政、单位和社区支持的家庭社会政策体系；〔28〕徐安琪认为家庭视角是政府要以人为本，给家庭更多支持，通过帮助家庭及成员提升能力来使家庭有效地履行责任和发挥积极的功能；〔29〕吴帆和李建民认为家庭视角是要建立以家庭发展能力为导向的价值基础，以家庭整体作为政策实施对象，以不破坏家庭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为原则，充分考虑家庭的整体利益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建立个人与家庭并重、个人与家庭关联的家庭政策，给予家庭更多选择与替代性支持，如家庭税收政策、家庭津贴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风险防范专项计划、支持家庭养老、家庭公共服务体系等。〔30〕

可见政策框架内纳入家庭理念要明确：家庭既是政策的主体也是客体；政策设计不可忽视家庭的存在，政策评估中也不可忽视对家庭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或政策体系的变化，都应以家庭受到尊重与关注为前提。就此家庭政策研究独特性才能体现，已有政策中的微观视角才能得到补充，家庭政策才能在这种提炼中得到内容积累与完善。

（四）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

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与责任是家庭政策的核心问题，以政府对家庭政策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有助于将这一核心问题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由于家庭收入过低，储蓄水平过高，国内消费不足以填补出口与投资增速放缓产生的缺口，国家有意向增加家庭投入，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刺激国内消费，适当使资源向家庭转移〔31〕。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一直在改变，过去在不该强制介入的地方介入过深，如计划生育；另一些领域又迟迟不愿介入或仅是浅层次介入，如家庭发展、儿童教育、妇女孕产期保护与支持。国家不能盲目支持家庭，否则家庭自我恢复功能会失效；又不能不支持，因为家庭已步入没有外界支持就可能到难以维系的地步；这体现的就是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问题。

这种责任边界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是一种变动状态。将这种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这种变动状态便可在不同的政策解构中得到体现，从而洞悉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以为家庭政策后续研究提供支援。其中，内容与类型研究中的与家庭相关的政策内容，影响因素研究中的国家法律政策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变量，介入视角研究中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责任视角，这些都可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补充。

（五）以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为研究目标

政策目标与研究目标不同，政策目标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属于价值导向。研究目标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关怀，要尽可能避免价值导向。本质上家庭政策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工具或手段，家庭福利的提升不可能成为政策制定的最终目的，除非这种家庭福利已影响到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声称。为此家庭政策研究目标不应是政策的完善程度，而应是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与否，这是学界所必须具有的伦理责任与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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