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书被销毁后的责任承担

Who Is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When the Deed of Security Is Destroyed

[案件事实]

某房地产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业务尚可。1998年，某国有商业银行下属的平安支行向房地产公司贷款2000万元，期限二年，为满足贷款合规性审查的需要，经过平安支行领导的协调，该笔贷款由平信支行出具了担保书，但平安支行与平信支行同时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担保书只为贷款审查所用，并不具有实际担保效力。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都不是独立法人企业，共同隶属于一家大型商业银行。贷款发放后，房地产公司业务日渐式微，公司资产耗损殆尽，2000万元贷款最终成为不良资产，银行内部认定为损失类贷款。

2004年，平安支行所属的商业银行实施重组改制，国务院出台政策允许该银行将自己的不良贷款债权不分良莠，统统以50%的对价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银行遂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银行为不良债权出让方，资产管理公司为债权受让方，协议还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作为债务方清偿原债权。平安支行据此得以将房地产公司所欠的2000万元贷款债权及全部贷款凭据转交给了资产管理公司，并得到一半的清偿。但在转让时，平安支行为绝后患，将平信支行所出具的担保书抽出销毁。资产管理公司受让贷款后，对房地产公司进行了追偿，发现该公司已经倒闭，工商局于2005年初吊销了企业的营业执照，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财产。2006年3月，资产管理公司将所受让的2000万元债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某民营企业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受让债权后，发现贷款档案中的部分文件显示平信支行曾经出具过担保书，遂向资产管理公司和平安支行索要担保书，遭拒。投资公司认为平安支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隐匿担保文件，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实施欺诈，侵害其债权。向法院要求平安支行、担保人平信支行与房地产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此案经过审理，法院判决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承担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连带还款责任，平安支行最终自己偿还了自己的贷款。

[法院判决银行还债的理由]

法院判决平安支行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平安支行作为债权的出让方，在出让过程中应当诚实信用，不得实施欺诈行为，应当按照债权的客观状况向受让人转让权利，而不应降低债权的追索力，不应抽取重要的债权凭证等。平安支行隐匿担保书的行为使投资公司没有得到本应获得的债权，无法正常行使债权，其权益受到侵犯，因此，应承担责任。

法院判决平信支行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是：平信支行曾经为该笔债权出具过担保书，是债权的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平安支行销毁担保书的行为并不能否定平信支行表示过为债权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以及平信支行确实为债权提供过担保的客观事实。至于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之间的会议纪要只是银行内部因工作需要而制作的行政性文件，不对外出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协议书，对作为第三方的投资公司没有约束力，不影响平信支行的担保行为的效力。因此，平信支行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专家评析]

（一）资产剥离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法院不应受理投资公司对平安支行的。

的前提是民事纠纷的存在，投资公司要想平安支行，就必须与平安支行之间存在民事争议。本案中投资公司与平安支行之间并无协议存在，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平安支行的资产剥离协议是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如果有争议，也是平安支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争议。而平安支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所谓协议是依据国家政策规定而签订，其50%的定价也是国家规定，甚至资产管理公司与平安支行之间订约的意图也并非双方自愿产生。也就是说，平安支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协议完全不符合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特征，根本就不是一份民事协议，如果发生纠纷，也自然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无论资产管理公司或剥离债权的其他后续受让人，都不能基于剥离行为平安支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答复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投资公司如果认为债权转让行为有瑕疵，只能资产管理公司，其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双方自愿订立，且等价有偿，显然是一份民事协议。

（二）投资公司不能要求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承担合同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所谓相对性简而言之即是指合同只对当事人本身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投资公司与平安支行之间并无任何协议，而只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签订有债权转让协议，如果投资公司认为其所受让的债权在转让过程中出现违约事由，也只能资产管理公司，而不能将转让协议之外的平安支行列为共同被告。即使平安支行确实存在欺诈，在诉讼安排上，也应由资产管理公司先向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后，再通过一定途径要求平安支行补偿。

本案法院判决的错误之处还在于：假设投资公司所的欺诈能够成立，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精神，其所获得的赔偿也不应超过合同的标的额。本案资产管理公司与投资公司之间的标的额是20万元，而不是2000万元，法院判决投资公司获得2000万元的赔偿十分荒谬。

（三）平安支行不存在侵害债权的行为。

侵害债权是指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故意损害债权并造成损失的行为，在侵害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超越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但侵害债权最基本的前提是权利人先拥有债权，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后实施侵害行为。如果债权被损害之后才被现权利人拥有，则只能说明现权利人受让的是一个被侵害过的债权，最多是债权出让人履约适当与否的问题，不涉及第三人。本案中平安支行销毁担保书并非意在侵害投资公司，只说明平安支行不愿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担保债权，或者说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只是一个无担保的债权而已。更何况平安支行在抽掉并销毁担保书时，债权人尚且还是平安支行自己，投资公司在哪里都不知道，何来侵害？

事实上，我国合同法并未确立“侵害债权”的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即使遇到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情形，也只能通过让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借助普通侵权制度来解决。

（四）债权受让人的权利不会超过转让人。

根据《合同法》第89条的规定，无论义务转让或权利转让，其受让人都不可能获得比前手更大的权利或更多的义务，因为转让本身只改变了权利或义务的主体，而没有改变权利或义务的内容。本案中投资公司是从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债权，受让完成后，资产管理公司曾经拥有的债权，现在归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不曾拥有的权利，投资公司也不会无端获得。资产管理公司在剥离时曾向平安支行承诺放弃对平安支行的可能存在的追偿权。因此，即使平安支行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则资产管理公司也已经放弃，也即投资公司所受让的是已经同意免除平安支行的赔偿责任的债权，其再平安支行也当然没有胜诉的可能。

（五）民事主体不能自己给自己作担保，作为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的平信支行对平安支行的担保不成立。

本案中，平安支行在剥离资产时销毁了平信支行的担保书，其行为的意图十分明显，即放弃对平信支行的担保债权，这一行为与前期的会议纪要相印证，足以证明平安支行已经放弃了对平信支行的权利。且销毁担保书时，平安支行还未将债权剥离出去，自己处分自己的权利，合法有效。由此，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所受让的债权只可能是无担保的债权。法院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仍判决平信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

事实上，即使平安支行在剥离资产时未抽掉担保书，平信支行的担保也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是隶属于同一法人之下的两个分支机构，民事法律上以法人而不是分支机构为独立责任主体，法人分支机构的责任要由法人来承担。也即平安支行和平信支行在民事责任制度里是一个主体，平安支行的担保债权和平信支行的责任最终都归属它们所在的商业银行这个法人来承担，而法人不能自己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平安支行对平信支行的担保债权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本文中所涉及单位名称及人名均为化名。本文由中国建设银行法律事务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