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另一种解读

内容摘要：鲁迅先生的《祝福》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对该文的多数解读实际上是对祥林嫂的悲剧的解读。毋庸置疑，《祝福》是以祥林嫂的悲剧为结构中心的，这是“一望而知”的。但是，高远东先生在《:儒道释“吃人”的寓言》（《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02期）一文中说：“作为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尽管它早在1924年3月就得以面世，但作者除了感叹《仿徨》——当然包括《祝福》——由于技巧的圆熟反而使自己的命意不易为人察觉外，并未多置一言。”如果我们老师仅仅让学生概述这幕悲剧，感受悲剧人物的形象，分析悲剧原因，那是不是就能理解作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命意”呢？本文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祝福》；悲剧；祥林嫂

鲁迅先生的《祝福》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对该文的多数解读实际上是对祥林嫂的悲剧的解读。

毋庸置疑，《祝福》是以祥林嫂的悲剧为结构中心的，这是“一望而知”的。但是，高远东先生在《:儒道释“吃人”的寓言》（《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02期）一文中说：“作为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尽管它早在1924年3月就得以面世，但作者除了感叹《仿徨》——当然包括《祝福》——由于技巧的圆熟反而使自己的命意不易为人察觉外，并未多置一言。”如果我们老师仅仅让学生概述这幕悲剧，感受悲剧人物的形象，分析悲剧原因，那是不是就能理解作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命意”呢？

“祝福”是我们逢年过节、遇到喜事时常说的一个语词，一般的读者在触碰到这个词的一霎脑子里都会迸出一个祥和的、喜庆的、欢乐的场景，但是读过《祝福》之后，这种感觉就会一扫而空，一种沉重压抑感袭上心头。这可算是一个反差了。于是“‘祝福’在小说中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就产生了。

在小说中，除标题外，“祝福”一词共出现了五次，它的意思不外乎是“一种风俗，年终祈福的祭祀大典”和“举行祭祀”两种，鲁镇的“祝福”是多么慎重、隆重，可是祥林嫂就在这样慎重而隆重的氛围中，在人们“说不清”的某个具体的时间里孤独地“老了”——“穷死”。

为什么呢？祥林嫂几岁？为何用“老了”？小说讲到：

“……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

原来不是祥林嫂的年纪有多大（四十上下），而是她死的时间不对——“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祥林嫂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不合时宜”地死去？背后的原因鲁四老爷们是不管的，即使是短工也是“简洁的说”，在“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地惊问“死了？”的时候，他竟然“始终没有抬头”、“全不觉”。也就是说，祥林嫂的生与死人们是不甚关心的，人们关心的只是“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习俗，是“鲁镇的秩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为什么，祥林嫂就不能“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呢？我们可以从小说文本中整理出祥林嫂的经历和遭遇：

26、27岁时丧夫、出逃到鲁镇帮佣；28岁时被抢、改嫁；32岁时丧夫、丧子、到帮佣；

33岁时被逐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38时在祝福之夜冻死。

从祥林嫂的以上经历中，我们看到祥林嫂是不幸的女人，但是在鲁镇的人们的眼里她是个“不干净”的女人，把她的不幸当成一种“病毒”，鲁四老爷说：

“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也就是说祥林嫂们不仅自己无权求得幸福，而且人们在祭祀之时往往将她当成了一种“不祥”之物，祥林嫂此刻成了“祥零少”。小说中写道：

……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捐完门槛之后：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这三个“慌忙”，简直把她当做了一种威胁，一种危及全家幸福的洪水猛兽。在鲁四老爷家，祥林嫂是“不干不净”的，在柳妈这样的“同事”眼里，祥林嫂是死后要遭阴司报应被锯成两半的，这样的祥林嫂连继续存活的时间和空间都没了，还有祈福的权利吗？

是谁剥夺了她的这些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呢？我们还是从小说文本中来寻得答案。

小说开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一句就耐人琢磨，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写“年底”或“到了年底”？而要用“毕竟最像”呢？“毕竟”在里当有“终归；终究；到底”之意，至于“最像”似乎有一种“实际上不是”之意，作者到底是何意？接着读下来：

“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

“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暂寓”四字显得多么落魄和无奈，可见本无过年的心情，再加上他的“四叔”乃至所有的故乡人和他都不在一个时空里：

“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末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

可见的“我”的心情是多么复杂、难受：故乡“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停留在二十多年前，“我”这个“新党”是羞愧？还是难过？外面的革命形势走入低谷，故乡也没了，我的家，更没了精神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可是鲁镇是不管这些的，“鲁镇永远是过新年”，鲁镇永远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所有不合“鲁镇秩序”的都没有续存的理由，哪怕是生命，在这里连“我”也“只得暂寓”，那么祥林嫂这个“不是鲁镇人”还能奢望幸福，还有祈福的权利？

所以，祥林嫂只能在祝福之夜怀着有无灵魂、地狱的疑问在既希冀又恐惧中死去，而“我”又只能通过“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自我宽慰中“渐渐的舒畅起来”，其实“我”真的“舒畅”了吗？灵魂和地狱的问题，不是个一般的问题，对祥林嫂来说是个死后的问题——终结性的命题，对“我”来说却是个“安顿生命”、寻找人的“出路”、人的“将来”的问题——如何开启新生活的命题，面对这样的命题：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不仅是反讽，更是内心深处的苦痛的流露和无可奈何的自嘲：“我”是“蒙胧”的，“我”被“拥抱”，“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面对那种无形的冷酷的力量，“我”这样的“新党”终究不能改变剥夺祥林嫂生存发展权利的“鲁镇秩序”，甚至自己都不能彻底走出“鲁镇秩序”，祥林嫂的悲剧刺得“我”心里流血，但只有“懒散”抑或说是放弃才能止血、才有“舒适”，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此时，对于“我”，“祝福”已不只是仪式、风俗或者文化符号，而是一种不属于自己又无法脱离或改变的时空的场。

“我”不能正视祥林嫂的关于鬼神有无、地狱有无的问题，“我”想对生命负责，却没有把握正确的方向，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似乎没能帮助人们从灵魂的深处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愚昧、麻木、自私依然如故，“新党”们出离了“故乡”却找不到归宿，这是何等的痛苦？祥林嫂的“无权”，固然有鲁镇文化、礼教的原因，但是像我这样的“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却不能给她希望，更别说捍卫她们的“权利”，良心和责任被现实逼出无奈和苦痛，小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这种无奈和苦痛。

所以，《祝福》虽然不像《故乡》那样将“我”和故乡的人物紧紧相连，而是从祥林嫂的故事中独立出来，但是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依然不单是祥林嫂的悲剧，或是鲁镇的人们的悲剧；不单是文化杀人的悲剧，礼教杀人悲剧，也是那一代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悲剧、“革命者”的悲剧。祥林嫂的悲剧“一望可知”，但其中隐含的“我”的另一种更深的苦痛却“对多数人是一个秘密”——一个或许更有意义，更逼近作者“自己的命意”的“秘密”。

吴纪梁，福建省仙游私立第一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