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是奢侈品的代表”

郭福祥的办公室就在故宫博物院的红墙之内，入得东华门，曲径通幽处便是。办公室的样式依稀保留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面貌，氤氲着现如今国有事业单位独具的氛围与格调。在属于他的隔间位置上，各种书籍、资料零乱地堆砌在一起，人坐在转椅上，简直能把自己埋进去。作为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郭福祥在广大表迷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方面得缘于他关于故宫钟表的著述不仅俨然等身，更早早就译介至番邦海外；另一方面，人们又无不艳羡他“宫内”的身份可以“自由行走”――在对外公开展示钟表馆之外，还能下得“地库”览尽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喏，这件军大衣可不是拍电影的摆设。地库恒温恒湿，三伏天下去也得披上，不价一会就冻坏了。”郭福祥笑着同笔者打趣。他的椅背上还搭着一件沾有油渍的蓝褂工服。

《时间的历史映像》是故宫出版社出版的郭福祥的最新作品。《绪论》一章中，郭福祥写到机械钟表的传入和传播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钟表的传播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的感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由相对模糊的时间观念逐步向较为精确的时间观念发展；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确认逐渐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转向对钟表时间的依赖；计时方法从以中国时制为主逐渐演变为与中西时制并用，并最终为西方时制所取代。”总而言之一句话，钟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

尽管身在“宫中”，但早年大学考古专业的职业训练以及后来多番中西同业交流，让郭福祥对于吾国吾民的时间观念多少难免有些“微词”，“汉语中有许多表述时间点和时间段的词汇，例如日上三竿、一顿饭的工夫、一袋烟的工夫，鸡叫三遍，显现出相当的模糊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形态有密切关系。人们通常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和评判时间的价值，时间尚未充分社会化。”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按照他的思路想见当初西方自鸣钟传入中国，如此小的人工制品居然可以自动告诉人们十分精确的各个时间点的时候，“你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该是多么激动。即便是康熙爷也自然要爱不释手，为此他还专门作过一首《咏自鸣钟》的御制诗：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Q=《北京青年》周刊A=郭福祥

“上帝的福音”

Q：先来谈谈您是怎么“进宫”的吧，又是何时开始钻研起钟表的呢？

A：我是1989年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的，来了之后就开始接触钟表。我现在发现钟表有它本身的特点，就是它的科技性，用途并不是很单一的。不像是书就是一本书，钟表不是这样的，对于钟表，你要从各个方面来看它。首先它是一个计时仪器，它能够自己动，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始终是一个兴趣点。无论是收藏还是实用。

Q：钟表作为计时工具如何改变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进而改变人们在生活中对于时间的规划，有没有一些故事或案例？我记得儒勒・凡尔纳笔下的英国绅士福格对自己时间的掌控近乎偏执，甚至可以心算出环游地球的时间。那个杜撰的故事其实真实的反映出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本家金融家的时间观念。与此横向相较，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于钟表也并不陌生，彼时他们的时间观念是怎么样的？

A：呵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人们越是可以精确掌握时间后，往往越会激发起充分利用时间的念头。过往我们总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但那太模糊了。十六世纪，康熙皇帝就在清晨用钟表验定时刻，处理政务。乾隆时期的大臣于敏中看着钟表起草奏折，而位及人臣的傅恒家中的钟表更是无处不在，无论主仆，腰间都悬着钟表，以便随时对时――这点倒是和你提及的科幻小说中福格先生和仆人路路通的关系相似。到了晚清，不但大型的公共钟塔出现了，就是在一家一户中钟表业也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Q：就这话题我们展开讲讲，钟表首先是计时工具，但我们此刻所处故宫，皇家物用一丝一缕都有想象空间，更何况是制造精良的钟表了，您觉得钟表输入中国后，是如何同奢侈品挂钩的？

A：何止是奢侈品，钟表简直就是奢侈品的代表。由于早期钟表的产量不多，完全是手工制造，高昂的价格绝非一般人可以企及。根据当年传教士的记录，能奏乐的自鸣钟在广州的到岸价就有三千到五千金币！即便是一个小怀表，随随便便也要几十两银子。数量少，价格高，品质高者更是凤毛麟角，从而激发起人们占有和收藏的欲望也就可想而知。乾隆时期，精美的怀表作为珍宝的一部分经常专门收藏于集纳奇珍异宝的百宝箱中，从奢侈品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Q：我们谈点形而上的，器物交流之上必然伴随着精神的交互。

A：最早把西洋钟表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欧洲的传教士。15世纪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大约从1540年开始，教廷和各个教派就不断地进行着向中国内地传教的种种尝试。但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由于沿海海盗的不断骚扰，致使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对外国产生了一种敌视心理。早期到东方传教的欧洲传教士均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确实令传教士们大伤脑筋。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终于有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他跟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进行贸易，乘机向两广总督陈文峰献上了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贵重礼物，并请求留居中国。陈文峰贪其厚礼，同意他暂居3个月，后来罗明坚第二次来广州，又留居数月，其间他又送自鸣钟给当地官员，进行拉拢。在给国内的信中，罗明坚这样写道：“有一位武官和我特别亲近，并且他极愿意领我到朝廷去，我们认识的契机是由于一架我送给他的钟表。”以此为契机，传教士在中国有了最初的立足之地。钟表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是用钟表敲开皇宫的大门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上帝的福音”也是在自鸣钟的伴奏下传入中国的。

到了清代，皇帝们对自鸣钟的兴趣有增无减，基于此，凡来华进京的西洋传教士，大都携有西洋钟表，一遇到机会，便将其作为见面礼进呈给清帝。比如：顺治九年（1652）七月，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曾向顺治帝呈献一架“天球自鸣钟”，除报时刻外，还能惟妙惟肖地演示日月运行的状况，使顺治帝大开眼界。又如康熙时，安文思又“献一钟，每小时报时后，即奏乐一曲，各时不同，最后则如万炮齐鸣，声亦渐降，若向远处退却，终于不闻”。通过向清帝进献钟表，传教士们获得机会以接近皇帝，并逐渐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为在华传教赢得了一席之地。

“最后的验收者是皇帝本人”

Q：康熙皇帝在故宫的时候住在养心殿，他的先祖的卧室里放了很多的文玩字画，他的卧室里放的则是钟表或科学仪器。有地球仪，有浑天仪，还有一些基本的工具。他主政时还主持了大地测量，按照西式测量法则制作了全中国的一个版图。我个人很纳闷，为何十六世纪我们掌握了最新的科技，并且也开眼认识并非天圆地方，为何中国的精英们没有兴趣向外扩张，甚至相反却要闭关锁国？

A：中国的闭关锁国其实整个历史时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中国人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念，认为中国是中心，中国人的地位也是最高的，不能和蛮夷之邦有太深的交流。但是中国对于外界的侵扰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时候它就会划一条线，这条线对它非常重要，从秦始皇的长城开始北部南部就都在做这样的事了。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东南沿海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如果被外界突破了这条线，外部势力就很容易渗透到中国内陆，像明代的倭寇就是这样。清代延续了明代的政策，只开放个别的点来进行对外贸易。

中国没有走向海洋走向对外扩张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去反思我们这个民族本来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中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对对外扩张有很强烈兴趣的民族，历来都是如此。它对外面的世界实际上有一种陌生感和恐惧感，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承认，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一个外来的威胁面前我们往往会束手无策。其次，中国在古代时期没有一个全球的战略眼光，所以它不会主动的去探究整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是自我为中心的。

Q：这个话题一旦开启就比较沉重。我们还是聊聊关于钟表的“礼尚往来”吧。

A：这个太多了，西方国家派往中国的各种使团也有以钟表作为礼品赠给清帝的。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乾隆时期来华的马嘎尔尼使团。据当时参加使团的英方人员回忆，英国方面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英王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在这些物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这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还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把钟表当作礼品送给清朝皇帝的不单单是外国人，中国的地方官员也是如此，而且进献的钟表大部分是通过贸易获得的。欧洲是现代机械钟表的发源地，无论其技术的先进还是工艺的精湛，当时的中国都无法与之相比，乾隆帝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其内心深处便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崇洋心理，认为器物以洋做为佳。在这种情况下，置办贡品的官员们用尽心思，搜罗各种奇钟异表，以满足皇帝们对钟表的追求欲望。

Q：虽然皇帝“崇洋”，但据我所知故宫内造办处就下设有“造钟处”，就您了解的情况谈谈吧。

A：清宫所藏的钟表，除大部分由各地官员进贡外，一部分则由宫中制造。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下设在养心殿造办处的“做钟处”。早在康熙年间，就在内廷设置了自鸣钟处，学习西洋钟表的机械原理，修理遗留下来的废旧钟表。遇到庆典，还可制造钟表进献。清宫做钟处以制作用料贵重、富丽堂皇的“御制钟”闻名于世，其制品主要供皇帝后妃使用。需要说明的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主要技术人员及项目负责人大多是来自西洋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以前，有些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钟表机械师了。另一方面，对于做钟处西洋人的工作，清朝皇帝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参与和干涉，从钟表式样的设计到制作所用的材料，都要经过他们的修改和批准。皇帝们对钟表制作的参与决定了清宫钟表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大臣进献或皇宫中制作的钟表，其最后的验收者是皇帝本人。而皇帝们对钟表活计的要求又是相当苛刻的，在清宫档案中，经常有因为所进贡品不合皇帝口味而被驳回或因活计粗陋而受到申饬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进钟的人，还是做钟的人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个工序都要配以最优秀的工匠，钟表上的錾、雕、嵌、镶、镀诸工种都要经过通力合作方能完成，因此，清宫收藏的钟表件件都是精品。

“我们强调的是‘玩儿’的极致”

Q：故宫博物院钟表类书籍的典藏有多少？

A：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关于钟表的书据我所知是很少的，我知道的只有一部，是嘉庆时期的《高厚蒙求》。这本书更多的是一个科学著作和天文学著作，作者徐朝俊是上海松江人， 徐光启的后人，这套书里面有一部是“自鸣钟表图说”。

Q：康雍乾盛世之下，三个皇帝喜好钟表可以理解。鸦片战争后，据说道光帝是个非常俭省的皇帝，龙袍甚至都要补了继续穿，他喜欢表吗？

A：道光虽然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但是也喜欢钟表，钟表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消费，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道光时期比较重要的作品，大的作品那时候没有再出现了，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了，因为毕竟当时宫廷没有那么多的财力，道光年间正是西方的钟表大量向中国倾销的时候。

Q：中钟表大概有多少？占故宫钟表总量的比例又是多少？

A：当年迁到台湾的文物分为几大项，陶瓷，书画，青铜比较多，有一部分制作非常精致的小的工艺品带走了，但是量并不大，和钟表相关的文物在台湾现在大概有100多件，绝大部分的钟表还是在北京故宫的。

Q：通过您对清宫钟表的研究和比较，您觉得我们自己所制之表与进口货相比，孰优孰劣？

A：我们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的不是那么高，在我的研究里我也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从整个的钟表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来看，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出现这个情况不是偶然的，这和我们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有关。故宫收藏的钟表里边没有特别的去强调它的精确，我们强调的是“玩儿”的极致，技术却不够成熟，在做小型的怀表的时候我们技术是不过关的，所以我们就仿做钟，大型的钟。这是一个不平衡，还有一个不平衡就是，我们的钟表技术没有进步，但在自动机械技术领域却突飞猛进，在我们的钟表里你能够看到无所不在的机械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