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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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晚清的中西医对比中，西方慎重医学、医风谨严渐成人之共识。时人观察到西方医者经考试合格给以执照后方可行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避免了庸医之害，故主张中国医界也仿行考医一制，以达医学之善。虽然仍有人反对，从负面指出考医制存在的问题，但在西方医学的影响及冲击之下，中国医界仍渐行此制。与考医制一样，医院、医会、医报等西来形制也受到了关注与仿行。同时，时人倡言重医兴医，还有着医学之外的关怀，即强种强国。

〔关键词〕　中国医界；西方医学；考医；医会；医报；强种强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1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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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末中国的西医群体尚未完全养成，故本文中的中国医界更多指“中医界”，但也并非仅指“中医”，有时仍通称包括中、西医在内的整个医界。

②可见《欧洲中古学人风气》，《知新报》第68、69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一、十一日（1898年），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940、954页。

③相关研究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慕景强《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等。

〔作者简介〕鲁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江苏苏州　215123。

或因中西交通的增多以及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开展，清末对西方医学的介绍相当多见。当时影响较大的《申报》、《格致新报》、《大公报》上都常有此类报道。康广仁等所编《知新报》也曾多期刊载西方医学知识。②通过这些报道，西方医者的考选、医会、医报等形制渐被时人了解，并被视为西方医学进步之由，西人“重医”、医学谨严也渐成一共同的认知。

时人认为，西方医学有一整套严密的机制，重视培养、选拔医生，借助于医会、医报等学术公器，医学日益进步。不少人因此心存向往。那时，中国原有医学的地位已因西医的参照日益坠落，但多数人只是将这归于制度或体系的不完善，并不怀疑医学本身。因此，当看到西人因制度完备而致医学美善时，遂主张仿而行之，中国医界的趋西之路由此开启。

这一历程近年已颇为学者关注。③西医东渐后的中国医界及社会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其间的中西互动与纠缠相当复杂，不仅中国医界受到冲击与影响，即西方医学也有被影响的一面。中国医界最初仅是欲袭西人重医之道以振兴己国之医，未想却由形式上的模仿渐及知识体系的学习，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一系列的变化究竟是如何的，既往的研究并不充分，即中国医界最初对西制的仿行，也仍需进一步的探索。

一、考医制的推行

在对西方医学体制的各种观察与表述中，医者的考选最被关注。1871年，同文馆的医学教习英人德贞曾介绍过这一制度，其言外国选医极其慎重，“必在医院习四年，又必二十一岁以上者方准为之，不许私充。凡内科、外科、幼科、查验科、化学、草学、身体学、辩证学等皆通达者，有管理宗学院及医院，秉公拔取，领有文凭，钤有院印，本人姓名年貌所学所能俱载于上，交该士为执，故国内医人皆注名于册”，是以外国医士“非经选取不许出治，不得随己意未经官考即出行道”，并指出“若西国之法遴选，虽难，或可免庸手之误。”〔1〕德贞还进一步阐释了此制之由来，“缘庸医误弊人命有害于国，故秉政者立医学以统辖之，所以重民命也。非若百工技艺，人可随意为之，因其虽偶有差谬，于国亦无大伤，故无须国家治理之也。”〔2〕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民命”的因素。

那时，中国医界本常思及医者庸劣，报上也时有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故德贞所言西方之慎重医学及医学的考选制度颇致人深刻印象。此后，也多有时人关注及此。1876年，有人在翻译西国医书时，就注意到“西国医生贵重之至，必经考试，如式方准行世”。〔3〕因为“非经医院考取不能出手”，“律己严”，所以“误人少也”。 1879年，《申报》上还刊载了日本考医的消息，文中谈到欧洲“各地皆设大医院，欲学医者先入院肄业数年，且时至病院视名医之医病，学业成就始给予牌照，准其行医。且又时考试之，其呆蠢者则即将牌照吊销，法至善也！”而反观自身，似不足媲美，在作者眼中，中国“各医生略知汤引便悬壶行术，延者不察，每多致误，等性命于鸿毛”，实为大弊。〔4〕言下对中国医者的出身相当不满。

有时人即指出这种状况与中国素不重医相关。陈元朋在《宋代的儒医》一文中指出，宋代开始，医成为士大夫之业，儒医出现，从而医的地位得以提高，因此“医”并不是一直被视为“小道”的。（见陈元朋《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 P. 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3月，179－202页。）但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大的时间段中，总体来说，医业是不被重视的。“盖惟上之人重视乎医，故下之人亦不敢视为小道”，中国“则素与星相杂技同列，贵介子弟从不屑以医业成家，所称名医、时医者大抵皆粗识之无，略知字体，从师一二载，便思出其技以售钱，尽有声誉大噪于时而药单上尚劣不成字者”。〔5〕《皇朝经世文统编》所收清人一文也有大致的认同，认为中国对医学不重视，从而造成为医不慎的局面，“中国向视医学为小道，待之不重，责之亦不甚严，苟且从事，为例所不禁，即有错误，罪止枷杖，且准收赎。故若辈坦然为之，无所顾忌，惟在延请者自慎之耳”。〔6〕

19世纪中晚期，中西医学二元竞争之势渐成，时人在比较中西医法时，颇有“中国之医，恒不及泰西之精”的感受。因为“医生一端，乃民间疾病所需，为当关心者”。在西方国家，“医生皆由国家考取，非考取而官给以凭照者，则不能行道于通都大邑之间。”中国之医却不然，“无论世医、儒医及精理方脉之医，皆非由官考取而后行道也。”虽然其中“未尝无一二精通之士”，但“不足恃者”也不少。世医中“祖宗之遗子孙或不能世守”，且“人之性情有纯驳”，学问必“有上下，不能一致也”；而无师承之儒医、幼而拜师习方脉之医，是否遍读诸书，深通医理，或由业师严格训练，也不一定。这些医者，如果行医之初皆“不考取于官而遽行医，其有挟术半生，不蹈庸医杀人之罪哉？”此段及下段所引见《考医说》，《申报》第3727号，1883年8月28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3册，351页。又见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十九格物部五?医学，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9年，4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