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企业家的告别

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需要站着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有情怀、有脊梁，不抱怨、不浮华。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陆续引退，未来中国还有没有以家国为情怀的一群企业家？有没有源源不断产生更多优秀企业的制度保障？还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级商人？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催生了大量的企业家。如果观察中国企业家的年龄阶段，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门打开的是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市场嗅觉，长袖善舞，隐忍薄发，善于在市场缝隙中寻找机会；第二代是小平南巡和鼓励官员下海后的92派，他们很多舍弃官员和国企干部出身下海，有着更高的学识，以及体制内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迄今还活跃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第三代则伴随着互联网大潮的崛起，以当前BAT的掌门人为代表，也是当下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一批人；而最近迅速崛起的80后和90后创业者，则是当下最为媒体关注的企业家，他们善于运用媒体，没有历史包袱，更加具有娱乐精神。这四批时代背景和商业思维迥异的企业家，构成了当下企业家的年轮，也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图景。

1月7日晚间，中兴通讯的一纸公告正式宣布了侯为贵作为“中兴舵手”时代的结束。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随后，中兴通讯任命了以赵先明为董事长兼CEO的领导班子，新的管理团队都来自60后和70后，这意味着掌舵20多年的侯为贵功成身退。其身退背后，有着怎样的时代印记？

中兴、华为之争

说到中兴，不能不提到华为。作为国内高科技产业的领军企业，中兴通讯和华为在商场上是竞争对手，而任正非与侯为贵的对比也耐人寻味。在第一财经网站登载的《侯为贵终于要退休了！中兴和华为的差距是这样拉开的》中，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比较了华为和中兴的往事。

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三来一补”业务。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步中的中国通信行业炙手可热，侯为贵也在摸索尝试中发现了通信设备的商机。

1986年，侯为贵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1989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兴也随之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亿元。

中国通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市场。80年代的“七国八制”，中国通信市场被国外巨头所垄断，以“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与国外巨头一边学习一边竞争，终于闯出一方天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侯为贵作为技术专家的敏锐嗅觉和坚持不懈的研发投入，当时弱小的中兴是很难争得立足之地的。

前10年的发展，让中兴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也在产权模式上进行了创新。1993年，侯为贵推动了中兴第一次产权改革，与30多名自然人组建了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合资成立了中兴新通讯，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维先通占股份49%，并由后者承担经营责任，侯为贵出任总经理。

这一举措开创了国内“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也奠定了中兴以后的发展基础。

事实上，不仅仅是内部员工，同行、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都会经常把中兴和华为拿来做比较，毕竟两家企业的创始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年龄相差无几，都在80年代选择了创业，都选择了电信领域，业务高度重合。但从管理风格上看，侯为贵和任正非却各自有着鲜明的特点。

侯为贵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他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稳健，很少有过激行为。相较之下，任正非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当过兵，军旅生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他也把很强的军人气质植入到华为当中，比如绝对的服从、执行，超高的工作强度，狼性精神等，在经营上也敢于冒险，不循常规。

“任正非军人出身，对过往那个时代的信仰也好、崇拜也好，造就了敢于大手笔去战斗的风格。比如说华为的股票，有分红的权利没有投票的权利，在深圳特区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没有第二家。所以他做了很多创新，对于不是必胜的事，愿意赌的性格在任正非身上显露无遗。”一名曾经在中兴通讯工作过的人士如此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而作为工程师出身的侯为贵比较强调沟通，为人宽容，强调经验。

此外，还有网友对比过侯为贵与任正非的文风：

侯为贵写的一篇《TD项目研发3200人累计投入超20亿》发表在《求是》杂志上，文风很“新华社”，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读来严谨扎实，看得出很有决心，很有信心。

任正非是带有诗人气质的本土企业家，没什么理论。《华为的冬天》、《华为的春天》，放到什么地方都像一篇散文，同时具有洞察力与远见，连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都连说好文，并且要求公司高层都读读。

在《侯为贵：通信老兵的华丽谢幕》一文中，作者用10年崎岖前行来形容中兴通讯的历程，也就是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拉大了。文章写到，跨入21世纪后，随着华为中兴的成长壮大，和国外巨头在全球市场短兵相接，市场竞争变得无比激烈。从1995年就开始探索国际市场的中兴通讯，2005年起增长势头不减，在国内、国际市场同时发力。2008年，中兴通讯来自海外市场的营收比例达到60%；在国内市场，中兴通讯再一次抓住了机遇，在TDS领域成就斐然，并在2013年4月下线了第五亿部手机。中兴通讯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在2010年前后，中兴通讯进入一个规模化通道，增长速度放缓，内部称之为“爬坡”。侯为贵在2012年初指出，这一阶段不会太长，最大挑战是规模、现金流与利润的平衡。也许也就是这种追求平衡，使得中兴丧失了一些成长的机遇。

2015年对中兴通讯来说相当完美。从业绩看，中兴通讯前三季度营收685.23亿元，同比增长16.53%，利润则增长了42.19%；从业务看，政企业务包括智慧城市已经取得了明显突破，占据先机；终端业务从明星产品“天机”开始，跳出运营商渠道局限；IC业务也初露峥嵘。但是华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000亿，而任正非也开始逐渐改变低调的形象开始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华为同样面临着接班的问题，中兴是否会延续低调稳重的路线，还是会改变方法利用好这个时机大举扩展，值得关注。

企业家的情怀

在一篇《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一代企业家的真情怀》文章中，作者比较了侯为贵的个人背景变迁。

作为一位解放后就学习电子的老技术人，作为“”中的“老三届”，作为钱学森鼓励创办的半导体企业691厂的老师、技术科长，80年代初公派访美的先行者，作为1985年44岁时才有机会创业的工程师，作为到1993年51岁才有机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摸索改造企业的企业家，侯为贵30年的中兴生涯里，要完成且已完成三个艰难再造：首先，完成个人再造，从一个普通教师、工程师，成为创业者、掌舵者，历程不仅30年，还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第二，完成企业的技术再造，抱有技术情怀，却只能从贸工技起步积累资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技术路线不断向上，最终重回技术梦想，不断升级，这背后有近30年创新坚守；最后，从体制内的一个军工三产国企，到中国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再到一家管理层不集中控制的股份制企业，在内地、香港两地上市，接受香港联交所的审慎管理，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艰难探索，也超过2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背后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已经足以印证侯为贵的优秀。

文章最后总结了侯为贵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一个企业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背后的主角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企业家，而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需要站着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有情怀、有脊梁，不抱怨、不浮华。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陆续引退，未来中国还有没有以家国为情怀的一群企业家？有没有源源不断产生更多优秀企业的制度保障？还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级商人？To be，or not to be，这是企业家的选择，也应该是时代和制度的选择。

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了这个趋势，老的一代企业家并不擅长享受。比如侯为贵，有接近的人指出他主要吃素食，从来不坐头等舱，在网络上搜索的信息中，他除了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外，主要的经历放在了公益和读书上。而在这个讲究开新闻会和作秀的年代，他更适应于埋头做好技术和市场。这也和日本的盛田昭夫或者井深大这样的企业家类似。

而现在，创业者将更擅长于媒体和资本关系，天生成长于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社会中，他们没有侯为贵这样的历史留下的痕迹。一个不同的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