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内心与现实的三重变奏

摘 要：晴朗李寒是70后诗人群中的佼佼者，近些年获得过“闻一多诗歌奖”、“赤子诗歌奖”等奖项，其写作风格也渐趋稳健超拔而独树一帜。诗人的写作立足于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内心也充满着中年的迷津，但并不放缓追寻的脚步。在面对现实的灰暗时，他主动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精神“介入”与关怀现实，在不断地探索中，将写作延伸至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晴朗李寒；诗歌；常态写作；迷津与超越；介入现实

中图分类号：G609 文献标识码：A

如果对70后先锋诗人群落做一个整体扫描，很容易发现，晴朗李寒是他们之中很特殊的一位。这种特殊源于他对诗歌的虔诚与敬畏，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一直相信诗歌的力量，相信文字背后的神秘力量”。这种“相信”成为了诗人二十多年来对诗歌写作坚持不懈的动力。对晴朗李寒而言，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诗歌的信仰或许已成为一种宗教。生活――生命――诗歌这三种元素相互渗透、相互融汇，构建起了诗人的诗学体系。

一、立足生活的常态写作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先锋浪潮中，李寒是一位时代的“迟来者”，他的诗歌写作与“狂飙式”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既不遵从某种理论的既定套路，也不追新逐奇引领潮流，而是始终顺从着自我的情感直觉与语言习惯，保持着不紧不慢的步调，不盲从，不张扬。与其说李寒的诗是一种创造，倒不如说是一种还原。他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使生活恢复诗意，让汉语恢复灵气。在写作中，他对五花八门的形式实验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尊崇“回归生活”与“回归自我”的写作宗旨，维护着诗歌的常态精神。

在我的诗中看不到电闪雷鸣、黄钟大吕的东西，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凡、平静、平常。一天一天，上班下班，路过那些相同的事物，看着那些面孔相似的路人，做着几乎大同小异的事情，我唯一的爱好，便是在这些事物中发现小小的不同，找出细微的差别，就像女儿从图书中找出两组相近图案的不同之处一样快乐。

――《活着，写着，爱着……》

从这段诗歌自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常态在李寒的诗歌写作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构成了诗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无论是诗歌还是生活，乃至生命，其最基本的原始存在便是一种平常自在的状态，而“先锋”不过是其中偶尔“凸起”的部分。在李寒看来，“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诗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发现与坚守日常才是诗歌创作的核心。李寒大都以平凡的生活入诗，在“日常叙事中发现诗的本源”。

在对诗歌的题材与内容的把握上，李寒从不夸饰，而是以一颗赤子之心，表现出对常态生活的真诚与尊重。从诗歌的命名，诸如《爱情》、《轮回》、《午夜》、《阵雨》、《小区生活》、《高速公路上》等等，就不难看出，李寒的创作涉及了广博的生活内容。在他的诗歌世界里，平淡无聊的生活往往变得亲切温暖、生动活泼、多姿多彩。无论是在《爱她的……》、《你的身体》里对妻子炽热的爱恋，还是在《时光窃贼》中对“窃贼”这一形象的生动刻写，李寒都是将自己的镜头对准生活的细微处，用敏锐的嗅觉发掘日常中被忽视的诗意，用自然的笔法描绘着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充分显示出了诗人发现生活的能力。

情感的自然与率真，是李寒常态写作中的另一大亮点。在冷抒情泛滥或者拒绝抒情的先锋潮流中，诗歌已无法真正表现人们复杂的情感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更愿意把李寒当做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歌敢爱敢恨，敢于将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倾泻于笔端。该悲伤的时候便悲伤，该大声说爱的时候便说爱，该愤怒的时候便拍案而起。可以说，诗人的每一首诗都是性情之作，是心灵的本色出演，不矫饰，不虚情假意。

我厌倦了光滑和细腻，厌倦了精致和完美。/我爱上了单一的事物，/和它们粗糙的部分，/我爱上了残缺，没有结局的故事，/爱上了棉布，拙劣的黑陶，露出草梗的纸。//我厌倦了繁复，重叠，厌倦了涂满油彩的/面孔，和多变的表情。/我爱上了缓慢的旅程，爱上了中途的阻隔，/而不是瞬间的抵达。我爱上了等待，/等待中的焦灼。……

――《我爱上了……》

一首《我爱上了……》真切地道出了诗人的爱与憎，能够将自己喜爱的事物与厌倦的事物细腻而准确地呈现出来，既依赖于诗人的观察力与感受力，更需要诗人由心而生的感情。这种“想爱就大声说出来”的写法其实是在呼唤一种诗歌情感的自由。在抒情诗日渐式微的时代，李寒渴望一种回归，渴望回归到情感充沛、真挚的诗歌语境中来。

博尔赫斯曾说：“一个人写诗是受激情催迫的，更确切地说，他必须宣泄他的激情，因为如果某个主题追着他写，非让他写不可，使他不能安宁的话，那么他就得写以便摆脱它……”李寒也是属于这类“情绪主导型”诗人，诸如《雨说下就下了》中那种“青春期式”的忧伤；《多么美好的一日》中对美好时光的赞叹；《愤怒之诗》中对社会弊端的痛斥等等，这些诗篇大多是强烈的主观情绪“催促”着诗人去抒写，这种感情推动表达的方法，有别于“理念”或者“主题”先行，剔除了矫揉造作的因素，保留了一份可贵的纯真。与此同时，诗人的这种写作方式，并非发泄自我以获得宣泄的，而是在情感的正常释放的基础上注重诗意的提升。

诗人有许多写给妻子和女儿的诗篇。这些都可以当做情诗来读，其间流露出的感情真切而深厚，细细咀嚼令人感动不已，李寒丰富的情感世界直接作用于诗歌，使之洋溢着“爱”的暖意，这种爱是诗人珍爱生活的情感基调，也是使世界“软下来”、“慢下来”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无论是情绪推动下的抒怀，还是“爱”的诚挚表达，都是常态情感的具体体现，而情感的常态与真实正是李寒诗歌的核心所在，我们由他的诗看到了抒情的深度。

李寒诗歌的常态抒写，还体现在对诗歌语言的运用上。语言是诗歌的灵魂，当各种语言实验风行诗坛的时候，诗歌开始被语言所奴役，我们对诗歌语言的“魔力”与“诗性”的兴趣似乎在逐渐衰减，汉语诗性的断裂则成为了当下诗歌的主要病灶之一。而李寒是那种坚持让语言保持鲜活气息的诗人，在他的诗中很少有华丽的辞藻，也缺少技术性的坚硬语质，而是处处闪耀着有韧度、有温度的智性语言。

然而不管是选择爱，还是选择哲学探险来追寻心灵的超越，其实诗人一直都未曾获得真正的解脱。他总是在诗歌理想的道路上跋涉，在这荆棘丛生的途中，有一种不可复制且无法消除的“来自灵魂的深处的疼痛感”一直伴随着诗人。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生命的痛苦，诗人在窥探生命意义的同时也萌生了这种强烈的灵魂刺痛感，在接近真理的同时也接近了深渊，随着他诗歌写作的进一步深入，这疼痛也必将会越来越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讲，过度强烈的心灵刺痛必然会诱发心理的矛盾与分裂。许多优秀的诗人都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他们的精神感知与肉体存在出现了某种落差而不能得到平复，从而陷入了精神分裂的境地。李寒的很多诗歌中也表现出灵肉分离的状况，他曾多次写道，希望在自己体内发动一次革命，将身体杀死以得到精神的解放与自由，但他把握住了分裂的“度”，在走向精神悬崖的同时，他能将自己拉回到现实中来，这份理性与智慧是很难得的。

李寒的诗歌充分显示出“心灵化”的诗学特质，他向我们展示了复杂的精神世界。坚持独立写作的诗人一直保持着 “倔强”的姿态，这不仅体现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与自我的关系上。他不断地在内部与自我抗争、妥协、再抗争，在这种轮回的进程中，每一次的自否都是一次超越，它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艰苦历程，在这种特殊的体验中，诗人通过诗歌完成了对自我的重塑，与此同时也真正体证了生命。

三、面对现实的良知“介入”

诗歌力量的彰显来源于诗人内心不竭的追求，诗歌的深度也来源于诗人心灵的高度。纵观李寒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是一位逐渐成长的诗人，他既专注于日常书写也在寻求灵魂的超越与诗歌境界的提升。诗人在关注自我、审视自我的同时从没忘记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用诗歌去触摸埋藏在时代泡沫之下的社会底色，从而完成“大我”的书写。事实上，这种“大我”从未完成过，而是一直处于无限的接近之中。

晴朗李寒自己曾说：“诗人更要能听到矿井之下尸骨的呐喊，豆腐渣废墟下孩子的，凶猛的挖掘机履带碾轧下拆迁户绝望的哭嚎。如果对社会问题麻木不仁，你就不配做诗人”。在他看来，诗人应该保持对时代的警惕审视，对文化的批判精神，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对生命的悲悯。这才是诗人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一个日常的女人，被岁月打磨得面目模糊。/如今，她站在菜市场里，/为晚餐是土豆白菜，还是萝卜蘑菇，而迟疑不决。/她的自行车粘染了尘土和泥泞，/车筐有些变形，（它一直装载着一家人的食粮）/她要趁着昏暗的天光，挑选那些喷过水的蔬菜，/要为称的高低与小贩较量。/“菜还是这么贵，天都暖和了。”/“便宜不了的，什么都长价！”菜贩厌烦了她的挑拣。/“孩子正在生长，再买些苹果吧。”10块钱6斤，尽管觉得贵了，/她仍然仔细地挑了些。/“他累了，爱喝口小酒，就着我炒的花生米。”/土豆两块，胡萝卜一块五，西红柿一块八，苹果五块，花生米三块，/红的，绿的，慢慢挤满了车筐。/一个清贫的女人，熟练地掌握了生活的算术，/她清楚，如何让每月的600块钱，正好与下月衔接。//这是普通的一天，三月八日，/我见到一个普通女人，从菜市场缓缓走出，/她笨重的身体，隆起的腹部，/很快便会被黑暗和汹涌的车流淹没。/而在她的子宫深处，/那个一无所知的小小胎儿正在吞吐着羊水，/用脐带吸吮着养分，/一天天长大。

――《中国母亲》

诗人擅长叙事，在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中，一位中国女人日常生活的画面向我们缓缓展开，买菜细节一览无余，这中间包含着女人的面容、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节的精准呈现。诗人通过还原的方法将我们带到普通人的生活现场。诗中的“女人”是千万中国女人的缩影，也隐喻着我们的祖国母亲。但很显然，诗人的情绪在叙事中遭遇了“泄密”，他对“中国女人”的怜悯与同情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在面对“女人”时心中的酸楚与疼痛。这样的情感不同于“五四”那群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而是设身处地站在“底层”的位置述说着他们的遭际。这样的“介入”与悲悯姿态是难得的，它抛弃了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多了一份贴近人心的冷暖相知，用平等的心来感知他们的辛酸，给予最平易近人的抚慰。

对于社会苦难，李寒一直保持着怜悯之心。《冷风景》中的红薯小贩、流浪汉和卖艺夫妇，《换歌》中的无辜逝者都成为诗人的书写对象。在诗中，李寒向我们展示着社会底层的真实面孔，为了唤起我们被搁置的善良而奔走呼号。除此之外，重大的社会事件也没有逃脱过诗人的眼球，诗人竭力从动车追尾事件、卡扎菲之死等公共事件中询问背后的真相，对地震等灾难表现出的哀痛，都体现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认为，作家思想观念或者写作态度的转向与时代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9年以后的李寒在诗歌中多了些“愤怒”的情绪和“介入”的姿态，这与体制、时代风貌的改变不无相关。社会风气的退化，让宽容的诗人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悲愤之情，他便选择对社会不公以最严厉的斥责，对社会丑恶予以最决绝的回应。而诗人的不满则是经过理智的过滤而流泻出来的铿锵之词。

谁还记得瘦弱的青春？/广场，马蹄，被压制的下体，/口号，铁拳，被败坏的初恋。//激情之血渐渐退潮，/没必要焦虑，不至于绝望。/只是愤怒得还不够，/反对得还有些浅。//秋天近了，革命还远，/四十岁的人，想重新做回青年。

――《敌意之诗》

诗人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从来不留情面，他敢于大胆“掀翻酒徒们盛宴狂欢的桌子”（《帝国黄昏》），除了遵循心中道德与良心的准绳外，他无所畏惧。作为译者的李寒，长期从事二十世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翻译工作，不免在精神血脉上与阿赫玛托娃们气息相通。面对社会丑恶与体制挤压，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拒绝趋炎附势。他审视、诘问、质疑时代的同时却从不绝望，字里行间里流露出“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以“与你们不同的方式”（《我要这样爱她》）深爱着祖国，在骨子里亦坚信“那些卑鄙的灵魂/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挽歌》）而当这些声嘶力竭的呼喊无法改变不断陷落的现实时，诗人则表现出特有的孤高与骄傲――“他们不配/放逐/一个高傲的诗人/一个腐朽的帝国的掘墓者”，这是诗人在以最后的尊严向无奈的现实发起挑战，这份勇气与担当如一把利剑，直指时代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