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真正的风险在政府

做PPP，企业要达到政府的需求、满足政府公益项目的基本属性，不能寄希望于暴利，做钓鱼工程，更不要利用政府。当然，政府要遵诺守约，有契约精神。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诚信度不好，以后诚信可能是地方政府引进资金的最佳资本。

一家民营企业在某省做了一个PPP项目，该项目依赖当地政府的采购。其后，当地新上任的主要领导人表示要将项目收回，企业家不同意。官员回应说，我们不用你的产品了，另外建一个厂来提品。后来，企业政府，但其数亿元的投资可能打水漂。该企业负责人是北京科技大学金融工程系主任、教授刘澄的熟人。刘澄亦担任多家企业的独立董事，他对《董事会》坦言，企业和政府合作，政府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PPP真正的风险在政府――缺乏契约精神。

《董事会》：2016年全国“两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提案建议对PPP模式的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完善，实现阳光、规范推进。提案称，这些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投资者的利益难以保障，政府短期行为比较严重。理论上，PPP模式下，政府和企业形成伙伴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践中，由于法制不完善、政府相对强势等原因，双方难以真正形成伙伴关系。你对此怎么看？

刘澄：对。应该是伙伴关系，平等的合作伙伴，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看到很多PPP案例，地方政府没有利益共享的观念，一旦有利益，政府就把对方撵走了。很多民企因为这个状告政府，很多官员也由此下台。天津有一个PPP项目，地方政府占股10%、一家民企占股90%。按约定，扣除各种成本之后，政府、企业各分一半利润――正常情况下，利益应该是按持股比例来分配的。即便是这样，政府后来还是不干了，觉得企业分钱太多。最后，这家民企被迫退出，拿了8%的收益率。

PPP真正的风险在政府一方，政府不要耍无赖，缺乏契约精神。很多地方的PPP，包括我老家的一些PPP项目，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相关承诺没有到位。因为很多项目是有先决条件的，项目本身不足以独立市场化运营，依赖政府的采购。暴利的项目，政府不会给你；不挣钱的，民企不会干。PPP项目天生不具备好的盈利性。

《董事会》：那么，政府在合作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遵循怎样的原则？

刘澄：曾经，我在给一个省的发改委官员讲PPP的时候说，请你们不要挑战企业家的底线。官员你要真把企业的钱弄没了，他会玩命地告你。北京原来的副市长、企业家郭文贵之间就是这种纠葛。政府一定要尊重合约，有契约精神。政府要让合作方安安心心在当地发展，合法、合理地发财，不要见钱眼红。

至于PPP合同的问题，我曾跟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讲，上届政府和企业订的合同，要么你向上级举报，要么就认同、遵守这个合同，不要把气撒在企业家身上。即便合同不合理政府也要遵守。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不合理的理由，对合同进行纠察，事情就没法进行下去了。一定要有契约精神。

政府和企业一定要秉承合作共赢、互信的理念。一个开明的、有市场意识的政府会好得多。我跟一些民企说，你做PPP，不要在西部做，要到东部沿海地区做，整体上那里的地方政府的市场意识强得多。比如，一般来讲，上海的企业PPP退出方案比较合情合理。

《董事会》：作为牵手PPP的另一方，企业应该重点注意什么？

刘澄：我开玩笑说，做PPP要测八字，双方性格不合都不行。企业由于处于弱势地位，首先要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谈判之初就要看准风险点在哪里，判断是否能够驾驭、是否在你可承受范围之内，确定你的底线是什么。

山西有个市一级政府，找到一家民企合作PPP。我跟这家民企的董事长说，市政府都开支困难了，还让你做这个项目，别被忽悠。如果没钱，你不能做；你即便做了，项目如何成功运营是个大问题。成功了是政府的政绩；不成功，就变成你垫资做项目，承担责任，陷在那里，政府兜不了底。我跟他说，政府的承诺再好，如果没有项目本身商业化运作的前提，你一律不能做。

尤其是，企业家不能做钓鱼工程：企业家明知道项目不挣钱，还是做了，寄望政府补贴，运营过程中想钓政府的钱。这样做不现实，自己会活得很艰难、没有尊严，政府也随时有可能把你甩掉。现在有些企业家，就是想把PPP做成钓鱼工程，这是歪门邪道。

我时常提醒民企，和政府打交道，这个交道不好打，这其中，不要利用政府。很多民企想通过做PPP拉近和政府的关系。我说这就是一个项目，不要有别的目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处理不好政商关系的企业家，就容易卷入到权力斗争中去，像郭文贵。当然，政府也不要利用企业。有的地方政府就想要企业解决融资的问题，不想让企业参与管理，这就埋下了争论的祸根。双方应该是伙伴关系，用合同把彼此利益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按合同办事。

《董事会》：总体看，提高民营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成为当前PPP改革实践中一个大的挑战。

刘澄：做PPP，企业要达到政府的需求、满足政府公益项目的基本属性，不能寄希望暴利。这是给政府脸上贴金的项目，不能有任何闪失。在合作中，民企要保持谦卑的态度，要尊重政府的意见。同时，要讲究利益原则。不要追求暴利，但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能干亏本的事情。此外，要给自己设计很好的退出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利益纷争的解决机制――在合约上明确。如果有可能，可以在合同上给自己多加几道保险，不要让政府折腾得遍体鳞伤。

《董事会》：基于目前的实践情况，当前对PPP进行立法的呼声很高。2015年以来，财政部会同相关方面加快推进PPP立法工作。你认为，相关立法会否有助于PPP的发展？

刘澄：现在不是无法可依，更多是有法不依。我个人认为，PPP的问题，现有的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是能够解决的。合同要严格执行，项目公司按照公司法规范运作，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必要针对一个具体的项目，像PPP，专门立法。

天津有一个PPP项目公司，一家美国企业占股90%，地方政府占10%。政府要委派一个董事。美方说可以，前提是，做董事的人要全职上班，并且必须从公务员辞职。这样一来，政府没人来了。因为很多官员想兼职拿高薪，不想辞去公职。但美方的理念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对于PPP公司，我更想强调，它是普通的公司，得按公司法运作。

《董事会》：PPP被寄予厚望，你怎么看待它在中国的前景？

刘澄：对PPP的前景，我谨慎乐观。我个人希望政府和企业之间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全程合作的合作伙伴关系。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全程合作。全程合作就是，干得不好的时候要风雨与共，干得好的时候也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是一段时间合作得好，过段时间就合作不好了，被迫退出，甚至打官司。特别是，政府要遵诺守约，有契约精神。现在的中国不缺资金、不缺能力、不缺企业，缺的就是诚实守信的精神。只要政府诚信，市场的资金会源源不断进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诚信度不好，以后诚信可能是地方政府引进资金的最佳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