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职业化之路

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面对跨国公司，后进国家的处境决定了中国企业不仅缺少产品和技术优势，而且受到社会基础条件先天不足的约束。其中，职业化传统的薄弱和职业化进程的缓慢长期构成了中国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瓶颈。

这一缺陷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尤其明显。社会的职业化水准，是西方社会宗教文化长期熏陶和工商业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对提升企业家阶层的精神境界、经理阶层的健康成长、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技能居功甚伟。在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职业化进程与社会的技术水平、市场体系、制度、文化互补匹配，良性互动，成为推动企业成长的基本要素。因此，在构成发达国家和中国企业系统差距的社会基础条件上，职业化进程是核心的因素。

从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的维度审视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面临的整体瓶颈力求突破，同时借鉴先进国家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守正创新，持续改进，才有可能抓住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减速的历史机遇，在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中脱颖争先，弯道超车。

专业主义的源流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深化。技术层面的劳动分工是效率的源泉，而社会层面的职业分工形成知识分化带来信息沟通的障碍，造成交易风险和合作困难。如果分工单方面发展而缺乏降低风险、促进合作的相应的社会机制，市场就难以扩展，分工也无法持续。

发轫于欧洲中世纪的职业化传统，正是这样的社会机制，有效消解了随分工层次和程度依次展开的大量结构性不稳定因素，使得社会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弹性的相互依赖，“一种按照特定关系将各不相同的和特别的功能组合在一起的”有机合作。

职业化进程在欧洲的出现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这种具备“职业责任”的阶层在西方社会具有悠久的传统。

中世纪初期，罗马教会在战乱连绵的混乱状态下承担管理公共事务、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影响日益扩大。随着组织体系扩展，罗马教廷的领导地位逐步加强，革除神职人员世俗化弊端的教会改革运动兴起。传教士以身作则进行精神教化和文化启蒙；修道院严格教规，唤起宗教热情，消除堕落现象；修道士率先开垦荒野，成为拓殖运动的先锋。教会改革提高了神职人员的道德品质和知识水平，显示了基督教会早期的勃勃生机，成为职业精神的典范。

随着基督教传播，武士精神和神圣信仰得以融合。最初的骑士承袭日耳曼传统，争强斗勇，寻衅好战。为减少暴力，教会在封建的武士文化中注入基督教因素，并先后颁布“上帝的和平”、“上帝的休战”以建立基本的战争规则，用道德约束战争。骑士阶层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身的精神信念和行为规范。

从11世纪开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贸易兴盛，手工业者和商人出于经济活动的需要定居于交通便利的城镇。为了保护行业的共同利益，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平等、契约的原则下建立了自我治理的同业行会，确立同行监督确保行业信誉的机制，以群体力量参与公共事务，为争取各种权利和封建领主斗争，逐渐获得自治权，发展成为自治城市。自治城市是独立自主、依靠工商业的收益而存在的真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机体，促进了劳动分工的深化、工商业技巧的创新和商业法规的调整，孕育新兴的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世纪最早的专业医生、律师和教师，都是通过行会取得教会特许地位，与教士、贵族、骑士一样，和绅士身份联系在一起，具有专业特权。基于这一传统，当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职业结构在19 世纪以后进一步发展时，重组或新形成的中产阶级进行了不懈努力以取得专业称号。一方面，这一称号和传统专业的绅士身份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利他主义和知识化的内涵给予取得免除劳动市场竞争的保护（即国家特许权）以合法性。

在专业化推进的过程中，职业精英对专业知识的相对垄断与行业自律承担职业责任以保障利他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职业伦理互为因果，形成职业化进程的内在动力，臻于“专业主义”的理想境界。如果缺乏对职业的市场保护，放任缺乏专业技能和相应知识的外行履行复杂的专业服务而不加限制，假冒伪劣就会大行其道，损害公众利益；如果缺乏社会利益至上的终极追求和相应的组织制约机制，职业精英利用信息优势和知识特权巧取豪夺掠夺大众也就势成必然。专业主义的各种因素有效互补，成为社会精英为了自身荣誉而对大众做出的责任承诺，既要求从业者具有扎实的专业训练，又确保职业精英严格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追求。

职业化进程在欧洲的演变说明：基督教的救世情怀是职业精神最初的源头，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则是职业精神社会化的推动力量。职业化进程是专业化加深与市场扩张交互影响的微观基础，随着产品、职业的增多，生产与交易活动花样繁多。专业范围日益局限，专业知识愈益分化，社会知识总量加速增长，使知识生产本身也逐渐分工细化为专业环节，社会进步不断加快。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微观的社会治理方式，确保专业分工后交易风险降低和合作效益提升，其内在机理精微巧妙。

职业化在管理中的基础地位

职业化传统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熟，形成专业主义这一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根据最近的研究，在职业化进程的诸多要素中，职业伦理和以同行监督为基础的专业自律是专业主义体系有效运作的关键环节。这与基督教文化传统、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相吻合。

在基督教传统中，宗教精神与世俗理念的一致，赋予现实的社会活动以神圣的意义，为职业活动提供了最高的价值源泉和道德依据，成为职业伦理的基础。当然，中世纪的基督教反对营利性工作，贬斥人们通过经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6世纪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新教的神学理论体系，为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兴起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准备。加尔文的“预定说”宣称，由于原罪，人们得到救赎是由上帝“预定”的。因此人的救赎只能依赖上帝，通过完善世俗生活的一切活动，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教教义使企业家追逐财富、攫取利润的心理动机与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行为模式成为履行天职的行为，获得了宗教的合理性和积极的道德肯定。

新教伦理还严格约束贪财行为，力戒对财富不择手段地攫取和毫无约束地挥霍。加尔文教认为，上帝的信徒应奉行勤劳、节约、俭朴、谦逊和讲求效率的苦行主义。这种“入世禁欲主义”倾向，为现代的企业家职业伦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经过宗教改革的转化，基督教核心精神与现代组织的基本原则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为现代组织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成为专业化进程的助推器。企业家与商人的社会地位、形象得到彻底改观，也激励企业家担当起社会责任。企业家获利不再是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是把赚取财富当成一种宗教信条和体验，当成神圣的天职和人生的终极价值。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敬业自律，力竭贪欲，做社会表率，通过慈善、捐赠活动回馈社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职业化进程通过与宗教信念一致的行业伦理和相互监督保证行业自律、规则传承。这种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新兴专业延伸，使得现代组织发展所依赖的人力资源，一开始就接受了职业规范的训练，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的问题。因此，专业主义在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

专业主义提升了企业家的专业追求和精神境界。无论是亨利・杜邦、亨利・福特，还是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宝洁创始人威廉・格兰特和詹姆斯・甘保等，从这些清教徒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浓郁的专业主义圣徒气质，他们的追求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逻辑，创造了美国式企业文化的主流。

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信誉保障机制，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专业主义降低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提高了市场效率。促进了各类专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拓展了复杂交易的范围。例如，医院、学校、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通过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在专业主义精神的保障下也可以引入企业化经营，为企业组织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专业主义是一种扁平化的分工合作模式。相对于市场交易型的合作模式，专业主义具有稳定性，便于行业经验的传承和隐性知识优势的长期积累；而相对于层级组织的模式，则能够发挥一线从业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产业的升级换代。

专业主义提供了规范自律、训练有素的劳动者和各类专业人才。在长期专业主义的社会环境熏陶下，人们对于秩序、规范有天然的敬畏心，自觉遵守、执行制度，视职业为天职，有利于标准化程度的提升，促进现代组织的规范化管理。而规范化水平的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以至于通过大规模收购、兼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纵观近代社会，专业主义精神的高扬往往促进管理提升和社会健康发展，而社会危机则往往与专业主义精神的沦落有关。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崛起中，“管理运动”的兴起正得益于企业家和经理人的专业主义精神，作为清教徒的基层经理泰勒因无法容忍基层员工司空见惯的“磨洋工”现象，克服阻力严格监督，开始了“铁矿石搬运实验”，通过科学管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华尔街金融精英的专业主义精神普遍沦丧，难辞其咎。

中国近代企业家的专业主义精神

尽管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职业化传统却极其薄弱，缺乏向现代转型的推动力量。一方面，自秦汉时代，传统中国形成了微观上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和宏观上中央集权的社会。农耕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缺乏社会分工，交易发展缓慢，无须错综复杂的契约体系以及繁杂的司法诉讼作支撑，这使集权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专制皇权挤压了社会的自治空间，尽管数度出现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繁荣，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自我管理的同业公会和以市民为主体的自治城市，消解了推动职业化进程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传统“士”人具有担当天下责任、崇尚气节的职业道德，包含了职业伦理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他们大多脱离生产实践和基层民众，社会缺乏宗教传统，“士”人在皇权面前没有独立性，难以形成普遍的超越世俗功利目标的职业伦理。这种情况直到近代企业在中国艰难起步成长才开始逐步改变。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大解放。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政策法规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加之一战期间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放松，社会迅速涌现创业办厂浪潮，成为中国民族企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公司制度的规范形式在民族企业中广泛建立，专业技术和人才素质也有所提高。但是，企业管理体系不健全、人治现象严重、财务管理混乱等等诸多弊端，一直广泛存在。这些问题因企业规模扩大和竞争加剧日益突出，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对科学化、规范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的社会需求。

作为现代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载体，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继承中国传统精神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融合现代职业精神，开始在自己效力的企业范围内引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显示出巨大的潜能，这是中国企业组织现代化的契机，也是中国现代职业精神成长的源头。例如，我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詹天佑，将美国“管理运动”中创设的现代铁路组织和管理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同时还逐步订立了有关铁路行车、养路、机车、巡警、电报等规则，是现代管理进入中国企业组织的先声。京张铁路通车后，詹天佑殚精竭虑，亲任其劳，辗转各地推广完善现代的铁路组织和管理制度，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富于职业精神的铁路工程师和管理者。

穆藕初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1915年回国后着手将泰勒等人的著作译为中文，同时创办上海德大、厚生纱厂，针对民族企业管理上的积弊厉行改革，进行科学管理实验，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方法，建立总经理负责制，初步扭转了人治状况，成为中国企业科学管理体系的开创者。此外，他还在办厂实践中建立起严格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科学的会计制度。白手起家的穆藕初通过科学管理后来居上，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引起巨大反响。中国企业从此掀起了推广科学管理的热潮，步入现代管理的轨道。

在这股改革创新的潮流中，现代组织体系的改革对职业精神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等人创办新式企业，一开始就摒弃了源于外商在华企业、为国内企业普遍采用的带有封建买办性质的工头制，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员工和企业的契约关系，通过规范的车间和科室结构，由授权明确的专职管理、技术人员指挥生产，奠定了现代管理的基础。在这批企业的示范下，近代民族企业普遍开展组织体系的改革，废除工头制，促进管理层对劳动实践的关注，密切了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联系，成为企业内部职业精神成长的温床，也为中国企业管理的进步提供了动力。

中国现代企业的职业精神成长呈现出鲜明特点：

1. 中国近现代组织创业者把企业组织建设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形成了超越世俗功利目标的职业伦理。张謇经商办实业，是为了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并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社会建设，其内在动机都是相似的――实现人生抱负，承担社会责任，以“实业救国”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这些企业家所秉持的超越经济逻辑的价值观可与“入世禁欲”的西方清教徒形象比肩。

2.近现代企业家突破了中国传统“士”人脱离生产实践和基层民众的局限，显示出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尊重劳动的精神品质。在打造科学管理体系的过程中，穆藕初兴办技工夜校，亲自讲解，训练工人。他还开创了中国企业进行管理实验的先河。作为“永久黄”企业集团职业管理团队重要成员的侯德榜，经常穿着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他终于突破制碱工艺的国际难题，制造出的“红三角”牌纯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3.在战乱频仍、市场分割、社会制度总体落后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的职业化水平优先得到长足提升，这是与西方社会职业化进程不同之处，这得益于中国近代企业家结合国情进行的管理创新：

首先是企业内部员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和规范化操作训练。人才匮乏是严重制约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因素，发展职业教育之说因此而兴。在社会上职业学校开办的同时，多数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开展职业教育，兴办技工夜校和各种培训班。如薛受萱主持的永泰丝厂，为使工人适应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缫丝设备，设立特殊工厂专门训练工人操作，成为当时著名的实行工、学结合的“学校式企业”，在五六年时间中培训职工3000人以上，是企业职业教育的创举。天津永明漆厂创办人陈调甫为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规定提取利润的20%作为教育基金，并把陶行知“教、学、做”的教育思想应用于员工培训，迅速提高了员工素质。荣氏企业举办过许多职员训练班和和业余夜校，建立了养成工制度，1934年仅申新四厂就培训员工1000多人。这些企业内部培训，施教切合实际，应用性强，收效显著，不少员工因此成为本企业和行业的骨干，成长为职业人才。

其次是薪酬机制创新，推行各种惠工福利措施，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形成了具有福利经济色彩的“劳资协调”、“劳资合作”的局面。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提倡“职工股东化、股东职工化”，设立“红酬股”。同记商业集团实行“薪金分红制”和“使公司少数股本化为多数”的方针，企业赢余的40%用于职员分红，并将股东、职员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储备，滚存加入股本，使“职员尽成股东”。宋斐卿的东亚公司，除有各种福利外，对于表现好的职工，赠给“职工特别优待股”，使受股职工跻身股东，后来又提出“劳资合作”，“劳方就是资方”的口号，对员工发放记名股票，许多老职工成为股东。这些措施强化了员工的职业认同感。

第三，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建设增强了员工的思想认同。荣尔仁在申新三厂创立了独创性的“劳工自治区”，通过文化管理手段产生了劳动生产率连年上升的奇效。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在开始推行科学管理时，为了消除工人疑惧，兴办各种文化福利设施，制定了厂训、厂歌，注入个人修养、职业道德、民族意识、爱国行为等内容，达到了上下同欲共信的功效，形成劳资协调的氛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员工的爱国、集团、服务意识，大力要求员工“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成为维系企业凝聚力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表明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家在企业的文化建设和价值观认同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对职工的职业精神起到相当大的教化和激励作用。

4.近现代企业家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成为当时社会中权力制衡的重要力量。如范旭东、卢作孚等人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对社会的杰出贡献声誉鹊起，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团结了一批专业精英，建设性参与社会事务，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短短30余年间，中国民营企业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并开始形成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管理风格和思想体系。他们所体现的专业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财富，变成后进国家伟大企业成长的本土基因。当然，职业化水平的提升需要长期持续的积累，更需要相对稳定又持续改革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中，现代化进程迂回曲折，加之社会认识的局限性，职业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使职业化水平成为今天中国社会新的瓶颈。

启示

历史上，职业化传统的薄弱限制了中国社会由简单市场经济向复杂、高级形态的发展。每当经济繁荣，交易活动涉及复杂的信息、风险、中介服务和知识产权问题时，拥有信息优势者巧取豪夺，掠夺大众的现象层出不穷，引起精英和大众的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形成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因而，产品市场、劳动市场、金融市场只能在低端徘徊，难以向高端发展。中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等等，也是历史痼疾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的再现，其根源仍在于专业主义精神的缺乏。

职业化传统薄弱构成了中国企业成长、发展的制约瓶颈。由于社会难于产生健康的精英文化，企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工业产品、服务和精神文化徘徊在中低端领域。职业化水平制约了专业化劳动市场的发展，引进人才的成本大、风险高，造成了企业组织建设的困难。

在社会环境落后的不利条件下，企业的职业化水平可以优先提升，这一中国近代社会职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对当今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化竞争有着重要的启发。回顾历史经验，以业务发展和组织建设并重，实现业务发展、干部培养、制度改良和文化建设的配套运行，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是转型发展阶段通过组织建设提升职业化程度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联想在国际并购遭遇挫折后依靠自身组织资本扭亏为盈的事实和李东生对TCL国际并购遭遇挫折后一蹶不振的反思就是明证。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与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建设性地参与社会制度的建设，才能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这是后进国家转型发展的规律。当代中国企业家作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开拓者，肩负着中国以“后发优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使命。如何超越中国企业短期经营上的成功，以更高的精神境界推动制度建设与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