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国家粮食安全大文章

摘要：粮食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各级领导要牢固地树立粮食安全意识，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调控粮价的主导作用。积极探索和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安全的预警机制、应急调控机制和事后补充机制。粮食安全核心，就是增加农民收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农民利益应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抗灾能力，降低劳动力和农资成本，不断地提高农民的收入。

关键词：粮食安全；认识到位；应急机制；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48―04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国际国内最近发生了两件大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一是从2007年lO月起，国内粮油食品价格连续涨价；二是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引发国际粮荒，已有37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海地国总理因此而被罢免。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全球粮食危机可能持续至少10年。

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2008年3月27日，国务院总理在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出更加明确、更加直接、更加有力的信号，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为落实温总理指示，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市场粮油食品价格。一方面国家动用国家储备粮油投放市场，平抑市场粮油价格，同时对城市低收入群体发放生活补贴；另一方面，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直补份额，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长期以来，国家粮食安全意识并没有在一些领导层中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粮食紧缺、价格上涨时，领导才会大谈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一旦粮食供应宽余、粮价平稳时，又把粮食安全放在一边。这就使我国粮食生产长期陷于“多了少了”的怪圈，粮价处于“涨价一跌价”的波动状态，不但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而且影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当从这次国际粮荒和国内粮油食品价格长时间居高不下的情况为鉴，把解决13多亿人吃饭问题放到执政第一要务上来。

一、常抓不懈，牢固树立粮食安全意识

粮食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各级领导思想意识上是否有其位置的问题。自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经济曲折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什么时候领导认识有粮食安全的位置，粮食生产形势大好，物价平稳，社会稳定；反之，粮食生产下降，人心慌慌，社会不安定。曾指出，手中有粮，心里不慌。陈云在1982年10月26日一个文稿上批示：“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邓小平在1986年6月10日一次会议上告诫全党：“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从1949年的2264亿斤，到1998年10426亿斤，50年间增长了近5倍。用只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是一个历史性奇迹。它使我国克服了建国初期严重缺粮的困难，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使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战胜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严重自然灾害。

但是，一旦粮食形势好转、粮食充足，一些人就认为“粮满为患”，当作包袱甩掉，压粮扩经，各种惠粮政策也被取消，严重地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粮食出现紧缺，粮价上涨，消费者产生恐慌心理，引发新一轮抢购风潮，并带动其他食品价格上涨，造成市场价格失控，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不止出现一次，而是反复多次，使我国粮食生产一直处于“三年一徘徊”或“五升四降”的循环圈中。降低粮食产量比较容易；减少或限制种粮面积当年就见效；但是，要使粮食产量恢复或上升就非常不容易，需要付出几倍代价，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

为什么当粮食供应紧张时，各级领导思想认识上就有粮食安全位置呢?反之，就动摇或没有位置呢?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中国国情和国际粮食形势认识不足。有些领导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有了钱还怕买不到粮食。他们甚至把世界粮食市场作为中国后备粮仓，国内缺粮，到国际市场去买，这种认识是十分有害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13多亿人吃饭是一件大事，如果大多地方不种粮食，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因为农民种粮首先要满足自己消费，农民无粮出售，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动乱。国际粮食市场是有余粮，即使全部卖给中国也不够13亿人吃饭，何况要支付巨额外汇。一旦当中国真需要粮食时，西方国家就提高价格，限制出口，甚至控制我国经济命脉，把中国人的“粮袋子”系在外国人尤其是某些西方国家的腰上能安全吗?可见，不种粮食或依赖国际粮食市场的认识，是非常危险的，它会葬送我国经济发展大好形势和人格、国格。

第二，政绩观使许多领导放松粮食生产。政绩观的核心是经济总量和金钱，在这种政绩观指导下，许多领导自觉不自觉地发展产值高、经济总量大、利润大的工业项目。粮食生产产值低、利益微小，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极小，自然不为领导重视。政绩观与干部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政绩好，就能得到提拔。因此，许多领导干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以牺牲粮食生产而大力发展工业为主的发展思路。

第三，经济考核指标硬软不对称而产生的重工轻农思想。每年，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都下达了经济考核指标，经济总量、利润是硬指标，谁完不成任务就职位难保。于是出现了全民招商引资热，连纪委、组织、宣传、公检法、学校也不例外，谁还有精力顾及或思考粮食生产呢?所引来的项目，大多数是工业项目，涉农项目极少或没有。

第四，对粮食生产特殊性认识不足。一些领导人不太了解粮食生产的客观规律。粮食生产不同于工业项目，工业生产出现问题，通过一段时间调整就可以解决问题。粮食生产出现问题，在短时间内无法调整过来的。首先，生产周期长，一般要一年，其间不确定因素很多，农民要承受自然灾害风险、政策风险和各种人为风险。如果耕地、水利设施被毁，大伤元气的农业生产要经过数年才能恢复。由于不少领导缺乏粮食生产的科学知识，很难在认识上有粮食安全的位置。

在许多地方和领导思想上淡化或放松粮食生产时，苏州市蒋巷村党委书记常德盛，自他当上村支书40多年来，一直抓粮食生产不松劲：“不管蒋巷经济如何高速发展，保持一千亩耕地不动摇，为子孙后代留住饭碗。”为此，他为蒋巷村制定了一条“农业起家，工业发家，旅游旺家，科技富家”的科学发展思路。到2007年，蒋巷经济总量超过12亿，年人均现金收入1.7万元。而一千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130－150万

斤，不仅满足本村近千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解决了2000多外来工吃粮问题，为蒋巷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实践证明，只要各级领导认识上有位置，组织上就有班子，措施上有路子，政策上有票子，那国家粮食安全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在抗击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中，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交通是抗灾的生命线，粮油食品安全就是挽救生命、灾后重建的生存线，因此，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不但粮食供应紧张时讲粮食安全，在粮食富足时也要讲粮食安全，牢固树立粮食安全长期不动摇的意识。

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的应急机制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起应对粮食市场的应急机制和畅通的粮食流通体制。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的全国粮油食品涨价风潮后，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平抑粮油价格，虽然人们有一定恐慌心理，议论纷纷，但没有引起大的波动。主要原因：一是政府给退休职工增加了工资，提高了最低生活水平保障标准，对低收入群体定期发放补贴；二是政府动用储备粮油投放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居民经历过多次涨价风潮后，心里承受能力有所增强。尤其是人民对政府调控物价抱有信心，这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次涨价已持续7个多月，还在小幅度上升，国家动用大量粮食和20万吨食用油投放市场，效果并不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了调控市场的国有主渠道。1998年至2002年，国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允许私人收购粮食，国有粮油企业改制成民营和私营企业，数以万计的国有粮店全部撤销，政府惟一能控制的是国家粮油储备库和部分股份制粮油贸易公司，原有的国有主渠道基本不复存在。因此，国家的调控能力大大削弱。

在中国，现阶段谁最有资格和能力担负起粮食安全的重任呢?民营粮油加工企业不可能担当此重任，因为民营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可能从事平抑物价的社会公益性工作；个体小商贩不会听从政府定价，什么时候降低，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市场行情来决定的。可见，只有政府才最有资格和能力担当起确保粮食安全的重任。

重新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主渠道做法，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根据历史经验，我们认为新的市场调控应急机制，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粮源，这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为此，要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粮油储备库和国有大型批发市场，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第二，建立起一定数量的新型国有粮食加工骨干企业，要转变国有企业办不好、管不活的错误观念；

第三，以城乡各大超市和放心粮油店为依托，建立起能够监控的粮油销售网络，方便居民购买。要大力提倡和扶持社会团体开办的公益性“慈善超市”，低收入人群凭会员卡购买到零差价的粮油食品；

第四，建立严格的粮油价格监管体系。首先，要建立粮油市场的预警机制，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次，由各地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担负起市场监管职能，并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对渎职、失职、不作为者，要追究其民事或刑事责任。

三、提高粮农收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是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目前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不高。根据2008年3月国家统计局对吉林全省160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截至2008年2月底，只有150户农民购买了种子，占调查农户的9.4％，而购买化肥的农户只有1.2％。农民说：“种粮比较效益不合算，不如外出打工或经营其他项目。”其主要原因：其一，我国粮价长期在低价位运行，农民种粮增收总体水平不高，不少地方连温饱都难解决。为改善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增加农民收益，1994年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收购价，提高幅度达50％以上；1996年国家在1994年提价基础上再提高收购价42％，以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万亿斤大关，达到10090.8亿斤，农民从增收和提价中得到双重实惠。从1998年开始，粮食供大于求的卖粮难问题开始凸现，粮价开始回落。2002年新粮收购价每斤在0.51－0.52元，跌入1994年的水平，2007年新粮收购价为0.79元／斤，低于1996年0.81元／斤水平。这就是说，从1997年以来的10年中，农民不但没有从卖粮中获益，反而下降。

其二，种粮成本过快地增长。种粮的劳动力成本，农机(包括机油)、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不断增加，尤其是化肥价格上涨超过粮食提价幅度，加重了种粮农民的负担。

其三，政策多变，造成农民对种粮信心不足。当粮食供应紧张时，政府出台许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积极种粮；当粮食丰收、市场供应宽余时，各种优惠政策被取消，农民独自承担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政策摇摆的三大风险。

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保证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各级政府应把关心农民利益、增加农民种粮收益，作为解决“三农”的重中之重来抓，当作一项紧迫战略任务去完成。为此，各级政府无论在思想认识上、工作重点上、政策措施扶持力度上，都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粮食增产、粮农增收方式的根本转变。

粮食产业是农业生产中最经不住风险、最为脆弱的一个大产业，在人类还没有达到用科学手段左右大自然的时候，任何一场突发性自然灾害就能使即将到来的丰收毁于瞬间。而种粮农民又是农村生产者中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市场粮价稍有下滑，都会使增收愿望落空。各级政府应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提高种粮农民收入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战略举措，摆上议事日程认真落实。

更新增粮观念，理清增收思路。政府的各种扶农稳粮措施，各种财政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很大。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粮农增收问题，就是要建立起粮食持续增产、粮农持续增收的新的增长方式。首先要因地制宜，改变耕作方式，改变掠夺式经营的短期行为，坚持种地养地相结合，改良土壤，增加肥力，减少对化肥的依赖；发展绿色无公害粮食，实现优质高产，提高粮食单位产量；其次，提高农村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发展规模经营，取得规模效益。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费工又费时，又不便于管理，而把耕地集中到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股份公司手中，可以提高机械化耕作程度，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产量和增加收益。30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危险摁下手印，分田到户；30年后的今天，他们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他们说靠单干种地难致富，社会发展一定阶段，要富裕必须走集体合作之路；第三，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倡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以土地使用权和

劳力、技术入股，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分配机制。

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完善对粮食的直补政策。最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扶持的力度，全部免除农业税，拨出巨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民种田的直补范围和标准，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等，这一切都会对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产生巨大及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问题，就是把政府的这种政策措施转变成粮农持续增收的长效保障机制，并从立法上加以固定下来。在具体实施中，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对由按地补变成种粮直补。因为有的田地不一定种粮，可能种其他经济作物。对种粮直补，可以把直补的钱真正用于粮食安全上。

第二，由对种粮田数直补，变为按向国家出售商品粮数直补。粮食安全关键是国家掌握足够的商品粮源，如果按种粮亩数计算就会出现平均主义，对出售商品粮多的农民就是一个伤害，影响其种粮积极性。

第三，对购买农机补贴一定要与种粮挂钩。因为有些人买回农机后不一定用于粮食生产上，可以从事其它商业性经营。

第四，由对粮农直补的固定标准，为随市场变化的动态标准。劳动力价格、化肥等农资价格，市场粮食价格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对粮农直补标准不搞固定标准，应根据市场变化每年确定一次。

第五，结合订单收粮，实行价外补贴。

(三)坚持科技兴粮战略，构建粮农增收支撑体系。

第一，提高种粮农民科技素质，普及科学种田知识，提高粮食单产。农民种粮收入高低，取决于单产的多少。而粮食单产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十多年来，我国粮食单产不断上升，除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外，科技进步是关键。如育种技术的创新与突破，尤其是杂交水稻的推广，使稻谷单产从400公斤提高到550-600公斤，育成的超级稻试验田还长出单产900公斤高产粮；同时，田间管理技术的改进，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提高，区域管理和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科学施肥等应用，加速了主要粮品的更新换代，对粮食单产和总产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科技进步已成为粮农增收的新亮点。实施水稻田养鸭、养螃蟹，综合效益每亩达1200-1500元，比单一水稻每亩增收700多元；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每亩可节省用肥30-50元，每亩稻麦增产5％-10％。

第二，开展综合利用，向科技进步要效益。近年来，各地利用科技进步，将粮食副产品进行开发利用，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如利用稻谷加工后的糠壳进行发电；利用稻秆气化发展沼气，经过发酵沼渣制成优质的有机肥；将麦稻秆打压成轻型环保建材，既提高了经济效益，又节约了大量的土地。利用科技培育出优质稻米品种，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优质大米价格每公斤10-30元还供不应求，比普通大米价格高出了3-9倍。

第三，发展粮油深加工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目前我国市场销售的粮油食品看，大多数停留在低档产品，经济效益差，市场竞争力低。要运用高新技术，开发出高附加值的高档品牌产品，可以延长产业链，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粮农收入。如以销售原粮为主的河南省，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2006年全省通过加工外销，就地转移劳动力2300万人，粮农产均增收800元，为粮农增收开辟了新途径。

总之，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有利于向粮农增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形成“农业起家――工业发展――科技富家”联动机制，使粮农持续增收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