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禁忌现象的文化心理透视

摘 要：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了各种语言禁忌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禁忌 语言禁忌 社会文化

“语言禁忌”是指人们对某些意义、词语的一种回避态度及委婉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存在于人类的各种语言当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

族风俗习惯及文化特征，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

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无疑，语言是构成这一统一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看到，语言禁忌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学现象，它的确与社会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讲，它体现为一种间接的语言行为，是语言技巧性实际运用的一种方式。从社会层面上说，它又是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和民风民俗的具体体现。

一、语言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活动

禁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人们对某些言行的自我限制。它不仅来源于人们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而且也包含着人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礼俗。禁忌与民俗风情、和文化心理有密切联系。禁忌现象具有普遍性，大到一个民族，小至一个部落，都有各自的独特的禁忌言行。如果不加注意触犯了某种禁忌，就会受到惩罚，轻则造成误会，重则导致杀身之祸。麦哲伦在菲律宾群岛上遭到土著人的杀害，就是因为他触犯了土著人的禁忌。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在夏威夷群岛上也是因为触犯禁忌而丧生。

语言禁忌是诸多禁忌中的一种。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低下与征服自然力的不足，人们往往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不理解甚至是困惑、恐惧，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往往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根源，睡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睡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一种迷信语言的力量之表现，是一种原始心理反映。

语言禁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活动，其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是社会通过禁忌对个体的言论进行导向，并通过语言禁忌造就人的价值和行为取向，从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消极的一面是，语言禁忌有时会成为恐惧、愚昧、迷信的产物。许多民族对妇女的禁忌，就降低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往往利用语言禁忌来愚弄人民。如：对封建君王之名要避以国讳，便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手段。

二、语言禁忌与社会文化观念

语言禁忌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因为人们相信语言这种符号与它所代表的真实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的效应关系。因此，在某种事物需要避忌时，也就包括了从语言上的不提及。

1.忌死亡：最大的不吉莫过于死亡。因此，死字是必须忌讳的。从古至今，不知用了多少委婉的词语来表达这个忌讳。《礼曲礼》已规定了等级制度下的忌讳词：“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只有“庶民曰死”。这是因为统治者眼里“礼不下庶人”，芸芸众生是无所谓的。除了上述的忌讳辞外，帝王死还有“遏密”，“谅阴”，“龙驭上宾”等委婉辞，上等人也有“鹤驾西归”、“归道山”、“神迁”、“瞌逝”、“捐馆”、“弃养”等写不完的好听话。然而，老百姓也是一条命，也忌讳讲死，也会创造出忌讳死的语言来代替，通俗点的就有“去了”、“故了”、“不在了”、“升天了”、“入土了”之类的代词，上海俗语则叫“翘辫子”。新式的忌讳辞则是“去见上帝了”，“去见马克思了”等，总之，忌讳说死这个不吉之辞。

由于迷信思想作祟，人们相信吉凶祸福是由命运安排的，由此产生了趋吉避凶的观念。与忌讳死相连，交际中还有一些忌讳，如：送人的祝寿礼忌讳送时钟，因为，谐音为“送终”。上海拘谨的老辈人探问病人不得送苹果，因为吴语中苹果与“病故”同音。又与忌讳死相连，棺材也要忌讳，要称“寿材”、“寿器”、“老屋”， 旧时代的大官，还称为秘器或东园秘器（东园是汉代官署，属少府，专司制造凶器，当然是只赐给大官的）。其他一切与丧事有关的也都忌讳直说，以免和死亡相连，如：办丧事称“当大事”，服丧叫“守制”，官员们当然还有“丁忧”、“丁艰”之类的雅词。至于死亡纪念日称忌辰，则更明明白白地把忌讳点出来了。

死亡系由疾病导致，于是生病也不吉，也要忌讳。雅人的忌讳改说“欠安”、“不豫”、“抱恙”、“采薪之忧”、“为二竖所忧”等。普通人则代以“不舒服”、“没力气”、“在吃糖汤”。后一语“糖汤”即药，是连药也忌讳直说了。

2.名字禁忌：中国最重要、最普遍的忌讳恐怕无过于避名讳了。李中生在《中国语言避讳习俗》中说，古时中国人认为，名字并非一般的语言符号，它具有某种超人的力量，人们的灵魂就附在名字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人的名字在原有的迷信观念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层政治礼教色彩。一方面，朝廷、礼书对帝王之名、圣人之名、父祖之名作了各种避讳规定；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影响下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封建人生观又对名字的作用加以发挥，结果使得人的名字更具有某种神秘的甚至恐怖的力量。

在封建社会里，名字禁忌大致有五种：国讳、官讳、圣讳、家讳、恶人之讳。所谓国讳，主要是避讳皇帝本人及祖父之名。比如：王嫱字昭君，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避讳，唐人行文用“代”代替“世”字，用“人”代替“民”字，观世音因此略称观音，民部改称“户部”。官讳指避讳达官贵人的名字。相传宋朝的田登，做了州官，非常忌讳别人触犯他的名讳。因此，凡是与“登”同音的字，都不能说，而且要老百姓都避他的讳。由于这个缘故，举州皆呼点灯为点火。吏人书揭榜示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之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圣讳就是避开

圣人的名字。圣讳既包括朝廷规定的圣人讳，也包括人们自发地为圣贤避讳。比如：孔子之名丘，老子之名耳，周公之名旦，孟子之名轲，皆为圣讳。家讳就是在日常言谈或行文用字时，要求回避祖父以及所有长辈的名字。俗话说：“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就是这个道理。汉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布依族、藏族等许多民族的祖先崇拜习惯中都有这一类禁忌事项。鄂伦春族认为直呼祖先的名字是对祖先的不尊，恐触怒了祖先而降灾于子孙。汉族不论说写，都忌言及祖先与长辈的名字。司马迁写《史记》，因其父亲名“谈”，所以把古人名“谈”者一律改“同”；苏轼祖名“序”，作序改“叙”之类，可见家讳之严。时至今日，子女仍然禁直呼长辈的名字，与长辈名字相同或者同音的字也有所避讳。所谓避恶人讳，就是忌讳提及那些人们厌恶的名字。比如唐朝的安禄山，当时的皇帝唐肃宗讨厌此人，所以，当时唐朝郡县有“安”字者几乎都被换掉。到了明朝初期，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厌恶元朝的统治，顾忌它卷土重来，所以把人们常用的“元来”一词改为“原来”，以避讳恶人。

3.忌粗俗不雅：民间通常以为涉及到及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词语，在生活中，对于一些不雅的污秽事物汉民族往往代之以委婉的说法。关于排泄和性的委婉表达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类，如：茅坑，古人常用“五谷轮回之所”来代替。至于今天人们除流汗以外的生理排泄，在很多场合人们都很注重使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如：“去化装间”、“去洗手间”、“方便一下”等。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那个、下部等来代替。说到时，也要用办事、、同床、夫妻生活、男女关系、偷鸡摸狗、寻花问柳、云雨、合欢、交媾等词语来代替。

4.守财和讳穷：俗谚云“要钱不要命”，可见财富几乎与生命有同等的重要。人间最不幸的莫过于家破人亡，家破就是丧失财产。人们小心谨慎地守护财富，有关“破财”的词语禁忌也由此产生了。例如，过去许多地方在春节期间都有卖财神的小贩走街串巷，上门推销。卖财神不能说卖，而要说“送”，买财神也不能说买，要说“请”，否则，就是不恭，得不到财神的保佑；如果不想买也绝不能说“不要”，只能说“已经有了”，否则，就得罪了财神，会破财。河南一带做饭时，忌讳说出“少、没、光、不够、完了”等词语，认为说了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就真的会出现缺粮少食的后果。四川一带过去忌讳说“舌”字，因为“舌”谐音“折本”、“折财”的“折”，因此，把“猪舌头”叫做“猪招财”、“牛舌头”叫做“牛招财”。在各地这一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其特点是不仅仅停留在对禁忌词语的回避上，而且还要变凶为吉，通过对词语的灵活运用获得一个吉祥的效果。

上述种种语言禁忌是人们语言迷信的社会化表现，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伴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人类对于自然力的不可控制，由于人类对于危害自身生命、生活的种种外力的恐惧，人类总是寄希望于某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趋吉避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迷信观念、仪式和手段，在心理上形成了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某种力量，这种心理使人们将自己生活中的顺逆、吉凶、祸福、忧乐、生死等寄托于某种想象中的超人的力量并且愿意信仰、依靠这种力量。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符号，但是，从语言产生开始，人们不了解语言的符号特征的性质，误将语言中的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等同起来。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些事物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祸福与代表这些祸福的词语之间的关系，将它们区分开来。人们不自觉地将语言中的词语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语言比那些真实的事物具有更大的魔力，因此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了吉凶祸福的代表。

总之，语言禁忌是建立在语言神秘感、语言魔力信仰基础上的，设若人们只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是一切事物的外壳形式，是人们自己创造、主宰的一套符号系统的话，那么语言的神秘感便会马上消失，语言的魔力信仰也再没什么可怕的了，而语言方面的禁忌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淡漠乃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1]陈 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

[2]任 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1。

[3]王德春等：《社会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赵 敏：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