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

摘 要： 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从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大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些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批评家的态度上、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批评方法上，都有明确体现。对鲁迅翻译批评观的研究分析，对于推动翻译批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鲁迅 翻译 翻译批评

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文学为武器来进行“文明批评”的“社会批评”，因此，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批评文字。鲁迅的文学批评观，无疑是与他的广义的批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在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中，同样显示了一种社会功利性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对象具体为文学作品，因而文学批评并不等同于广泛的社会批评，但鲁迅对文学批评的提倡，对文学批评诸多问题的论述和阐释，都明显地蕴涵了他为使文学更健康地发展，为使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目的。

一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译者附记》）。这里，鲁迅是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对于读者来说，“真切的”文学批评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学批评对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负有重要的责任。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文学作品内容的好坏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引导，而且文学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外，“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曾对一段时期翻译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作过分析，他认为，这除了翻译工作者本身应负责任外，“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翻译的路要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花边文学・再论重译》）。翻译虽不同于创作，但在这块“空地”上，也“会生长荆棘或雀麦”，因此同样需要“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花边文学・再论重译》）。总之，凡有文学的地方，凡与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有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不仅是指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反批评”。鲁迅指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这种“反批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别重要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还指出，“读者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而已集・读书杂谈》）。这里显示出的正是鲁迅的一种“反批评”的精神。

二

鲁迅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分明看到了文学批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因此，鲁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能担负起引导读者、为作者提供借镜、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任务，“真切”二字，是批评所不可缺少的。所谓“真切的批评”，从批评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评家应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

鲁迅指出，“正确的文艺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指持正确文艺观的批评，一定会与批评对象相契合。相反，如果在文学批评中，“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少”（《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论客的自私的曲说”，不但“掩蔽”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长处，而且会因为与“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相违背，失去多数读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因此，鲁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实事求是呢？用鲁迅的话来概括，就是“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最不赞成那种“不关痛痒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批评文章，其“特色是在令人从头到尾，终于等于不看”。

鲁迅曾批评过种种“浅薄卑劣荒谬”的批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是乱捧和乱骂式的批评。鲁迅既反对无原则的乱捧式的批评，又反对吹毛求疵的乱骂式的批评，因为“乱捧与乱骂”都会使批评“失了威力”。鲁迅在分析这种“捧”与“骂”的批评态度产生的根源时，将之与中国人传统的落后文化心态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将他捧起来”（《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刀来将薛平它”，“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是为了接着捧得粉碎”（《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乱捧”与“乱骂”。这种“乱捧”与“乱骂”式批评，虽然有时也会蒙骗人一时，却是不会长久的，它最终只能是暴露出批评者本人的丑恶和无知。即如鲁迅所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是玩笑》）。“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花边文学・“大雪纷飞”》）。这是“乱骂”。“乱捧”也是如此，鲁迅指出，“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无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