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摆”初探

一、作者简介

田汝康（1916-2006），1916 年出生于昆明的一个大家族，家学深厚，自小受到了良好的中英文学术熏陶。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教育心理学。两年后，因“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内迁，田汝康随难民潮辗转回到了昆明，复学回到了内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田汝康选修了“劳工题”和“社会学”，这两门课对其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教学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由这门课开始，田汝康不仅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与费孝通结成了终身的师生关系。1939年，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在校学生的田汝康便受费孝通之招，参加了在吴文藻和费孝通倡议下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合作创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工作。当1940年田汝康自西南联大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义无反顾地转投费孝通门下，留在“魁阁”担任助理研究员。自此至1945年为止，在“魁阁”工作的五年期间，作为“魁阁”重要成员之一的田汝康，参加了由吴文藻和费孝通主持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调查工作。

《芒市边民的摆》是田汝康先生在1940年底至1942年5月，先后在“云南省西部陇县附近的一块盆地上―芒市”做调查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的“摆”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与当地“摆夷”的整体生活密切相关，在“一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中，竟容纳了整个摆夷文化的全面影，甚而还启示我们对现时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一种新的看法”。于是就选择了“摆”作为其研究的主题，通过参与观察，与当地人同吃同住，深入地无结构访谈，收集大量的一手调研材料，经过材料的整理梳理，对比研究、分析总结，1941年，形成了田汝康先生的处女作―《摆夷的摆》一书，后有重庆出版社改名为《芒市边民的摆》出版。

1945年，田汝康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1950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教授，1952年任教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田汝康晚年还曾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工作，于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正是他当年的恩师费孝通。他也参加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筹备工作。

二.学科界定

在本书的总序中强调了“民国万象”丛刊目的主旨是“要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的基础”，把《芒市边民的摆》列在其中，故是把它看作为民国社会学的调查名篇。在费孝通先生撰写的序中写道“汝康在这本书中就把人类学中经了几十年所获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体的例子，介绍给了我们国人”；从中看出，费孝通先生把此书划分为人类学学科。厘清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区别，要把二者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其起源、发展、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做深入分析，这不是此文章的重点所在。但是笔者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固然有很多区别，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但是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学术关系。所以，关于本书的学科界定，本文认为它既有社会学的特点，又符合人类学的风格，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三、写作背景

《芒市边民的摆》成书与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学之中国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者开始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其中孙本文先生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 并大力呼吁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由于孙本文是当时全国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负责人， 加之这篇演讲在中国社会学社1931 年的年会上发表的， 因此，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态度。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这对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王铭铭即对费孝通与田汝康师生的学术成就评论指出： “他（ 田汝康） 的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费孝通在禄村的研究中提出的‘消暇经济’概念的文化视野，而且……为我们指出了‘边民’异文化的研究能为汉人本文化研究开拓的跨文化对话空间。”

四、本书的特点

（一） 研究对象

田汝康先生的这本书将云南芒市的一种宗教仪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评价说“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在其实在研究中，田汝康先生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参与观察了大摆，公摆（包括合摆、干躲摆、挺塘摆、黄金单摆、冷细摆五种），还有其他有关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如汉辛弄、烧白柴、泼水、祭社）。在书中的前三章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对以上宗教仪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包括：时间、地点、用具、参与团体、费用、聚餐、仪式、禁忌、意念等方面。再次基础上总结出摆与非摆的区别，体现在时间、地点、用具、参与团体、费用、聚餐、仪式、禁忌、意念的异同。

（二） 研究方法

田汝康先生主要采用了实地研究和无结构访问，通过与村民同吃同住，参与观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宗教仪式，通过观察、无结构访谈，细致描述了各种宗教仪式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归纳总结了“摆”与“非摆”的区别，结合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费孝通等的观点，主要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对于宗教仪式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试图探究摆虽然看似铺张浪费但仍然世代相传经久不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以及摆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摆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如何。

（三） 理论运用

在对摆与非摆进行区别研究时，运用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巫术与宗教的相关理论，认为摆“可以算作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因为做摆的目的，并没有夹杂着什么是实际的利益，所得到的尽是一些内心的感觉和深厚的感情。”“他们是为赞美佛、纪念佛”而非摆活动是“根据一种实际的利益而产生的。每种活动对于人都有一种好处，是避免某种不幸和意外的途健！贝送猓冷细摆和汉辛摆是居于摆和非摆的中间形式，相信崇高的佛的存在，又有自己的祈求，希望得到自己的实利。所以“汉辛弄和冷细摆并不能看成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而应该成为一种宗教活动附有巫术意味的混合”

在对摆的消耗进行分析时，从的摆夷社区地理环境入手，对摆的所处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的观察、访问、收集材料、定性分析，尤其对居民的经济收入的来源、谋生的方式、财富的利用、社会地位等方面等深入分析，得出：1.摆消耗巨大，但是都在做摆主人的生产力量范围内；2.在多的财富利用的方式中，摆被看作是既可以正当消费财富，又可以赢得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3.摆是摆夷劳动的激引。

从摆夷的社龄结构进行分析，创新使用了“社龄”一词，包含两曾意思：“它是生命史上的阶段，一级一级有个次序，所以称作龄；这些阶段并非代表体质的成熟和衰老，而是代表社会的身份，各级享受的权利不同，应尽的义务又不同，这种社会性的划分正可用个社字来表示，它的意义有如教育心理学中的智龄和学龄。”“摆是转换社领的仪式”运用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了摆和社会中人的成长阶段之间的联系，并创新和准确的运用“社龄”一词，认为“摆的功能之一就是安排社会中各维持摆夷社会的结构”，同时也为充分发挥了摆的个体的社会化功能。

五、研究空间

在本书中，田汝康先生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摆进行深入的分析，厘清摆与非摆的区别，并在较为全面地了解摆夷社会基础上，将摆和摆夷社会的政治、经济、习俗等联系起来，分析出摆世代相传的经济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剖析了摆在社龄结构中的社会整合功能和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得出摆与摆夷社会的互构关系，摆能调试人的心情、促进个人的社会化、整合社会的结构，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个人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的地位的需求、社会的和谐稳定又促使摆的世代相传经久不息。

但是书中对摆夷社会的渊源和现状、政治制度、文化特点、教育观念等“景观”研究较少。笔者认为研究一种宗教仪式，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大环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摆夷社会的大背景，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宗教仪式背后的机制原因；书中更多关注了摆的正功能，对摆的负功能没有涉及，可以正面看待其负功能，才能有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而正确引导，减少负功能的产生；田汝康先生更多是从集体行为的宏观的角度出发，书中缺少对个体的详细访谈，可以加入有代表和典型的访谈记录，使观点更加有说服力；缺乏对于个案的追踪研究；书中描述多于理论的发展和总结，当然这是与作者所处的世代有关，后人可以结合更多的社会学的理论去研究宗教仪式。

（作者单位：云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