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科技体制的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困难最大的是中央部委直属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哲学类科研机构,因为他们与上级政府部门的组织人事关系太紧密,长期享受国家财政包下来的大锅饭,接受公平竞争的地位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的现状正是公益性科研事业日渐衰弱,影响政府科学决策的直接原因。中国现在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阶段,需要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需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充分发挥知识劳动的生产力,保持经济的长久持续繁荣。中国现在还要面对国际环境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应对围绕气候变暖的新的国际关系挑战。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都在挑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效率,要求科技工作大力提供理论创新的支持,科技体制的现状到了必须加快改革的时候了。

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的进程,落实科技改革的任务,首先要从中央部委直属的科研机构做起,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全国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也就迎刃而解了。落实他们的改革需要采取的措施:①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三个单位全部并入国家科技部,加强和改进科技部的专业监管力量,同时也结束他们各自为政亦官亦民不受国家立法监督的现状。②撤消他们原来下属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鼓励自发联合组成股份制和合伙制的科研机构,组织和创建自己的专业技术队伍,申请独立的行业注册和工商税务注册,纳入行业监管部门的统一管理。③人员待遇安排,任职年限比较长的老人马退休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政府部门的社保还是参加当地的城镇社保,其他在职的和新进的人马一律参加当地的城镇社保,鼓励有实力的机构建立自己的补充社保。

国家财政部的工作要致力于为完成改革的科研事业单位建立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的预算拨款渠道。细分科研单位的类别和级别,协助行业监管部门出台全国统一的行政监管措施,把提供办公条件、税收优惠和减免、预算补贴、委托项目支助的具体措施全部纳入统一的公共政策选择范围,针对不同类别和级别的科研单位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政策和执行标准,促进改制后的各类科研机构公平竞争健康发展。财政部门的政策执行,要与新组建的科研机构签订委托合同书,规定各类财政投资和补贴的使用性质、计划和时效,规定签约单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等。国家审计署要修改事业单位的会计准则,增加检查科研单位的合同内容、全部资金来源构成和预算资金使用的社会效果,关注科研专项开支中长期不出业绩成果的钓鱼工程,关注科研机构的大额现金收支,防止利用设立科研项目套取和滥用国家预算资金的行为。

以往科研机构历次改革的失败,都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原来的领导班子总要提出单位设立时间已经很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牌子创建不容易、需要培养年轻人、或者行政领导不好安排出路等种种理由,要求继续保留原来的编制,反对改革。但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要求特殊照顾的科研单位,他们的存在会过滤掉自己不喜欢的新发现和新见解,阻碍中央决策高层听到理论界的真实声音,他们排斥专业对口的资深专家,组织年轻科研人员长期从事低水平重复的跟踪研究和简单文字工作,误导科研工作严重偏离服务政府决策增进公共利益的基本方向,他们把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研究课题变成了个别人瓜分公共资金注定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理论创新贡献的钓鱼工程。现在要顺应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趋势深化改革,为了防止新的改革失败,必须彻底取消这些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同时禁止党政部门继续设立新的直属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的一把手用人有很强的种子效应,如果最初的创始人只有推行计划经济的思路,或者受到太多传统农业文化的思想束缚,他们的落后思想和错误言行必然会通过一把手的内部选拔一代代传下来不断积累,阻碍内部的人积极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各种努力。同样的道理,如果上级组织部门把知识陈旧、业务外行、心胸狭隘、只想谋取私利不想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安排到科研单位的一把手岗位,让他们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各种专家名利和荣誉,结果必然导致官本位作风泛滥,学术道德堕落,给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树立非常恶劣的榜样,不仅严重影响科研工作的进展,而且还会通过一把手的内部选拔再把这种恶劣的影响一代代传下去,直到整个单位彻底丧失任何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能力,变成坚持落后思想和理论偏见的顽固思想堡垒。现在我们的一些享受政府高级智囊待遇的科研机构,仍然还是这些旧思想旧体制的牺牲品,不可能期待他们能够为现代的工业化社会发展提供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任何理论创新贡献,反而需要防范他们在政府遇到困难的时候,把历史积累的陈腐落后东西搬出来,利用他们的地位,跳出来散布错误的思想,制造思想领域的混乱,误导政府的决策,瓦解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世界上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都有一个流血的历史教训,就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团队与政府决策的权力部门,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太紧密,否则很难避免各种极端思想左右政府的决策,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客观上,每个国家具备理论创新能力的人才数量比较稀少,每个创新人才的创新寿命十分短暂,特别是承担重要社会责任和重大历史任务的理论创新,往往要一个人经受很多历史波折之后到了生命的后期才能完成,而在其他的条件下,很多人难免会有许多错误的理论认识和极端的思想偏见。防止错误思想和理论偏见影响政府的决策,发达国家的办法是树立增进公共利益和增进人类知识的科学标准,促进公平竞争,通过政府监管和学术竞争,及时淘汰学术思想落后和长期缺乏理论创新贡献的科研机构,保证国家财政的各种投入都能够落在增进公共利益的有效项目上,让各种理论偏见和错误思想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自然淘汰。二战之后的美国,科技力量迅速成长,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建立了一套促进公平竞争的高效监管体系,保证国家财政的科技投入都能够用到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方面,也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价值观力量都能够在增进公共利益的现实问题上达成一致。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理论工作完全依附在政府权力部门,结果极左思想不断干扰政府的决策,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导向了一个背离工业化发展趋势的死胡同。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用事实说话,避免了各种极左和极右思想的干扰。但是导致理论思想严重错误的体制和机制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通过机构和编制扩张,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的公共责任和风险防范不断增加,国内民众要求政府兑现承诺治理腐败的呼声高涨,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提高宏观决策效率也有很多期待,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要发挥公益性科研事业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创新贡献的重要作用,不可能还是依靠传统农业社会的科技体制,只有顺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加快科技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避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社会转型的复杂阶段避免再次出现大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