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钢非洲淘金记

时间:2022-10-24 05:53:26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向北15公里,17层高的中钢大厦显得突兀而豪气。这座大楼颇为冷清――中钢集团派驻非洲的中方员工仅有19人,一些楼层已对外出租。对中钢集团来说,这栋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直到最近才有了些变化。

随着中国国家副主席于2010年11月中旬的南非之行,中钢大厦楼里不时闪现来自国资委、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机构的高层人士身影。此前,南非中国工商会也在中钢大厦挂牌。国内兄弟企业赴非开拓,也倾向于将办公楼租在中钢大厦。

从最早的南非铬矿基地开始,中钢在南非19年磨练,俨然成为中国资源类国企中在南非投资规模最大、根基最深的企业。最近五年,中钢以南非为大本营,在非洲加快布点,目前在非洲共有10家公司。加上国内铬铁生产能力,中钢已是全球第二大铬铁生产商。

“我个人认为非洲盈利性在全球属于前列,利润还是很好的。”来到南非整整10年的张素伟站在一张两米宽的南非资源地图前,笑得谦和而自信。37岁的他有三张名片――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在张素伟看来,中钢已经站稳脚跟,熟悉了游戏规则,新的课题,是如何在资源国家主义情绪高涨的全球大环境下与社区共生共赢,如何在铬铁主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搞好多元化,如何在集团资产负债率高达90%的逆境中获得事业成长所需的资金,并通过有限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初探非洲:艰难的开始

1991年,44岁的董志雄第一次踏上南非。中国的铬铁缺口,那时就已显现。“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出去找资源。”董志雄回忆说。

1992年,董志雄再赴南非,这次是直奔位于南非北部林波波省的Dilokong矿。两家日本企业的代表们热心地为他当向导,之所以会这样,是他们对南非铬矿又爱又怕――看好品质,但也担心投资风险,因而很愿意拉一家大型中资企业进来。

Dilokong矿的铂族金属储量全球第一,铬矿储量也占全球储量的70%,是中国国内铬矿储量的整整5倍。董志雄清楚记得,当考察团的车子开进矿山时,黑人矿工们喊着“我要工作”的口号围上来,排成两队转圈,以示欢迎。这让他看到了希望。而在上一次访问时,董志雄留下的总体印象是,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南非对来自中国投资商并不欢迎。

董志雄将信息带回北京,很快获得冶金部的重视。1993年2月,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钢集团的前身),董志雄升任总经理助理。他向国家计委递交预可行研究报告,期待着项目尽快做成。

可现实相当复杂。由于中国和南非尚未正式建交,审批程序很慢。最重要的是,那时还没有多少人深刻意识到海外能源资源对中国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万难之中,这个交易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1996年11月,中钢集团子公司EAMI与当时的南非林波波省北方省发展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亚洲南非金属有限公司(下称ASA),其中EAMI占股60%,LimDev占股40%。

但关键时刻,日本企业掉了链子。按照最初约定,三井财团可以参股9%。“对方提出要回国请示总部,最后日本公司总部认为南非政局动荡,风险太大,没有批下来。”董志雄回忆说。

按照规划,ASA首期投资2600万美元,国内筹2000万美元,剩下600万美元在南非当地筹集。董志雄一度一筹莫展,最后,中钢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转贷国家储备外汇,利率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加1.75%。

“这么高的利率,又很快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中钢集团的财务天天催我要钱,压力很大。”董志雄回忆说。

2002年,ASA第一个铬铁电炉投产,企业终于开始有利润,合作伙伴LimDev舒展愁眉;当初临阵脱逃的日本人也回来了,提出要出高价入股,但中钢拒绝了――只卖产品,不卖股份。

“以前,我一直拿日本人当老师,但这次我们赢了,他不敢做的我们做了,而且做得还不错。”这是董志雄职业生涯最为自豪的一个章节。

空降军的大力扩张

当ASA开始修建第二座电炉,中钢集团总裁白葆华宣布退休,董志雄也调回了国内工作。当年12月,浙江绍兴人黄天文从五矿集团空降至中钢集团,担任总裁。

黄天文通过一系列并购重组,在国内外齐头并进,迅速把中钢做强做大。在南非,铬矿和铬铁项目的扩张也在展开。

黄天文的海外扩张战略得到中钢驻南非管理团队的欢迎。最实惠的变化是,工资终于涨了,事业前途不那么晦暗了。他们原以为趁着年轻锻炼几年就能回国,但由于中钢近些年海外摊子铺得太快太大,驻外人才严重短缺,人出来了就回不去,自嘲“不定期徒刑”。

2005年,ASA常务副总刘伟和妻子在波罗瓜尼市的家中被三个黑人持枪抢劫,受到惊吓,再次提出调回申请,但最终还是被领导劝留。毕竟他们最宝贵的工作阅历和人际关系都在非洲,只有集团的非洲业务越走越宽,他们的个人前途才有希望。

渐入佳境

2006年,作为ASA总经理候选者,33岁的张素伟的简历摆上黄天文的案头。

张素伟执行力很强。他甫一上任,就配合黄天大做强的思路,计划ASA再建两个电炉,将ASA的铬铁产能从当时的每年12.8万吨增加到每年36.5万吨。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据行业人士介绍,中钢最初创建ASA时,国内不锈钢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用不了ASA生产的炉料级铬铁。但2006年以来,随着不锈钢炼钢工艺的不断改进,炉料级铬铁可直接用于装炉,ASA产品的市场销路愈发看好。

在张素伟看来,南非的铬铁供应瓶颈不在于储量,而在于支持电炉正常运行的电力。南非全国能源管理委员会2010年3月宣布,南非电价将于4月1日开始至2011年度上涨24.8%,2011―2012年度上涨25.8%,2012―2013年度上涨25.9%。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的Eskom在2008年就提出,南非铬铁企业需要削减至少10%的产量。

令张素伟庆幸的是,他在Eskom出台限制政策前,就通过预付款方式,促使Eskom提前签署合同,锁定了未来新炉的供电量。“2013年前南非不会建新的炉子,这也意味着在此以前南非不会产生新的铬铁产能。我们就等着2011年至2013大挣一笔了!”张素伟得意地说。

资源矿产行业因为价格和汇率的变幻莫测而不可避免地充满投机性。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别的铬铁生产商都在减产,ASA却在按照集团部署筹备扩产。“当时一旦减产,成本就要攀升,所以我们拼足马力生产。”张素伟回忆说。

为了将产品推销出去,他亲自出马,游说国内的囤货商趁市场低价将货接走。

神经终于在数月的紧绷之后松弛,最后结局皆大欢喜――被说服的国内囤货商们拉走了货,并在市场行情转好后大赚一笔;ASA是2008年整个南非没有减产的铬铁生产企业,别人都在赔钱,ASA反而赚了。

这件事给林波波省省长玛蒂尔留下很深印象,此后中国企业来访,他总是格外热心。“这让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和中国合作,能更好帮助我们抵御经济波动。”玛蒂尔在2010年11月10日表示。

与部落周旋的智慧

中钢最早进入南非时,根据政府法规,即使行使了收购,中钢也只拥有地下铬矿的开采权,若要在地面上建起铬铁厂,必须先通过厂址所在地Maroga部落的群众投票表决,获得酋长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时,中国人出面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酋长签字,最终还是求助于林波波省分管矿业的省执委会成员(相当于副省长)Thaba Mufamadi。Mufamadi通过工会和南非共产党向酋长施加重重压力,中钢才拿到签字。

事隔多年,刘伟不久前从负责ASA社区工作的阿道夫・穆亚那里听说,当年迟迟不肯在用地协议上签字的老酋长,两年前被部落里的反对派点火活活烧死。“因为分钱意见不一。有钱的地方就有你死我活,这种事在这儿司空见惯。”刘伟愕然。

同其他有过长期殖民史的非洲国家一样,南非有着健全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却另当别论。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前“黑人家园”地区,政党、工会和社区势力复杂交织,利益争斗的激烈程度往往超出外来投资者的想象。

张素伟也是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发现,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所以,2007年为铬铁厂扩产新征用地的时候,张把前台交给ASA的本土管理者,自己和中方同事躲到离群众表决大会不远的地方。这一次,酋长没有“狮子大开口”,273人投票,只有两票反对。

通常,张素伟坐镇约翰内斯堡的总部大厦,矿区和铬铁厂的日常生产监管都交给当地团队。张素伟的原则是,只有市场和财务直接向他汇报,通过成本控制间接管理生产,其他方面都充分授权。

社区事务经理穆亚也不主张企业过多牵涉社区利益分配。据他介绍,根据2007年ASA和社区新签的用地协议,ASA每月会支付7.5万兰特至社区的信托账户,具体数字会根据PPI浮动。付了账便不再过问,由社区信托的董事会自行决定钱的使用用途。这些董事们常常政见不一,对金钱分配及其用途的看法大相径庭。这样可以避免中钢陷入当地冲突。

化解“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的股改难题

2009年8月和10月,ASA的3号炉和4号炉陆续投产,摆在张素伟面前最紧迫的议程,就是按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下称BEE法案)的要求进行股改。

这一法案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黑人“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省立企业LimDev不算BEE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这部分股份由两个股东同比例稀释,中钢也要至少拿出16%,即中钢在ASA中的股比将缩水至44%,失去对ASA的绝对控股权。

北京总部的意见是,控股权问题不能妥协,因为这和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有关。

顶着压力,张素伟和同事们动用起在南非的各种关系,咨询求助。愿意帮助中钢的人中,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弟弟小姆贝基就是其中一位。

小姆贝基直指BEE法案的结果是让一批黑人政客迅速致富,无利于南非经济的繁荣,也不会真正受益于广大贫民。他发现,根据法案条款,向BEE企业转让股权的应该是“矿权的所有者”,而Dilokong矿的所有权在林波波省,而非中钢或者ASA。

张素伟立即将这个观点转达给林波波省省长。或许是被说服,又或许是太想挽留和吸引中钢和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玛蒂尔省长在2006年12月的一场谈判中答应,保持中钢在ASA中60%的股份不变,省立公司LimDev愿意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其中5%给Maroga社区,25%给BEE公司。

这个消息让张素伟和他的同事们欣喜万分。“这样一来,我们既保证了控股权,又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和平过渡,解决了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张素伟表示。

挖掘下一个机会

随着ASA扩产和BEE股权分配都告一段落,无论是冲在一线的张素伟,还是北京总部的集团决策者,都意识到,现在是给中钢南非制订下一个5年甚至20年战略规划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包括紫金矿业在内的一家家国内矿企来南非淘金,像19年前的中钢那样,它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中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项目做一个项目,想的全是如何生存。张素伟认为,中钢已经走过了这段摸索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开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现在的任务,不是按部就班,而是站在新的台阶上,进行多元化开拓――在铬矿资源上,中钢在南非的占有量已接近获取能力的极限,但铀、锰、煤等资源,却有相当多的机会和市场空间。

中钢集团是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外,惟一获国家能源局批准从事海外核电用铀矿开发的国企。南非的铀资源储量位居全球第五。中钢和中广核、中国核电都在南非积极寻找机会。

煤炭也是张素伟十分看好的方向。南非煤炭很多地方开采成本不到20美元一吨,而市场价却在60美元,中间有很大的潜在利润空间。而且,张素伟考虑到,为解决电荒难题,南非各地政府正推动建设一批新电厂,预计会在2014年至2016年间投产。倘若现在掐准新电厂的位置,周边拿矿,五年后出矿,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据张素伟介绍,截至目前,中钢在ASA项目上的总投入大约3.5亿美元,而中钢非洲业务平均年利润8亿兰特(约合8亿元人民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0多亿元。

编后语

资源丰富的非洲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其定为掘金的对象。不同国家的企业蜂拥而至,中国企业当然也不例外。然而,这是一片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土地,刚刚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部落、“认为明天会死,活在当下而慵懒的生活方式”、过度的对当地民众的保护政策......源自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发展阶段而带来的冲突犹如一道道天堑摆在掘金者的面前,使得一些中国工厂主在非洲相继遭遇尴尬。

通过当地人士与部落周旋、以最大的诚意为当地政府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发展多元化经营......在非洲19年的中钢无疑为进入非洲以及即将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带来了良好的范本。而这其中需要的是非凡的胆识与智慧,更需要有足够的耐力与实力。正如在非洲投资1200万美元的森利达工厂负责人表示的那样:“我们需要和平友好的工作环境,想要保持工厂的良好运营,只能一步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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