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廉政文化论文

一、唐初廉政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以人为本，顺应物情对于如何做到戒奢尚俭，唐太宗提出要“顺物情”。所谓物情，即民情民心。也就是说，为政之人办事要顺应民心民情。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当年大禹虽然“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但是人们却没有怨言，只是因为它顺应了民意。秦始皇营建宫室，引起人民的怨恨，因为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欲者劳弊”，所以，唐太宗认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这种把抑制己欲与不使老百姓劳弊结合起来的思想可以说是唐太宗对我国廉政文化的一大发展。

（二）正身节欲，积德行义唐太宗非常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时刻检视自己的行为，以身示范。他认为，“为主贪，必丧其国”［1］（P222）。为政者只有自己做到正身节欲，积德行义，才能上行下效，自上而下地自觉实行廉政。贞观初年，唐太宗就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其长子李承乾，从胡作非为发展到妄图谋反，李世民最终决心将他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直到死在那里。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再次强调：“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正是贞观君臣身体力行，以身示范，这一时期的廉政才得以推广，奢政才得以禁止。

（三）善说理，重教化唐太宗还善于通过循循善诱的说理，说服官员们不贪不腐。他通过给大臣们算“经济账”，晓以利害，教育下属理性从事。他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银钱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民，则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直道求荣，遂枉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损，实为可笑。”贞观四年，唐太宗对臣下说：“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才生其过。此言可谓深戒。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长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他认为贪财的人并不的懂得爱财，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着丰厚的秩禄，若受人财贿，也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做不成了，秩禄也没有了，这哪里是懂得爱财？既破坏国家法律，又损害百姓，再说受贿的人即使事情不败露，难道内心就不担惊受怕吗？一个人常常在恐惧中生活，能活得长久吗？自己受贿身死，却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实在不值。唐太宗还形象地比喻，鸟儿栖于树林，常恐树之不高，而筑巢于顶梢，鱼儿在水中，担心水之不深，又藏于穴中，但还是被人们捕获，二者皆因贪食诱饵。一些做官的人，所以招祸，同此二物一样，也是因为贪图财产，因此，他告诫臣下，人莫贪，“为臣贪，必亡其身”。

（四）常监察，严治吏在加强教育的同时，贞观朝还建立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加强对百官的监督纠举：在中央设御史台，置御史大夫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御史纠举百官违失，权限很广，可弹劾中书门下五品以下、尚书省四品以下等官员；在地方，也设有完整的监察机构。贞观八年，太宗分遣李靖、杨恭仁、王圭等为风俗史，巡省天下，后又遣十七道巡察，派出巡察使二十多人，考察地方风俗和官员的政绩。史载仅贞观二十年，刺使、县令以下的地方官，上千人因政绩不佳受惩处，七人被处死，二十人因政绩好受到提拔。贞观君臣认为，如果对搞奢政者不加以严惩，就犹如养虎为患，纵蚁崩堤。太宗“深恶管人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员多自清谨”。［1］（P27）他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臣下必须严格遵守，一经发现贪污受贿者定加绳之以法，唐太宗从严治吏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唐初廉政文化评析

分析唐初社会以“禁奢尚俭”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文化，可以发现，其思想基础是“平政爱民”，一切从顺民意、得民心出发；其具体方法是内外兼顾，内在修德，外在严惩，同时强调最高统治者的示范表率作用。

（一）“平政爱民”、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了平政爱民的思想，指出君臣是舟与水的关系，这一思想也被贞观时期的统治者们所接受。他们深知，如果当政者，奢侈无道，人民就会起来反抗，政权就岌岌可危了。贞观六年，唐太宗曾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P18）。对此，魏征深表赞同，他说，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正因如此，贞观君臣认为为政者应当以百姓利益为重，只有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君臣的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保证。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1］（P1）。若官员以百姓利益满足一己之需，那就如同割肉充饥，饱腹之时就是毙命之时。魏征也曾对唐太宗说道：“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王，以百姓之心为心……”［1］（72）。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了百姓是政权的基础，因而确立了“先存百姓”、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作为其一切廉政主张的核心和出发点。

（二）内重说教修德、外重制度严惩的治腐方略贞观时期的统治者们，对官员的贪腐原因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他们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首先解决内因，官员贪腐的主观因素是贪欲，“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1］（P252）。唐太宗认为，要从思想上节欲禁奢，就要通过道德教化，提升自我修养来实现，最终使其“不愿贪”，为做到这一点，唐太宗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另一方面，唐太宗等也看到，奢政还有外部因素，所以提出要对不廉行为严惩不贷，通过严惩形成外在的约束，使其“不敢贪”。内外兼顾的治腐方略，切中时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最高统治者的示范表率梳理贞观时期廉政文化的史料，可以发现，统治者们没有把自身排除在节欲禁奢的要求之外，相反，处处给自身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臣下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在“规矩面前一律平等”，具有朴素的平等意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1］（P1），“为主贪，必丧其国”等等。这说明唐太宗作为明君，期望以自身的表率示范作用带动臣下自觉实施廉政。这在特权盛行、唯我独尊的封建皇权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唐初廉政文化的当代启示

唐初廉政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合理的逻辑，但毋庸讳言，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尤其是其过于倚重明君在廉政文化中的作用，体现了典型的人治思想。尽管如此，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代治国理政仍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尤其是不与民争利、不搞特权、监督与惩治并重以及崇尚节俭的廉政主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借鉴。

（一）不与民争利“为官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唐初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政权稳固与百姓利益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百姓利益得到保障，君臣自身的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保障，在百姓利益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百姓利益为先，顺民意，不与民争利。这一主张在当下仍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因如此，我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然而，一些干部淡忘了我们党的宗旨，置老百姓利益于不顾，大到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房屋销售，小到巧立名目乱摊派、违规罚款都成了他们与民争利的领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频发。如果我们的干部真正认识到了当政者与百姓之间“割股啖腹，腹饱身毙”的相依关系，这类问题就会大大减少。

（二）不搞特权“特”就是例外，凡事一旦开了先例，就很难保证法制的公平公正。当下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头脑中有着很浓重的特权意识，他们把多占、多得、多享当成理所当然的福利，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贪得无厌的官僚作风。殊不知，官员作为人民公仆，不仅不应有高于老百姓的特权，反而要有严于老百姓的言行标准。比如为了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官员应当遵行“隐私权减损”的原则，公开个人的某些信息，而不能以隐私权受保护为由，拒绝公开。减少官员特权意识不能仅仅靠执政者的以身作则，最终要靠制度、靠法治，要通过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自身的变革，减少行政审批等举措逐步完成。党的“十”以后，党中央政治局作出转变作风的8项决定，为全面清理、果断废除不合理的特权开了个好头，期待更多类似制度固定下来成为党的执政行为准则。

（三）监督与惩治并重严惩不贷的处罚机制与严密的监察制度相辅并重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严密的监察制度使贪腐行为无处藏身，严厉的处罚制度则使贪官罪有应得。当官员们都深知“伸手必被捉的”的道理时，自然就会谨言慎行，自律自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腐败现象在我国呈逐渐高发的态势，形势不容乐观，相当多的官员心存侥幸，不惜以身试法。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我们监督机制的缺失或失灵。我们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更应致力于建立一套有效的事前、事中监督机制，并将两者有机结合，方能破除侥幸心理，真正起到警示震慑腐败分子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针，将腐败的预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当前，如何让这些监督的体制、制度真正发挥实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崇尚节俭廉政不仅是不贪不贿，还意味着节俭。所谓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败，国无俭必亡，说的就是节俭的重要意义。铺张浪费绝非小事，它背离优良文化传统，败坏党风、政风和社风，不仅事关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思想道德、党风廉政的政治问题。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任由铺张浪费等不良之风蔓延，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据、失去血脉、失去力量。［3］在艰苦卓绝、物质匮乏的战争和建设年代，广大共产党人对“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都能铭记于心，带头勤俭节约，坚持与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由此凝聚了民心民力，夺取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我们更不应忘记盛世节俭的道理，把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美德加以传承，作为一种作风坚持锤炼，作为一种责任认真践行，为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陆静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