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在4～6岁儿童分配行为中的作用

摘要：为探究道德情绪在4～6岁儿童分配行为中的作用，研究设置了积极和消极两种道德情境，并测量110名4～6岁儿童的一般分配率和在优势、劣势、冲突三种分配情境中的分配选择比率。结果发现：（1）道德情绪会促进4～6岁儿童的分配行为；（2）相较于积极道德情绪情境，消极道德情绪情境中，儿童的一般分配率更高；在不同的分配情境中，选择利他分配的人数也更多；（3）5岁是道德情绪对儿童分配行为产生影响的转折点。这表明，4～6岁儿童对道德情绪的理解处于转折发展期，在理解道德情绪之后，道德情绪对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才会显现出来。

关键词：道德情绪；分配

1.问题提出

中国是一个以和为贵的名族，从古代的“孔融让梨”到现在提倡帮助他人，生活中每分钟都在发生着利他行为。而利他分配行为则是利他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关于分配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影响因素和如何培养儿童的利他分配行为方面，而很少有研究涉及分配行为的内在机制。国外有研究认为道德情绪可能是分配行为的内在机制之一。

那么什么是道德情绪呢？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是指在道德情境中由个体对自我的理解或评价所引发的情绪， 如助人之后感到高兴、自豪，损人之后感到内疚、羞耻等（Eisenberg， 2000； Malti& Latzko， 2010）。根据情绪的不同效价，道德情绪可被分为积极道德情绪和消极道德情绪。例如，故意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违反了道德准则，那么就会引发消极的道德情绪如内疚、悲伤等。相反，当个体做出符合其内在道德标准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积极的道德情绪如自豪、高兴等（Mascolo&Fischer，1995）。

过去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消极道德情绪归因与各种各样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关系（Malti&Krettenauer，2013）。Chapman，Zahn-Waxler，Cooperman和Lannotti（1987）发现小学儿童对故事情境中内疚情绪的归因与其随后的帮助行为呈正相关。Othof（2012）发现消极道德情绪可以预测10岁和13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而很少有研究直接提供关于道德情绪与分享行为的直接关系证据。在最新的研究中，Gummerum et al（2010）发现3―5岁儿童在快乐的损人者游戏中的消极道德情绪的自我归因可以显著预测其在独裁者游戏中的分配行为。与消极道德情绪归因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想法相比，积极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很少被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强调这类研究的需要（Malti&Ongley，2013）。在道德情境中经历积极道德情绪是一种奖励性或者促进性的因素。当行为与道德规范一致时，个体会对自己和自己的道德行为感到满意而开心（Malti&Ongley，2013）。Weller和Lagattuta（2013）发现那些对任务进行积极道德情绪归因的儿童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需要的人。因此可以相信这种积极的奖励性的情绪体验会促进利他的亲社会行为。道德情绪有利于人们适应社会，通过研究道德情绪对儿童分享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可以验证道德情绪是否是分享行为的心理机制，另一方也为教育儿童提供理论经验。

2.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南京市一所中等水平幼儿园4、5、6周岁前后不超过3个月儿童各共110名，平均年龄为4.09、5.04、6.03岁。各年龄组被试男女各半。

2.3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2（积极/消O）*2（亲社会/社会接纳）*3（利己/公平/利他）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积极道德情绪和消极道德情绪是组间变量，亲社会情境和社会接纳情境是组内变量，三种分配情境也是组内变量。因变量是儿童的分配率。采用独裁者游戏测量儿童的分配率，道德情绪的故事改编于Ongley&Tina Multi 2013年的研究。

2.2 实验材料

根据实验中要叙述的四个故事，设计了四组图画，每组四张，每张图画的实际规格均为12.8*9.1cm。四组图画所涉及的情境分别为A1助人情境、A2同伴社会接纳情境、B1不助人情境、B2同伴社会排除情境。

2.4 实验程序

实验通过个别测查的方式进行，由一名主试（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研究生）按照标准指导语以讲故事的形式实施，两个故事的讲述顺序进行了平衡，故事主人公的性别也分别与被试性别保持一致。

以积极道德情绪预期任务，主试和儿童彼此熟悉之后开始介绍故事情境：这个小朋友叫小红，这个小朋友叫小明。小红想吃糖果，但是她打不开糖盒子，她就问小明：“小明你能帮我打开糖盒子吗？”小明说：“当然可以啦！”小明就帮小红打开了糖盒子。故事描述完之后，向小朋友问几个问题。例如：1.你说说看小明做的对吗？2.那你说说看小明心里是怎么想的？3.你说说看如果你是小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记录小朋友的反应。

分享行为

回答完问题后给小朋友10张贴纸做分配任务，然后告诉小朋友说现在阿姨送给你10张贴纸，妞妞（假设的）一张贴纸都没有，现在你可以选择分给妞妞一些糖果，也可以选择不分。如果你决定分给妞妞的话，就把贴纸放在黄色的盒子里，给自己的放在白色的盒子里。记录分享率。

以优势分配为例，接着给小朋友若干张贴纸让其选出最喜欢的4张贴纸，选好后放在他面前，其余的拿走。告诉小朋友现在有一个小朋友青青，和他一样大，他没有贴纸，现在你需要将贴纸分给他。阿姨这边有两种方法，出示图片，图一是你两个青青两个，图二是你三个青青一个。青青只能同意不能反对。等你分好了。你的你自己带走，青青的我帮你交给他。现在你指出你分的方法吧！

2.5 数据处理

所有的实验都结束后将访谈结果进行编码，最终数据用SPSS19.0处理。在旨在引起消极道德情绪的消极情境中，儿童预期难过、内疚、不好的感受都被编码为消极情绪，其他的非道德道德情绪、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皆不能代表消极情绪。在旨在引起积极道德情绪的积极情境中，儿童预期自豪、开心、好的感受都被编码为积极情绪，其他的非道德道德情绪、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皆不能代表积极情绪。这个编码系统建立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Tina Multi et al.2009）。这个编码系统包括内疚和自豪的基础的情绪相关，所以消极和积极情绪预期可以用来测量那些可能无法准确说出像内疚、自豪这样的复杂情绪，但却可以命名基本的情绪相关的儿童 （Ongley&Multi，2013）。道德情绪得分是由每组道德情绪的两个情境得分的总和构成的：0=两个情境中都没有正确做出情绪预期；1=其中一个情境做出正确情境预期；2=两个情境都做出正确的情境预期。

3. 实验结果

3.1 儿童对道德情绪的认知判断

4～6岁幼儿已经能够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对人物的道德情绪做出较好的判断，尤其是在积极道德情境中，4岁组儿童的通过率达到了90%，5岁组儿童接近95%，而6岁组儿童的正确率达到了100%。同积极道德情绪的情境相比，4～6岁儿童对消极道德情绪的判断略逊一筹，但这种差异只出现在4岁组和5岁组，六岁组儿童对消极道德情绪的判断通过率为100%。这一结果表明儿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情绪判断能力。

从表中可以看出，总体说来，女生的分配率略高于男生，在消极道德情境中，4～6岁儿童的分配率略高于积极道德情境。具体说来，4岁组儿童在积极道德情境和消极道德情境下的分配率基本一致。5岁组和6岁组在不同道德情境下分配率出现差异，虽然在消极道德情境下的分配率高于积极道德情境下的分配率，但这种差异只在5岁组男生和6岁组女生中比较明显。

为了明确不同年龄、性别的儿童在不同道德情绪情境下所做出的分配决策是否有差异，以儿童分给对方的贴纸数量为因变量，进行2（道德情绪）×3（年龄）×2（性别）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统计结果显示：道德情绪主效应显著，F（1，109）= 4.362，p

以上结果证实了儿童在不同的道德情绪情境下，其分配行为会受到影响。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分配率逐渐增高，而且消极道德情绪下分配率会比积极道德情绪下要高。从分配率来看，尽管有差异但仍不能排除年龄效应的因素。从分配率中虽然可以知道道德情绪对儿童的分配行为有影响，但是无法看出究竟是如何影响的。因此，本文将分配行为进行细化，将一般分配行为细化成利己，利他的迫选分配行为，以更直观具体的判断道德情绪是否会对儿童的分配行为有影响。

3.3道德情绪在不同分配情境中对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将分配情境分为三种，优势情境（3/1 2/2）劣势情境（1/3 2/2）以及冲突情境（4/0 0/4）。并且将三种情景的选择进行12编码，即在优势情境中，选择3/1编码为1，选择2/2编码为2。在对三种情境六种选择分析后，总结出存在四种分配情况，即利己分配（1 2 1），偏利己分配（2 2 1），偏利他分配（2 2 2）以及利他分配（2 1 2）。在预实验不给予道德情境影响中，本研究发现4岁儿童以利己分配选择为主，5岁以偏利己分配和偏利他分配为主，6岁以利他分配为主。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积极道德情绪下还是消极道德情绪下，4岁儿童的选择都集中在利己选择和偏利己选择中。5岁儿童的分配遍布四种选择，但相较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下，儿童偏利他和利他选择更多。6q儿童基本集中在利他选择和偏利他选择中。在消极道德情绪下，女生的利他选择明显增多。这说明道德情绪对5岁和6岁儿童的分配行为产生了影响。

进一步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对道德情绪和分配选择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卡方为4.042，p

4.分析与讨论

4.1 4～6岁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

本研究结果显示，4～6岁幼儿的道德情绪认知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儿童已经能够判断道德行为的对错，并且能够指出不同道德情境下的道德情绪，同时进行相应的道德归因。相较于对积极道德情绪的理解，儿童对消极道德情绪的理解更加困难，这种理解困难主要体现在4岁和5岁儿童中，6岁儿童已可以基本理解积极道德情绪和消极道德情绪。

4.2 4～6岁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后的分配

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4～6岁儿童的分配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以往以成人为被试的研究中，独裁者的提议量通常在20%～30%之间，国外研究同样以贴纸为分配物，结果发现40%以上的4岁组幼儿分给对方0个贴纸，平均提议量为31.0% （Gummerum et al.， 2010）。且在Multi（2013）的研究中，4岁男生女生对同龄人的分配率几乎为零。而在本研究中，4岁组男生的平均分配率达到了33%，4岁组女生达到了43%，高于国外成人被试的提议量。这与国内李占星、牛玉柏和曹贤才（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其研究中4岁组儿童平均分给对手37%的糖果。这表明文化规范确实影响了儿童的分配行为，古代就有“孔融让梨”的故事，现在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十分重视儿童的分享品质的培养，这种教育环境更加增强了儿童的利他分享意识。

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4～6岁儿童分配率性别差异显著。相较于男生，女生更偏爱利他和公平，但这种差异在4岁组和5岁组儿童中体现，到了6岁，男生组和女生组的分配率几乎一致，都在50%左右。这一结果说明儿童的利他公平意识在不断发展。在儿童早期性别差异的显著与Multi （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和社会对其期待不同而养育方式不同。具体说来，对于女生，父母会更加频繁并不断强化利他行为（Gemmerum，2008）。这种在社会化过程中性别差异的教养方式可能会使得女生公平利他的意识比男生出现得早（Multi ，2013）。有研究提出儿童分配行为发展存在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如女孩分给对方的数量不会随年龄变化，但是男孩从10岁开始表现得比女孩更自私（Leman， Keller， Takezawa， & Gummerum， 2009）。

4.3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

4.3.1不同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一般分配行为的影响

Ongley and Multi（2013） 通过设置不同的道德情绪情境考察儿童的分配行为，结果表明消极道德情绪可以显著预测之后的分配行为。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在消极道德情绪的情境下，其分配率都提高了，女生的平均分配率达到0.56，男生的分配率达到了0.47。Carlo et al.（2012）提出内疚会通过鼓励他人的道德水平而增加其亲社会行为的趋势。同时其研究发现，消极道德情绪对分享行为的预测是有情境差异性的。即只有在亲社会行为缺失的消极道德情境下，消极道德情绪才会预测亲社会分享行为。

在Ongley 和 Multi（2013）的研究中发现积极道德情绪并不能预测分配行为。而在本研究中，4～6岁儿童在积极道德情绪下的分配率高于随机水平的分配率，这说明，积极道德情绪仍可能会促进分配行为。Ongley 和Multi（2013）认为儿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会有许多机会被家长和老师表扬而感到自豪，正因为这种机会太过频繁，因此当自豪开心的情绪被唤起时，并不足以使儿童做出具有牺牲性的分配行为。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在中国有句俗语叫“助人为快乐之本”，在助人之后会体会到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会成为一种强化物，使其在之后的情境中更容易表现出利他的行为。

在本研究中，虽然积极道德情绪和消极道德情绪之后的分配率都高于随机分配率，但消极道德情绪之后的分配率高于积极道德情绪的分配。这种差异在年龄、性别中表现明显。

4.3.2不同道德情绪对不同分配情境下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

梁福成等（2015）采用自我任务中的优势博弈、劣势博弈以及冲突博弈探究不同利益情境下儿童公平分配行为的特点。结果发现在劣势博弈中，所有年龄组的儿童都倾向于选择公平分配；在优势博弈中，4岁组和6岁组选择公平分配和优势分配并无差异；在冲突博弈中，4岁组和6岁组几乎都倾向于选择利己分配。

本研究借鉴了梁福成等的自我任务博弈范式，同时在儿童进行博弈迫选之前，对儿童进行了道德情绪干预。与研究结果一致的是，无论在积极道德情境下还是消极道德情境下，4岁组儿童在劣势博弈中倾向于选择公平分配，在优势博弈中倾向于选择优势分配，在冲突博弈中倾向于选择利己分配。也就是说，4岁儿童在三种分配情境下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属于利己主义者。这一结果说明4岁儿童虽然可以判断道德行为的对错，选择相对应的道德情绪，但实际上其认知并没有达到理解道德情绪的水平，以至于在道德情绪的情境下，不论是积极道德情绪还是消极道德情绪并不会唤起其相应的高兴或难过，从而影响其分配选择。另一种解释可能是4岁儿童工作记忆容量小，即使道德情绪会被唤起，但当让其进行分配选择时，其工作记忆为了减轻压力，会将道德情绪快速过滤，将有限的容量集中在分配选择上，从而使得分配行为就只是分配行为，而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这种现象在日常中也会常常发生，例如：当儿童在哭的时候，家长或老师会拿一个玩具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当儿童的注意力被玩具吸引后，他会投入到玩玩具中，刚才哭泣的事情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5岁儿童在道德情绪之后的博弈分配选择中遍布四种情况。在积极道德情境下，5岁组男生和女生的选择基本集中在利己、偏利己和偏利他选择上，这一结果说明一方面相较于4岁儿童，5岁儿童对道德情绪的认知与理解水平有所发展，道德水平水平也在发展，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即5岁处于发展转折期；另一方面，尽管5岁儿童在积极道德情境下开始有了偏利他的选择，但是偏利他选择意味着在优势博弈选择公平分配，劣势博弈中选择利他分配，但在冲突博弈中仍然选择了利己。也就是说，5岁儿童可能有利他意识，但在表现利他行为上还是有些欠缺。与积极道德情境中不同的是，在消极道德情境下，5岁儿童的选择遍布四种情况，且偏利他和利他选择的人数多于利己和偏利己人数。也就是说，在消极道德情境下，儿童的利他分配会更多。这种情况在6岁组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积极道德情境下，6岁组儿童的选择集中在偏利他和利他，且各占50%；而在消极道德情境下，虽然其分配选择也是集中在利他和偏利他两种选择上，但利他选择要比偏利他多。这一结果说明一方面从5岁到6岁，儿童对道德情绪的认知与理解有了发展，到6岁绝大多数的儿童已经可以理解道德情绪；另一方面说明道德情绪对儿童的分配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消极道德情绪下，儿童的利他分配明显增多。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Ongley 和 Multi1在其研究中认为消极道德情绪可以预测之后的分享行为，在消极道德情绪之后，儿童的分享行为更多。相较于积极道德情绪，消极道德情绪对分配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感受到消极道德情绪之后，想通过之后的利他行为来进行补偿。社会心理学家有研究认为，犯过错误的人会在之后更多的利他行为，希望通过利他来补偿之前的错。谁 谁睡认为内疚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而积极道德情绪的促进作用小可能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会更经常地感受到积极道德情绪，当这种情绪再次被唤起时，不足以做出牺牲性强的事情。

因此，综上所述，4～6岁儿童对道德情绪的认知与理解存在差异，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长。5岁处于转折阶段，6岁儿童可以较好地理解道德情绪。道德情绪会对儿童的分配行为产生影响。相较于积极道德情绪，在消极道德情境下，5岁和6岁儿童的利他分配行为更多。

5.结论

1.道德情绪能够促进4～6岁儿童的分配行为，相较于积极道德情绪情境，在消极道德情境中，4～6岁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分配行为。

2.5岁是儿童理解道德情绪的转折点，5岁以前，无论在何种道德情绪情境中，儿童都坚持利己分配选择；5岁之后，逐渐向公平和利他分配选择过度。

参考文献

[1]Chapman， M.， Zahn-Waxler， C.， Cooperman， G.， & Iannotti， R.（1987）. Empathy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motivation of children’helping. Development Psychology， 23， 140-145. doi：10.1073/0012-1649.23.1.140

[2]Eisenberg， N.（2000）.Emotion，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665-697. doi：10.1146/annurev.psych.51.1.665

[3]Knafo， A.， & Plomin， R.（2006）.Prosocial behavior from early to middle childhood：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ces on stability and chang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2，771-786. doi：10.1037/0012-1649.42.5.771p

[4]Multi，T.， & Ongley， S. F. （2013）.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reseaning. In M. &Francis & Se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p.163-183）.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5]Malti， T.， Gummerum， M.， Keller， M.， & Buchmann， M. （2009）. Children’s moral motivation，sy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80， 442C460.

[6]Malti， T.， & Krettenauer， T. （2013）. The relation of moral emotion attributions to pro-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84， 397C412.

[7]Gummerum， M.， Hanoch， Y.， Keller， M.， Parsons， K.， and Hummel， A. （2010）.Preschoolers’ allocations in the dictator game： the role of moral emotions. Econ. Psychol. 31， 25C34.

[8]Malti， T.， and Ongley， S. F.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reasoning，”in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12，118-125

[9]Mascolo， M. F.， & Fischer， K. W.（1995）. Developmental transformations in appraisal for pride， guilt， and shame. In K. W. Fischer &G. P. Tangney（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pp. 64-113）.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10]Othof， T. （2012）. Anticipated feelings of guilt and shame as predictors of early adolescents’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interperson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9，371-388. doi：10.1080/17405629.2012.680300

[11]梁福成， 王心怡， & 唐l海. （2015）. 不同分配情境下儿童公平行为的发展.心理发展与教育， 31（6）， 648-653.

[12]李占星， 曹贤才， 庞维国， & 牛玉柏. （2014）. 6～10岁儿童对损人情境下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3）， 252-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