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政治理论

*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

过去几年，*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CPI）为1.3％，明年为2.1％。此外，*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股市自从三月间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对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要市场信心存在，而且只要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态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可以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可以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可以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对于*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结束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现在做起，改进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提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提问都导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适应性反应，从而使得爆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使得*在春节以前不会发生本土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思。大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模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如果说那些国家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管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办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救援(bail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如果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当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进，出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通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导致发生系统性崩溃。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后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波及面有多大。只要波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引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可以优化市场结构。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有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范等办法。

*五年前就建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今年，*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范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一致的（market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

（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段。*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所有自己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已经多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

（2）*当局已考虑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已要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

（3）去年已将金融营业税有5%降至2%，最近计划继续降至零税率；

（4）新政府上台后，曾提高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协助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

（5）调降存款准备金；

（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合并法，以促进银行合并；

（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如果人心涣散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已经较强，这一方面导致问题容易暴露出来，容易爆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惯做法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披露消息，在短期内通过化解措施保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长远的考虑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和大陆，都要从根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理论"，载德国《明镜周刊》1987年第32期。

2．尼古拉斯·拉迪："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困难及改革的路径"，载《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3．兹为·博迪和罗伯特·C·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4．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

5．周大中：《现代金融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