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突围――黄波访谈录

时间:2022-10-24 02:02:16

黄波简介

1973年生,湖北宜都市人,现供职于湖北《三峡晚报》。1998年开始写作,杂文随笔散见于全国各杂文媒体和思想文化类刊物。“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写作之私衷。

记者:您原在机关就创作杂文,现“改行”做编辑工作,可以说离杂文更近了。当今公务员岗位是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之首选,您却毅然放弃机关工作,是如何考虑的?这对您的杂文创作有何影响?

黄波:呵呵,你这个“毅然”用得有点夸张。实际上没有那么悲情。做不做公务员,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当事人如何选择,肯定是对多种因素和利害关系权衡下的结果,现在许多大学生纷纷去挤公务员岗位,我想这肯定是他们综合权衡以后,做出的一个“次优”的选择。无可厚非。毕竟,在当下的环境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既是自己最喜欢,收益的性价比又最高的职业。不过,我觉得在可能的情况下,个人择业还是应该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你自己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怎样才能让你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些都应该有一个清醒认知。具体到我个人,就是自以为还有点清醒认知,才离开了机关。我的散漫作风、作息习惯,也许还有那么一点个性和锋芒,都是不太适合机关生活的。在一个小县城里,我先后在几个机关工作,在长达十年的机关生涯中,连个副科级都没有混上,老实说,我不看重这些东西,但其中是可以透出一些信息的。当然,并不是说我就一定是文学中描写的那种书呆子形象,与人格格不入,不是这样的,我最后和领导、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决定离去时,他们挽留我都是非常真诚的。现在回想,当初作出选择,最重要的是我厌倦了那种生存状态。我当时就预见到了,也许很可能因此会在现实利益上有一些损失,但如果拿这些换取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我以为还是值得的。

至于说这种选择于我的杂文创作有何影响,我想可以分两个方面谈。一方面当然是好的,现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多了,用在读书和写作上的时间也就更多了,过去机关岗位上关于杂文写作的一些有形无形的束缚少了。另外,因为我现在媒体工作,不能不更多关注以往可能没有多大兴趣的东西,而这于开阔视野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的影响也许不能算好,过去做公务员是“沉”在生活里面的,机关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体验人生的极好视角,许多东西是和普通百姓感同身受的,而我现在似乎更像一个职业,就感觉有些“飘”了。小说家讲究“融入生活”,杂文作者是否也该如此?也许值得探究。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创作“只眼看《水浒》”系列?中国有适合《水浒》和其他一些武侠作品诞生、兴旺的土壤,您认为这与国人的哪方面心态有关?

黄波:这个系列颇得一些师友垂注,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杂文代表作似的。其实里面有新意的不多,可能文字还比较活泼,篇幅也很短便于阅读吧。自然,其中像《十字坡上的冤魂》、《熄灭的霹雳火》、《“没面目”扈三娘》等几篇应该还算用心之作,或许有些“独得之秘”。

一篇文章的诞生是有很多机缘的。“水浒”系列我早就想写,毕竟从少年时就开始受小说影响嘛,却一直心有旁鹜。后来,我离职,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起初独自租住在一个小单间里。家里的藏书也无法搬去,篇幅较大的随笔写不下去了,就想借《水浒》说事。记得我写这个系列时,手边就只有一本金圣叹批点的《水浒传》,这一是当时条件有限,二是我写作时想尽量避开前人的影响(文中偶尔引用鲁迅关于《水浒》的议论,也无法查检原书,都是凭记忆所及),坚持紧紧立足于《水浒》文本。动笔之后还是比较顺畅的,发表后反响也还不错,特别是像《文汇报》笔会版这样全国著名的副刊特为这组文字辟了个专栏。给一个毫无声名的人开设专栏,在《文汇报》估计还没有先例。借这个机会我要向他们道一声谢!

诚如你所说,中国的确有适合《水浒》和其他一些武侠作品诞生、兴旺的土壤,我想这就和中国总是流行“清宫戏”一样,背后寄托着老百姓的期望。但这种期望也许更多时候会归于幻灭,这方面前辈师长论述得已经够多,我就不多说了。另外,我注意到老百姓特别喜欢赋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无所不为的权力,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扫尽人间不平事,却很少顾及这是否会伤害到他们自己。《水浒》英雄就是这样。我在看《水浒》电视剧“十字坡英雄相会”一集时,那一节雄壮的音乐曾给了我很深的触动:那些埋在十字坡上的冤魂仿佛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世界,这是为什么?这组文字,我给它们拟了个“说破英雄惊杀人”的主题,“说破英雄惊杀人”是《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青梅煮酒那一回中的一句诗,移用来比较契合我写作“水浒系列”的初衷。

记者:您现在的职业是时评编辑,但您主要创作杂文和随笔,现在许多人在感叹杂文式微,能否联系工作实际谈谈您的看法?

黄波:我肯定是不赞成所谓“杂文式微”的说法的,时评、杂文、随笔这三种应该是“近亲文体”,很难有明确界定。杂文和随笔,常常只是篇幅上的差异,如果文章长一点,讨论问题更多一点,可能就被归入了随笔,其实就叫杂文,我看也没有什么关系,鲁迅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时评和杂文就更难界限分明了:时评就是时事评论,那么杂文能不能直接针对现实发言?如果能,这时候该叫杂文还是时评?现在关于时评、杂文的区分,据我看主要还是写法上的。我编时评版,常常要读一些时评文章,偶尔也写一点时评,个人感觉当下对时评的人为设限太多了,话题要以见报的新闻为由头,时效性居然讲求到必须针对当天新闻评论,而更重要的是说作者应该抱着“理性”的态度云云。写任何文章都要有一点理性,不过这里的“理性”,据我观察,主要是要求作者必须克制自己的激情。这直接导致当下的时评千人一面。仿佛几根毫无生气的棍子搭建起来的一样,仿佛这才是时评的正宗,才是时评区别于杂文的优势。我以为不是这样,我们看胡适、张东荪等人过去的时评文章,除了理性的思考和建言,并不缺乏激情。理性是让读者思考的,激情是感染读者的,时评和杂文都不能缺少这两样东西。现在的时评作者中,郭松民、曹林、徐迅雷等人是经常会有一些好文章的,原因就因为他们比别人多了点激情。

时评的框框这么多,也许正好给了杂文更大的空间。时评拒绝激情,杂文能不能多一点?能不能以此吸引更多的作者呢?自然,激情理应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

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尽我所知所想,胡诌的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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