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困境”看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

[摘要]随着人类从远古一步一步走向新世纪，人类的视野逐步开阔，前景日益光明，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又陷入了深深的困顿――全球环境的恶化，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似乎不愿再承担生养人类的职责――怎么办？人类不得不沉思。本文试从著名的“囚徒困境”出发讨论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并由此探讨可行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全球环境 囚徒困境 经济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清楚：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市场相对于计划更为有效；但是，市场也决非万能，“市场失灵”、“市场无效”等现象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而日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社会伦理活动）与公共产品（特别是环境）时往往无能为力，而当前的世界环境问题发人深省，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对于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笔者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逃其咎，它们具有密切的连带责任，应当可以在彼此合作的基础上谋求集体的、理性的解决之道，恰如我们一直致力于的任何一个全球问题，譬如发展中的贫富差距，还有禽流感等等。

一、从“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看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

我们知道，市场固然可以把一个个无规则的“经济人”导向集体有序，然而也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失灵与无效竟至于使得人类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顿之中。全球环境的恶化就是其中之一。每一个“经济人”皆从一己私利出发，为个体的最大利益而努力，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满盘皆输。只是在这里，他们犯了个“和成谬误”，个体之和未必就是整体，而事实就是在某些事件上个体之和竟至于等于“零”。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对策的纳什均衡，它并不一定导致帕累托有效的结果，我们称之为“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A．W．Tucker）。考虑这么一种情况：参与同一桩犯罪活动的A、B两个嫌疑犯被隔离审讯。每个嫌疑犯既都有交代犯罪这样的选择从而把另一个囚犯也牵扯在内，又都有否定参与犯罪这样的一个选择。如果只有一个嫌疑犯坦白，则他被开释而另一个嫌疑犯将承担全部的惩罚，比如说判处10年监禁；如果两个嫌疑犯都坦白了，则按其犯罪事实酎情量刑，比如说各判5年监禁；如果两个嫌疑犯都否定参与犯罪，则按已掌握的情况惩处，比如说只能判1年监禁。让我们来看一看，局中人A与B分别代表了这两个嫌疑犯，矩阵中的数据代表了每个行为人指派给不同监禁期的不同效用。

两个嫌疑犯会怎么做？如果你A，你会怎么办呢？坦白，怕严惩，10年、5年都有可能；不坦白，又担心同伙背叛，如（－10，0）……他们苦思冥想的结果只能是坦白，得到（－1，－1）。而帕累托有效的策略却是，不坦白。问题的关键是两个嫌疑犯没有办法协调他们的行动，如果能够相互信任，彼此的情况都会好一些。

囚徒的难题在现实生活中俯拾皆是，比如说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的问题、卡特尔中的欺骗问题，以及我国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等等都是极其典型的案例。谁都想占便宜，结果却是谁都丢失了便宜。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无知”，它表明“利己之心是如何导致不合作的、污染的和扩军备战的世界――一种恶劣的、野蛮的和使生命短促的生活方式”。

也许我们的当事人A、B选择了坦白，虽然于自身多受一些劳役之苦，但是于社会却是有利的。如果把我们的“地球村”看作是一个“大监狱”，每个地球人都充当一回“囚徒”，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囚徒”实际上可以是每一个“经济人”，“坦白”可以理解为“破坏”、“污染”等等，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许多环境问题就是这么产生的。在无以计数的猜疑的“坦白”声中，终于：海陆空不再洁净，空气变得难以呼吸，大江大河几乎成了臭水浊流，土地贫瘠不堪，森林在大规模地消失，草场在大面积地退化……甚至连传说中的天空漏了一个大洞也早已不只是传说而已。“潘朵拉魔盒”再次被打开――酸雨、飘尘、噪音、辐射、沙漠化、盐碱化、暴雨洪水、热浪干旱、狂风沙暴、厄尔尼诺、拉妮娜、瘟疫疟疾、缺吃少穿――人类陷入巨大的灾难；而天灾多半是人祸。皮尔思和沃福德在《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说：“第一，许多可再生资源都不归私人拥有，所以存在着许多个实际上或者潜在的使用者；第二，每个人都有利用更多资源的积极性，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个人利润。这就是支配策略问题；第三，如果所有用户都以这种方式行为，资源就会面临过度开发的风险；第四，由于这种对背叛行为的刺激作用，任何协议的风险都是不稳定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发达国家曾在历史上大肆破坏环境以求发展，而今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强势地位更是不肯改弦易辙放弃高消费、高消耗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还以转移其高污染产业、出口垃圾等等方式转嫁危机。与此同时，还口口声声指责发展中国家，并制造事端横加干涉；发展中国家呢？既要解决温饱又要在资金、技术匮乏的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即使杀鸡取卵也已在所不惜，于是就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一些环境。这种局面如果再继续下去，人类将不得不为之付出更为惨痛的环境代价；但是若要维持现状或者限制发展，又无异于将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强弱、贫富等不公平现象合理化、持久化。这又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

另一个与环境问题更为密切的集体非理性的典范就是“公地悲剧”（theTradegyoftheCommons，G．Hardin）（“公地悲剧”，笔者以为也可以用“囚徒两难”来解释，但在这里保持其独立性和本色会更能够说明我们的环境问题）。考虑一下有这么一个乡村，有一处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牧地。如果买一头母牛花a元，该母牛能产出多少牛奶取决于该公地上有多少其它的母牛与它分享牧草。如果c头母牛在公地上放牧，f（c）代表所产出牛奶的价值。为使本村的财富最大，有一个最大化问题。

Maxf（c）－ac

我们知道，最优产量发生在母牛的边际产量等于它的成本。

Mp（c*）＝a

如果一头母牛的边际产量大于a，增加放牧是有利的；相反，母牛的边际产量小于a，减少放牧才是有利的。

如果是一块私人地产，很简单，由所有权人定夺；但是，这是一块公地，每个村民都有放牧与否的选择权，也有放牧多少的决策权。只要他认为一头母牛的产出大于其成本就会放牧这头牛，因为这样有利可图。而只有到了利润全部消失时他才会停止过多放牧的行为。是的，他的确关注到了他个人的超额部分，但是他却忽略了社会成本的激增。我们可以预见在缺乏限制使用牧地之机制的情况下，公共牧地一定是过度放牧的。

G・哈丁曾说过，“这是每个分享公地的、具有理性的牧人能做出的。但这个结论隐藏着重大的灾难，人们看不到全局，只一味地想在有限的世界上无限地增加他的畜群。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地上的自由，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毁灭，公地自由只能带来全体牧人的毁灭。”哈丁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预见了，可是人类的“公地”、“公海”、“公天”等的悲剧也并没有消失。为什么公地总上演着悲剧呢？

我们知道，私人产权提供了一个解决“公地悲剧”的机制，或者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再开辟一个新的牧场。地球私有当然不可能，再找一个“新牧场”吗？地球“公地”已是伤痕累累、满目苍夷，贫穷和环境的污染、破坏仿佛是难兄难弟，令地球战栗不已。逃往太空吗？这个“新牧场”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可欲而不可求，地球“公地”实际上已经没有退路。怎么办？环境保护！但遗憾的是极富传染性、又难以规避的“搭便车”行为会给我们送来又一个“囚徒困境”……地球，何去何从？

二、从重复囚徒困境看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的公共性是环境问题的要害。市场没有办法解决，政府恐怕也不能避免失灵。皮尔思和沃福德说过，政府政策或干预的效率可能比允许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效率更低，而其低效率的干预可以是补贴、价格控制、产量指标、交换控制、所有权控制等等。这些干预我们在现实中均可见起一斑，事实上的确有几处略有见效，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一些手法竟会酿成“雪上加霜”的后果。看来，谋求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同样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行为。环境是极其具有外部性色彩的，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综合协调。

在前面提到的“囚徒困境”中，我们的局中人只对抗了一次，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最有可能的却是多次对抗、重复博弈。这样，每个局中人都会面临新的策略可能性。如果某个局中人在某一局中作了背叛的选择，那么他将在下一局中受到惩罚――他的同伴的“背叛”。在一个重复的对策中，每个局中人都有机会树立起合作的信誉，并以此鼓励对方也树立起合作的信誉。这就是“重复囚徒困境”。这种策略是否可行取决于这种策略重复的次数是固定的还是无限的这一事实。如果是固定的并且是已知的，局中人就会在每一局中都选择背叛同伴，合作的解只能从最后一局来阐明；但，如果是无限的，局中人就确有办法影响他的对手。只要对方都充分关心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将来的支付），那么将来不合作的威胁就足以说服他们采取帕累托有效的策略。对于地球，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只能重复有限次，但是人类并不确知到底是1千年、1万年还是1亿年，或者说地球的生命对于人类有限的时光来说是无穷的，因此无论如何它对于理人来说总是无限的，从而它可以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曾在其实验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取胜的策略，具有最高总支付的策略，称之为“针锋相对”的策略，实行起来就像它的名称一样（你的对手在上一局对你采取什么策略，你就在下一局对他采取什么策略），最终被证明是最简单有效的策略。该策略的确非常令人满意，因为它能立即对背叛者施以惩罚，而且惩罚所失往往大于背叛所得；同时该策略也是宽恕的，对于对手的每一次背叛都只是惩罚一次。如果有一个局中人开始采取合作策略，另一局中人会马上效法，“针锋相对”就会变成相互间的合作和报答。也就是说，它鼓励合作，中国人有云“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也，因为由回报所得的很可能会大于因合作所失去的。由此可知，针锋相对策略构成的是一种“纳什均衡”。当然，极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主张合作，但必须要有惩罚，也就是说要利用惩罚的威慑力来使事情更好办一些。

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有一段话，“只有为了共同的利益，对公共资源的调查、开发和管理进行国际合作和达成协议，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但生命攸关的不仅仅是共同的生态系统和公共领域的持续发展，而且还有世界各国的持续发展，它们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其合理管理的程度。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没有各国对于全球公共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协商一致的、公正的和可行的国际准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有限资源需求造成的压力将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人类的后代将陷入贫困。”是的，我们主张“和为贵”，同是“地球村”的一员，有什么不能协商解决的呢？

可惜问题似乎很微妙，“地球村”的村民们同乘一条船，想的竟不是同心协力、乘风破浪而是如何排挤他人、做大自己、享有最多的资源，甚至于为了打击对方不惜玩“釜底抽薪”的游戏竟至于忘了自己也在同一条船上，搞得好好的一条船虽不会马上下沉坠海但也早已经是残败不堪的了。仔细想想，许多人类行为实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悖论。

由“重复囚徒困境”，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以避免出现不可收拾的环境困境？

我认为重要的是意识或者说是意识教育，也就是说要告诉每一个人，我们所面临着的是严酷现实。首先，未来是什么？其次，我们的未来要求我们怎么作为？然后，回报与惩罚相结合。当然，我们更强调言行一致。我们总是要在一定背景下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我们的书籍往往从正面宣讲着人类的进步而几乎只字不提由于进步所带来的各式破坏和不平衡，这实在是一种错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知道人类在其进程中所作的事，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有利于人类较清醒地面对一切。我们要让每个人清楚事态的严峻性、认识到全球环境治理的紧迫性、意识到个体责任的重大性，尤其是要树立起相互合作的精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环境极具外部性的，我们既然生活在地球上就难逃环境的挑战，更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写到，“孤立的政策和机构不可能有效地对付这种相互联系的问题。任何国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离开了国际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精诚合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只能是一个噩梦。全球问题全球办，处理类似环境这样极具外部性和公共性的问题就必须要打破国界。不要忘了我们是“人类”，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类存在物，是一个高度智慧的类存在物，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尤其是自己酿成的麻烦时应当诉诸于共同的类行为。自然界是没有国界的，全球经济也已经没有国界了，为什么还要在生死攸关的环境问题上耿耿于怀呢？这实在是说不通，难道人类真的应该“反璞归真”去效仿一只忙碌的候鸟吗？如果全球是个大环境、是集体，那么各个国家就有一个自己的小环境、是个体。只要有一点丁儿污染，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洁净之处。因为小环境并不是封闭的，你可以看见那山川河流的自然延伸，更别忘了大气循环、水体循环．．．．．．小环境和大环境是相通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环境的问题就是在于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集体利益所包含的个体利益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排他性的，产生“零和博弈”的结局，即一方为赢家、另一方为输家，总和为零。这是一种相对抗的不合作博弈，它致力于如何把对方的利益转移过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这里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以兼得的鱼和熊掌，1＋1＜2，甚至是＜1、＜0；另一则是相容的，产生“正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双方都是赢家，赢利之和为正。这时候，个体利益相互包含，个体利益并不相互抵消，那么此时的鱼和熊掌完全可以兼而得之，1＋1＞2。而我们理想中的就是后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的先把蛋糕做大再细分，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利益，也有属于自己的道德标准，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如何调节相互的道德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也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为了我们各自的利益，我们也完全应该携手并进，更何况在今时今日还有那可怕的生态紊乱和自然报复作为筹码呢。

接着，我们要鼓励相互合作。“囚徒困境”及其重复解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要想“囚徒”的选择达到帕累托有效的境界，我们必须要增大关于未来的影响力。未来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代表着生命的延续、经济的发展、生活的美好、自我的挑战、宇宙的揭密……如果你认为未来很重要，合作就是稳定的，因为任何对抗无疑都是不及合作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如果你认为未来是飘忽不定的、是子虚乌有的，对抗就成为首选，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你当前的“即时行乐”。怎么办？当前的问题是必须帮助某些国家和地区找回未来，尤其是那些陷入贫困带来的恶性循环之中的国度，帮他们生存、助他们发展、增加他们关于未来的印象，合作不成问题，环境不再“不堪回首”。环境变重变大了，我们的眼光也会随之放远放长，也会明白有所不为方可有所为的道理，合作的长期利益自然优于对抗的短期效果。当然合作不是无条件的放弃所有，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条件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回报的基础之上，合作和回报都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惩罚也是必须的，世界之大、时间之长，难免有人开小差、搭便车什么的，不“小惩大戒”恐怕不行。因此，回报的机制必须与惩罚（至少是惩罚的威慑力）相结合，否则合作有机可趁、有缝可钻而不利于环境的最终改善。同时，合作也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口号。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言行一致、口实合一、落到实处、兢兢业业。当然，也要求有强有力的国际公约和协议的约束和监控，并且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促进环境保护和环境合作的机制。毕竟“地球村”不是靠亲情维系的初级社群，它是一个高度组织化了的次级社群。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对抗走向合作。虽然局部小冲突层出不穷，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剑拔弩张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尚且如此，我们更没有理由拒绝环境领域的合作。

《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需要各国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采取协调合作的行动。应该承认，当前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贫困现象和全球环境问题是长期以来国际上特别是南北之间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贸易不平衡等因素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将摆脱贫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经贸合作一起考虑。”环境合作的一大障碍恐怕就是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问题。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最富人群和最穷人群的收入比扩大了29倍之多，更有资料说明集世界十大首富之财产不只是富可敌国的问题而是足以敌数国了。一方面，贫富与环境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各国各打小算盘，“囚徒困境”将一直困扰人类。为此，各方面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写到，“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生态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各个国家必须制定它自己的具体政策。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可持续发展应当被认为是一个全球目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同其它国家隔离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因而，执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需要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新的方针。长期持续增长将需要意义深远的变化，以产生更加平等以及同环境要求更一致的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为确保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国际合作，但其方式，各部门间和各机构间是不相同的。但是，基本的一点是，向可持续发展转化要有所有国家联合的行动。人类需求的一致性，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多边系统。”

说过，让环球同此凉热。也许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终极状态。总而言之，环境博弈没有局外人，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对全球环境有着共同责任，为此我们必须针对现实、照顾特殊、关注全局，以公正、公平、公开、有效的程序和机制进行国际合作，做大蛋糕，兼得鱼和熊掌，走出困境，挑战未来。

主要参考书目：

1、宣兆凯：《道德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李春秋、陈春花编著《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

3、马翼：《人类生存环境蓝皮书》，蓝天出版社，1999年。

4、[美]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英]戴维・皮尔思、杰瑞米・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6、[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7、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

8、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9、《中国21世纪议程》。

[作者简介]盛瑾（1972―），女，杭州师范学院社科部教师，浙江大学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