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学教育的难题解析

医学追求的是客观绝对真理，而法学的对抗制（AdversarySystem）则追求的是相对真理［2］。或者从本质上讲，法学训练是教会学生从黑白分明中发现灰色，而医学训练则是要学生从灰色中区分黑白［3］。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与对跨学科课程的不同期待之间架起桥梁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运筹难题跨学科教育还涉及复杂的宏观统筹工作。以罗杰•威廉姆斯法学院与布朗医学院的联合课程为例，两所学院相距30里，学生上课需耗费不少时间。医学院与法学院的课程表又各不相同，为了避免冲突，联合课程一般都安排在晚上。这样学生上课就正赶上下班交通高峰时间，对课业已经很繁重的学生来说，造成了额外的负担。为了克服这些运筹难题，校方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方便。例如，在课前为学生安排晚餐，这也给了医科学生和法科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非正式交流机会。其他难题很多跨学科教学都是问题导向的，教学形式以研讨为主，和传统的法学教育相比，成本更高，因而需要控制班级规模。另外，跨学科教学的水平，对部分学生来说过于简单，而对另一部分学生来说，可能又过于深奥，教学难度难以把握。对于跨学科教育，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可能不高。在相关的课程非常繁重的情况下，学生还得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法律博士教育不但是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技能的阶段，而且还是职业身份塑造的过程。凡与职业资格考试无关、不是传统职业道路必经步骤的内容，学生向来不会重视［4］。另一位学者说得更坦率，“就业压力这么大，学生尤其是1年级新生的敌对情绪成了跨学科教育的棘手问题。‘上些能帮我们拿到高分、顺利通过资格考试的课吧，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会科学’”［5］。因此，从事跨学科教学工作的教师则可能会有被边缘化的感受［6］。

中国卫生法学教育面临的难题

对中国的医科学生来说，卫生法往往是作为公共课开设的，或者举办专门的卫生法学专业，所以很少有混班教学或者开设联合课程。美国的卫生法学教育之所以强调混班教学与联合开课，正是为了加强两个行业之间的沟通，这当然也是中国卫生法学界的理想，但中国卫生法学教育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的思路是让学生同时学习法学与医学，通过这种途径来建立两个学科之间的“了解之同情”。这两种不同的思路促使教育者们思考，卫生法学这种交叉学科是由哪些学科交叉组成的。对交叉学科性质的认识偏差美国的卫生法项目本身不设医学课，对医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双学位或者专门攻读医学学位。美国人也讲交叉学科，却不是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实际上这里交叉的，乃是法学与医学伦理学、医学科学哲学、卫生经济学等。由此可知，美国卫生法学教育不开设医学课，却开设生物伦理学、卫生政策、医疗信息这样的课程。在广义上，“法，就其性质而言，一定是跨学科的”［7］，考虑到大多数法律课程讲授的都是某种法律（Law“of”Something），因此它们也是跨学科的［8］。比如，对商法来说，制定商业法令的人至少应当懂一点商业交易常识；专利法律师，也该掌握一些工科知识。但商法不是法学与商学、专利法也不是法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学科。所以，这种意义上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提法流于浮泛，它揭示不出卫生法学的特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都属于交叉学科，这是因为它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引入了法学，但法学研究与教育是否引进医学的方法论，却不得而知。因此，真正与法学交叉的应该是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学等学科。例如，强行剖腹产之所以引发各界热议，就是因为这里涉及剧烈的伦理观念冲突；例如，医疗侵权法总是讲信息不对称，将它作为设置特殊证明责任规则的理由，而信息不对称正是卫生经济学的出发点。对从事医疗过失诉讼这样的实际业务来说，应多涉猎医学知识。在处理涉及专业知识的法律业务时，通常认为法律人应该掌握这些知识。例如，英国伍尔夫勋爵（LordWoolf）在他的民事诉讼改革建议中就提出，“医疗过失案件应由专家法官或者专设法院中心处理”，“应为法官提供医疗事务的特殊培训”［9］。就一般教学目标的设定来说，培养医学和法学两方面的通才太难了，于是应该更强调的是两个学科、两个行业之间的合作。比如在医疗过失诉讼中，律师的医学知识无论如何丰富，法官也只会采纳专家证人的意见，所以更重要的是律师与专家证人的配合以及与对方律师与专家的沟通。

课程结构设计上存在不足中国卫生法学界以为卫生法学的特质就在于它是法学与医学的交叉，而对这一学科本身而言，又错误地以为它是内部高度同一的部门法，于是在课程设计上存在偏差。中国的卫生法学课程体系往往会安排课时量非常庞大的如卫生法概论、医事法概论这样的“专业特色课程模块”，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10］。但这种课程设计妨碍了卫生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理由有如下几点：①由于专业特色课程模块的大肆扩张，法学专业基础课的课时被严重挤压，而基础打不牢，卫生法教学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卫生法并不是自成一体的部门法，离开了宪法、民法等各部门法，卫生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正如卫生法学的老前辈沃德林顿所说，法科学生虽是为了卫生法学厉兵秣马，却也不可忽视如行政法、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这样一些课程的重要性。所以，虽然如今在医事主题下提供了大量课程，但从来不敢数典忘祖，将坚实法律基础的重要性抛在脑后［11］。②从美国的经验看，它的卫生法学教育分工越来越细密化。“卫生法现在涵盖的法律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多，涉及到行政法、反垄断法、宪法、契约法、公司法、刑法、环境法、食品与药品法、知识产权法、保险法、国际法、劳动法/雇佣法、财产法、税法以及侵权法等诸多侧面”，面对卫生法的浩瀚无涯，一个办法就是只钻研卫生法的某一侧面［12］。正因为卫生法横贯了几乎所有部门法，所以卫生法或者医事法概论课由2、3位教师合作，也不能够有效胜任，由此必然影响教学质量。而医疗过失法、医疗社会保障法等突显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特色与长处的课程来说，由于被淹没于概论课程中，已经无法为学生加分了。③这些专业特色课不但占用大量课时，而且多安排在高年级，学生正面临司法考试、就业等严峻压力，这种无关直接利害的卫生法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

中国卫生法学教育

美国的卫生法学者若是看到中国卫生法教育的内容与课程设计，也一定会感到惊奇，因为两者对卫生法学的认识太不同了。在4年制法学本科模式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卫生法学教学质量，在现行体制下的改革思路就是相对减少卫生法概论、医事法概论等特色课的课时，只留下少量课时，讲授绪论性质的内容，比如卫生法能否体系化、卫生法学的研究范式等等，而绪论之后的内容则完全化整为零于部门法教学中去完成。例如，可以在宪法中讨论生育权的性质；在行政法中讲授强制隔离与强制治疗；刑法里不但有非法行医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这样的罪名，还有医疗行为非罪化之类的理论争鸣；在民法总论中，“人”的部分会涉及个体诊所，“物”的部分则离不开人体器官；合同法讲到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的分类时，医疗合同乃是再恰当不过的例子；婚姻法当然会牵扯到强制婚检；至于医疗侵权，更是侵权法不可或缺的一块等。这一思路并不是要拆解卫生法，而是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有意识地以卫生法议题作为部门法教学的素材，在潜移默化之间完成卫生法学的教学任务，既不耽误部门法教学，又实现了卫生法教育的细密分工，提高了卫生法教学的质量。同时，可以适当提高部门法的课时量，有利于学生通过司法考试，避免了高年级阶段的学生因安排大量卫生法课程而产生的抵触情绪。

作者：唐超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卫生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