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催生档案“变法”

时间:2022-10-23 05:28:12

政府信息公开催生档案“变法”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从某种角度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技术革命推动的历史潮流,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政府工作中出现了大量的电子文件,因为电子文件适合在网络上传送,而网络如今已将亿万个单位和家庭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就为信息开放利用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说,政府信息开放利用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和推动。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潮流的巨大力量是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不仅推动了信息设施建设,也正在强烈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心态,而由于已进入了互通互联的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的网上利用有了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今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阻挡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由它的发展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政府信息公开就是其深刻社会变化中的必然反映。明白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工作中。

政府信息公开催生档案“变法”

可能让人不解,《条例》产生于2007年1月,实施于2008年5月,论“年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以下简称《档案法》)年轻;此外,《条例》之所以称“条例”,位置当然就在“法律”之下,“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法律原则历来如此。既是这样,《条例》何来能量催生档案“变法”?如果我们换个视角看问题,可能会有新的答案。

如前所述,政府信息公开是历史潮流,而历史潮流又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条例》的产生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事出意外”。百姓拥护,政府负责,推行结果必然是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条例》贯彻的过程中,可能会与现行的《档案法》产生“摩擦”,这是因为它与目前的《档案法》的确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虽然两者所指的信息资源都包括了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但笔者认为,两者之间至少还要统一以下三点:

1、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原则应统一。通读《条例》,我们不难领会,政府信息公开执行的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而目前《档案法》的相关规定,却是能保密的则保密。

2、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范围应统一。《条例》从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可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得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责任等方面明确了信息公开的范围和责任。为避免同一份文件在政府机关已经公开,而进入档案馆却反而不能公开的现象,笔者认为,应及时对《档案法》进行修改,向《条例》“靠拢”。

3、政府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时限应统一。《条例》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而《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换句话说,即使不是保密档案,凡未满三十年,原则上也不能向公众开放。内容相悖,显然需要修改。

两者内容既然有所不同,当然不可能是对刚颁发的《条例》进行修改,只能是让档案“变法”。目前,国家对《档案法》的修改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看,在此“变法”过程中,档案学者不仅要为修改《档案法》提供理论依据,还要深入探索修改《档案法》将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分析我国档案信息开放利用政策存在的问题、症结及其成因,提出我国进一步开放档案信息的指导思想、政策和策略,探索界定档案信息开放范围的标准依据,研究阐释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相配套的档案信息开放规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理论高度和法规建设的层面研究并解决档案工作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推进档案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相关学术思考

有些学者担心,政府信息公开仅仅是出台了一个《条例》,受《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等诸多法律的限制,施行起来难免困难重重。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快速推出《条例》,是为了满足社会实践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迫切需要,从法律效力上分析,行政法规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根据我国多年来的立法经验,类似于政府信息公开这样的法规,先实践、后立法,先制定行政法规、后转化为法律,不但有利于法律内容的完善和成熟,也有利于实施经验的积累和推广。所以,当前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坚决贯彻落实《条例》。或许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进程中还会出现困难,但《条例》代表的方向现在却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档案学是一门管理学科,管理与利用的研究原本就是历史赋予档案学的使命,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把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也正是希望中国档案学在归属明确后,学科建设上有所强化,学术研究上有所创新。当前,在政府信息公开政策下的档案开放利用问题研究中,科研工作者要独立思考,大胆实践,研究工作开展之前要有充分的科学理论假设与严密的工作程序设计;实验结果出现之后要及时予以科学分析,整理出能上升到理论层次的、能指导后续工作的理行结论。

档案开放首先要思想解放

档案的根本目的是利用,社会公众总是以档案开放利用的成就,来衡量档案馆的社会贡献,档案开放和为公众服务也一直是学者们讨论最热烈、持续时间最长的理论话题。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资源的作用,加速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转化,没有思想的解放是不行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思想解放和理论讨论总是实现改革的必要准备。我们已经感知到,政府信息公开的新思想对我国档案开放利用的影响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的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将发生巨大变化。虽然,一项重大改革并不是出台一项或几项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实践和不断理论总结。但是,“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有了政府信息公开,人们就有理由相信,档案走向开放将不再遥远。

与过去相比,新形式下档案开放利用研究需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重视研究视角的整体性。因为我国信息公开法律、法规颁布相对滞后等原因,以往的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充分,研究成果较为零散,现在应重视从总体上专门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的档案开放问题。

2、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往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档案业务工作领域,现在应根据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信息开放政策与档案信息开放创新方式进行全方位研究。

3、研究内容的突破。以往的研究大多为个别的策略设计,今后应系统、深入地研究档案信息开放新政策、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信息公开的公平性、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等一系列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阐释适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环境所需要的档案信息开放新理念、新守则、新规范、新道德。这些研究内容的突破,可以充分发挥原创性和开拓性思维。

4、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今后应在继承以往有效研究方法的同时,进一步注重社会调查和实证分析。此外,还应特别注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间相互结合、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研究方法,并为实现这些研究方法进行人员结构上的优势组合。

5、关注预期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的提高。以往我们对研究成果影响力的关注多局限在档案工作领域,今后还应关注对我国的公民参政意识、政治民主化进程、档案信息资源公平利用、构建和谐社会、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等起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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