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文化遗产……”

时间:2022-10-23 03:35:46

关于“鲁迅文化遗产……”

标题中本来应该是“鲁迅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怕题目太长,就用了一个省略号。这是一个具有纪念与开创意义的命题。今年是鲁迅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又逢鲁迅逝世八十周年,馆方决定纪念一下,在今年的九月召开“鲁迅遗产与当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慎终追远数典而不忘祖的传统。笔者接到研讨会邀请函,见其中所拟五大议题,第一个就是本文要谈论的这一条。正是这个命题让我产生了几点零星的想法。

“鲁迅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好题目,有意义,切合实际需要,特别是有刺激性,可以刺激我们这些读过鲁迅书的人各自想想问题。

只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有些困惑。鲁迅逝世前约一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死》,其中写出了七条遗嘱。第三条:“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这是不是“鲁迅文化遗产”?我想,是的,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遗嘱”在现代法治国家,是重要文件。常常还有逝者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多半是律师。足见其郑重。事实也是这样。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因为“遗嘱”及其执行引起的纷争,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记忆犹新。而且至今纠缠不清。

那么,鲁迅这条遗嘱,对于当代文化建设有没有关系呢?见仁见智吧。而且,我们中国人总是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变通”,也就是改变,乃至“束之高阁”。

不过,鲁迅这条遗嘱,是真诚的心愿,还是“愤激之谈”(与郑振铎信),或有不同看法。鲁迅给许广平信中也说过:“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不过,我觉得鲁迅这里说的是心里话,不纪念是真诚的意思。且不说,鲁迅早就揭示过:“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他还说过,“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何况,读点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创作看作“中间物”,即改革长途中的“桥梁”。

还有,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鲁迅在一篇题为“礼”的短评中提出:“凡纪念,‘礼’而已矣。”原文是这样:“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

我们的纪念鲁迅,是不是也“‘礼’而已矣”呢?如果是这样,“鲁迅文化遗产”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很难说有多少意义了。

鲁迅怀人的文章,总是令我敬仰而慨叹。情谊真切容易,而是非分明很难很难。一九三四年,鲁迅在《忆韦素园君》的结尾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f,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三十年来,多少自诩高深,实则轻薄之徒,好信口非议鲁迅,可是他们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我大学毕业以来,六十多年阅读鲁迅,乐此不倦,虽有人认为我是“神经病”,也不改素志。但我也常常自省,我是不是一个“无聊之徒,谬托知己”呢?我由业余攻读,到跻身“鲁迅研究室”,不能不说沾点“名”,得了“利”,尽管死去活来,大出意外,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对别人也“声发自心”说得清楚,可听者相信吗?圣贤说“人心叵测”;百姓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至今活在一个“隔膜”的时代。

鲁迅为徐懋庸《打杂集》作序,说:“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绝不会爽爽快快地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鲁迅死了,不能战斗了。鲁迅活着,也绝不会自己吃安眠药。怎么办呢?那就“捧杀”和“骂杀”双管齐下吧。

幸好,鲁迅毕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洞悉:“凡是倒掉的,绝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鲁迅全集》出版好几部了,大鲁迅全集也出版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也出版了,有识者把鲁迅写出的文字都“竭泽而渔”地编辑起来了。这就是“实际”。鲁迅生前死后都走着“华盖运”,但屹立着,或“横站”着,要他倒下,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这也是鲁迅文化遗产,也和当代文化建设有关吧?

“鲁迅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题目好是好,但,也有缺点。这缺点,是容易沦为“纸上谈兵”。固然,有识之士不怕挫败,倒是“屡败屡战”,寄希望于将来的终于有效。这是鲁迅说过的:“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果然,鲁迅没有看见。不幸,活在鲁迅逝世八十年后的我,也没有看见。

但是,几年前北京作家协会和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也联手举办过“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似乎没有什么反响。这是难怪的。哪怕没有反响,有识之士今天还要提出同样的问题,还要发议论。“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也。

鲁迅生于晚清光绪七年(1881),死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诞生距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逝世距今恰恰八十年。不仅仅时间久远,更加经过两场革命,相隔四个时代。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远去。即使鲁迅温婉的劝喻,上上下下都不再中听了。譬如,他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中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 ‘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何况还有比这激烈的“呐喊”,如:“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更何况,还有那大声疾呼:“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有人之所以嫌弃鲁迅,乃至心眼里是憎恶,那是因为自己坐在“尊尊长长”的“尊长”的太师椅上,站到了鲁迅的头上,以为鲁迅这些言论是对他/她的袭击。如果从全民族考虑,针对我民族几百年来被压迫、被屠戮、被文字狱逼成的奴隶性,忍从有余,而正当的抗争不足,使精神“孱弱”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借用鲁迅文化遗产湔洗这种劣根性,养成“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正常健全的精神,争取“一要生存”的自由,“二要温饱”的自由,“三要发展”的自由,那么,鲁迅的大声疾呼,正是逆耳的忠言。

这些都还在其次。因为任何“遗产”都有好有坏,有可取的,有当舍弃的,而且因人因时而异。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分析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最为关键的是:文化建设的决定权并不在文化人,尤其是文化的取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决策权,不在文化人。自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即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鲁迅于第二年发表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批新文化-新文学先驱者大呼猛进,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白话文,一呼百应。可是,读经、尊孔、祭孔、复古,因为政府主导,依旧桎梏着人心。新文化兴起今年足足一百年了。一百年来,稳固的全面的成就不过白话文。而新文化中的“男女平等”,至今极不如人意。广袤的农村不待言,即使北上广深头号大城市,女性的就业、薪酬、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依旧低于男性。极端的社会不公,是母亲受胎后,如果检查出是女性,“做掉”的现象并非个别。何况其他更加难以改革的方面。

辛亥革命废除了皇帝一伦,“君为臣纲”自然已是“言不顺,名不正”了。但是儒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依旧是社会风气,依旧是被弘扬的传统。

不过,文化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并非一无可为。我们可以做的文化事业还多有。关键在我们自身的觉醒,不懈的努力。鲁迅说得好: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关键在“觉悟”,现代人的觉悟,不再做“吃人的人”:自己不再被吃,更不吃人,做一个“真的人”,“完全的人”。人性的觉悟,学习科学与文艺,“致人性于全”,追求“理想的人性”。清除贪图“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人道的觉悟,“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想想鲁迅提出的“父范学堂”,做一个“人之父”。想想鲁迅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文艺会的讲演:“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给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在回复周剑英先生的信中说:“我的意见,都陆续写出,更无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计划’,实无从开列。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这已经是高品位的标准了。这之前,鲁迅致曹聚仁先生信表示,“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这就是一时代的人生,一时代的人心。这也正是鲁迅焦唇敝舌想改变的中国人的精神。

鲁迅是乐观的,对我民族充满自信。他认定中国过往的历史,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但坚决否定“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悲观思想。他指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想想鲁迅的文化遗产,对于当代文化建设,我们可以做不少切实的事吧。鲁迅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仰望祖国的江河源,不都是涓涓细流吗?朋友!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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