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茨维塔耶娃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俄罗斯第一家精美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母亲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茨维塔耶娃6岁习诗，18岁发表了第一本诗集《傍晚的纪念册》，紧接着又出版了两本诗集《魔灯》和《选自两本书》。20年代出版了两本同名书《里程碑》，其中收录了1914-1921年间的抒情诗。1922年移居布拉格，三年后转赴巴黎。在国外期间，发表过诗集《俄国以后》等。1939年回国。1941年自杀身亡。

茨维塔耶娃是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首屈一指的女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苏联乃至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似乎注定了诗人的悲惨命运，她性格孤傲清高，极度任性，甚至有些为所欲为，这使她的命运更加的悲惨。

茨维塔耶娃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了音乐、大自然，同时影响她一生命运的“孤独”也是由其母所赐，这也致使了“孤独”成为了她早期诗歌中的主要内容。孤独感仿佛是许多少年必然经历的一种心理过程，而孤独的姊妹便是高傲。茨维塔耶娃刚一踏上诗坛便敢于同前辈诗人抗衡。由于勃留索夫对她的第一本诗集和第二本诗集《神灯》（1912）肤浅的和不慎重的评论，茨维塔耶娃曾两次写诗，反唇相讥。

爱情和死亡仿佛是所有诗人的创作主题，茨维塔耶娃也不例外。主题相同，表现的情感却不一样。茨维塔耶娃的爱情诗，表现的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缠绵悱恻，而是电闪雷鸣，风风火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的这些诗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仿佛这些诗不是出自女人的纤细之手，而是由男人的强壮之手挥就的。即便男性诗人也不见得会表现出如此磅礴的、惊心动魄的气势。她献给尼科季姆・普卢采尔―萨尔纳的《我要从所有的大地，从所有的天国夺回你》就是这样的一首。

茨维塔耶娃的爱情诗不仅充满男性的阳刚之坚硬，而且也洋溢着女性阴柔之绵软。这与她给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1916），以及给谢尔盖・艾夫隆的“我在青石板上挥毫……”（1920）等诗中便可见出。但是，她从不祈求他人的怜爱，即便别人不再爱了，她依然表现出那天生的高傲的性格。在《忌妒的尝试》（1924）中，她把自己比作“偶像”、“女王”、“卡拉拉大理石”，而占了上风的女人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石膏废物”、“粗糙的新货”。

她的写死亡的诗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在歌颂死亡，沉迷于死亡之美当中。她笔下的死亡的诗带有一种历史感，是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信念。她在《致一百年以后的你》（1919）中坚定地相信，百年过后，她虽死犹生。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里说：“主要的是我深深地知道，过一百年人们将会多么地爱我！”她深信不疑，她的诗歌的读者将去追寻她的足迹。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茨维塔耶娃诗选由译者苏杭精选了一百来首其脍炙人口的短诗，并首次译出长诗《山之诗》。作为主要以诗歌创作名世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创作手法上有相当的创新，她披露感情时更热烈、更大胆、更横放杰出。

茨维塔耶娃永远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因为她的真诚不允许她背叛自己。她与马雅可夫斯基是同时代人，但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代表的是不同的倾向，然而她不顾虑这些，她在文章中热情地赞扬他称他为俄国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无疑引起了白俄侨民的强烈反感。在不谈论爱情的革命年代，她却什么都不谈论而只谈论爱情，因此她走到哪里都遭到放逐。她在异国他乡流亡，她在自己的祖国，照样流亡，在作家联盟、在叶拉布加皆是如此。世上没有地方供她安居，她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非人的疯人院里我拒绝――生活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嗥叫――我拒绝”“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里又不可能”。茨维塔耶娃就是这样生命孤独、漂泊无依然而却坚守着孤傲高洁的品格。这使她只能居住在自己的心灵之中并且注定无家可归。然而她的对自由心灵的追求，她的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遏止的灵魂飞翔的渴望，正与俄罗斯民族气质中的最有魅力的部分――“在苦难中坚守高贵”相通。这几乎是适合于真正诗人的历史法则，她不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但她又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之中。（编辑：王泽图片来源：广西师范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