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院子落叶

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15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21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28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于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他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

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20人，背书和私塾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

1945年，极寒冷的2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街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棂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2月25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1800架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注：工作室）。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工作，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那时已深秋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

编者注：齐邦媛（1924～），女，满族，辽宁铁岭人，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