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之变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三，北京春节气息仍浓。履新一个半月的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兼CEO艾克森来访。此前一年，通用汽车在华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万辆，首次超过其本土市场，而今年中国很可能助力通用反超丰田，重夺全球汽车业首位。

首次面对中国媒体，62岁的艾克森说：“中国是通用汽车王冠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在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是30年都将成为世界汽车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

这并非虚言，2010年中国汽车业产销双超1800万辆，稳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之位，并打破美国1700多万辆的年度纪录，改写了全球汽车工业历史。

而这远非艾克森在北京感受到的中国传奇的最强音。按照中国的发展规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大汽车集团对未来五年的产量预估总数已突破4000万辆，若按80％的产能利用率推算，到2015年“十二五”结束时，中国汽车业产能规模将应超过5000万辆。这究竟是合乎逻辑的加速发展，还是超乎想象的狂飙突进？

相关争论与答案，与3月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和3月5日召开的人大会议核心议题紧密相关。

届时，人大和政协将审议国务院提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根据此前中央有关会议公报，在总结“十一五”实践得失的基础上，“十二五”规划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对经济社会诸多关键领域的变革进行谋划，对中国未来走向将影响深远。

“两会”前夕，《财经》记者广泛接触参与“十二五”规划纲要讨论、起草的政经学界要人，追问未来五年中国从经济到社会、由增长及民生诸要害领域的变与不变，探求中长期中国民富国强之路、体制变局之道。

发展变迁：

经济增长与民生幸福

中国普遍出现的“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迹象，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社会投入，通过维护社会稳定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十二五”开局之际，增长不是问题，民生挑战更大。

早在去年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讨论、起草过程中，要不要继续设定多项经济增长与民生幸福指标，即有激烈争论。自1996年“九五”计划实施起，经济指标占绝大多数，民生指标相对较少，而完成情况颇有起伏，每个阶段很不一样。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比分析发现，“九五”、“十五”和“十一五”三个五年里，各项指标完成率分别为75％、64.3％和86.4％，其中GDP增长指标均远超预期完成，但民生指标的增加和完成情况，直到“十一五”才有所好转。

新华社2月20日播发的一篇通讯也印证了胡鞍钢的分析，该通讯称：“十一五”期间各项民生指标全部完成。而根据五年前开始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十一五”规划），总计22项指标，民生占据其中8项，分别为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基本养老覆盖人数、新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五年后看，其中前三项提前达标，五年新增就业岗位和转移农业劳动力（5500万）比“十一五”规划（4500万）多出10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依旧处在5％以下；最后两项更是大幅超预期完成。

今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而在“十一五”规划中，这两项指标分别为13390元和4150元。

不过，新华社等官方机构在总结“十一五”成绩的同时也坦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上述民生指标的完成情况，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存在一定差距。

以居民收入为例，“十一五”期末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达19109元和5919元。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7年到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也高于5％的规划目标。但受物价、房价等上涨因素影响，不少机构调查显示，普通百姓感觉收入增长很不明显。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萍萍表示，物价上涨减缓了收入的实际增长率。

而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的抱怨与争议，以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的不满情绪，形成了近年来困扰决策、考验执政的多重压力。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决策咨询与学界人士称，去年在讨论、起草“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时，增强民生幸福成为远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共识，在草案中有较充分反映。

而在去年底今年初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让人民幸福”亦成为比GDP增速、固定投资增长等经济指标更重要的施政目标，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频繁出现。比如，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这被外界解读为，一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观有所松动。但学者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中国普遍出现的“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迹象，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社会投入，通过维护社会稳定并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据一位参与“十二五”规划起草的学者估算，到“十二五”中期，即2013年前后，中国就业人口比重将达到峰值，在那之后，由于老龄化社会亦步亦趋，加上居民储蓄率可能有所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应是无可逆转之势，为此需要决策未雨稠缪。

可资参照的国际案例是中国近邻日本与韩国。在“二战”之后它们亦曾维持2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其间的经济结构调整均面临诸多掣肘，而至为关键的正是人口结构变迁。日本在1969年、韩国在1988年渡过人口结构、亦是经济结构拐点，储蓄率和投资率下滑，在国民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日本、韩国均迎来了消费率稳步提升的时代。

中国能否实现类似的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协调转变？不少研究者对此表示乐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位学者表示，过去30年中国年度平均经济增长率约10％，在接下来的“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会下降，但转型会加速，一些“十一五”期间没有完成的经济和民生使命，届时或将水到渠成。

亦有学者对此颇为担忧，在他们看来，劳动力供应从充足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正逼近中国，妥善应对并平稳化解，尚需恰当决策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极为关键的环节是，市场经济能否得到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居民收入能否有远超同期GDP增速的大幅上升，而这应当是“十二五”规划最需要突破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模式变通：

政府主导与市场自主

如何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从政府逐步转移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手中，是“十二五”期间中国能否实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政策主线。但各界关注的区别和争议在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各自应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戴尔西进成都，惠普扎根重庆，富士康转战中西部……这是最近一年里在中国内地频繁出现的产业转移路线图。

2月19日，大连市一家包装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长期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为不足3％的利润拼命之后，却猛然发觉招工难、地价升，“如果不想饿死，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学习戴尔、惠普和富士康西进；如果留在大连，唯有升级换代，比如转向服务业。”

全国工商联和商务部的调研显示，由于人口、土地等资源紧张所引发的产业被动升级已是进行时。然而，以企业为主体的升级换代，在各地方政府强有力的作用之下，亦产生种种扭曲。为继续追求GDP增量，并确保就业形势，一些地方政府竞相通过提供廉价土地、优惠税收政策、牺牲坏境、放宽对工资和社会保障的监督等行政手段，吸引投资建厂。

一位接近国家开发银行的人士表示，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惯性仍然强大，市场的自主选择和充分竞争不够。尤其是在一些中西部省份，政府推动要上的项目，首选可以马上见效的大投资项目，往往就是“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或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业。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些中西部地区事实上在重复东部沿海走过的高消耗、低效率老路，不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秦晓、许小年、张维迎等学者近期多次呼吁，由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应当在“十二五”期间有明显调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作用，让社会资源按经济规律进行配置，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

不过，培育什么样的企业主体，各方面的理解也很不一样。“十五”期间的国退民进，与“十一五”后期出现的“国进民退”返潮冲撞不止。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级政府为保增长而紧急加大政府投资，亦刺激了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惯性反弹。

而为了追求靓丽的成绩单并快速充实本地财政收入，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一般会首选具有亲缘关系的国有企业或者大型跨国公司，而承载60％以上就业的民营企业仍然处于优质资源的边缘，由此造成不同所有制属性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财经》2011年会上指出，尽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但时隔30年，无论是增长方式还是发展方式都没有转过来，原因就在于政府掌握着整个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同时，又把追求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表现，致使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数量，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在生活保障体制、在教育体系、在科研体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撑。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吴敬琏说。

许多学者相信，除非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淡化其经济参与者的角色，否则政府主导经济与市场自主发展的矛盾，仍然会贯穿“十二五”始终。

就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政府又纷纷提出各种规划，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比如浙江省近期就提出，要以“四大建设”为突破口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这四大建设是指构建大平台、发展大产业、建设大企业、推进大项目，其中政府承担的主导角色较为明显。而浙江还是中国市场经济自主发展较为充分的省份。

前不久获批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山西省则提出“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各级各类开发区为承载，形成上下游紧密衔接的产业链，形成集群发展的突破态势”。该省有关文件还强调：“园区既是工业集群化的承载体，又是招商引资的最好平台，招商引资额年均增长要达到30％，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年均增长20％－25％。县以上政府既要亲自动手抓招商，更要推动企业以企招企、以商招商，进行定点式、跟进式、持续式的精细化招商引资，掀起策划、引进、建设项目的高潮。”

学者们相信，如何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从政府逐步转移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手中，是“十二五”期间中国能否实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方式变阵：

外需拉抬与内需推动

考虑到通胀、资源、环境等压力，经济增速适当下降对可持续发展更有利，同时调结构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经济增速不能太快

回顾过去30多年来的中国增长奇迹，外界公认：出口导向的外需拉动和相应投资驱动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从“十一五”后期开始，外部拉动因素的式微已不可避免，而同时，内需因素，特别是消费的上升仍然面临诸多考验。

2010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2009年数据，进出口总额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11.2％，进出口相抵后中国当年的贸易顺差比发生危机的2008年还减少了994亿美元。

水落石出。这进一步提醒中国，多年来主要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无法持续。随后在2010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等中央决策高层先后作了专题讲话，均集中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讲话中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他50次使用了“加快”一词。

外需指望不上，内需长期不足，一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纠结点。15年前，“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被写入“九五”计划，“这表明决策层彼时已经认识到‘转变’的重要性。”参与起草“九五”计划的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

长期以来，解决短缺经济和解决温饱问题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这种情况在“九五”期间首次有所改变，伴随着短缺经济的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使得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随之凸显：主要工农业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中居民消费又不旺，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十一五”期间，经济结构指标的完成度其实差强人意。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至“十一五”末期为43％,勉强逼近五年前设定的43.3％的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重至“十一五”末期为1.9％，也仅逼近五年前设定的2％的指标。

“服务业占比、研发经费占比的下降，并不是它们跑得不快，而是GDP这个分母跑得更快。”一位参与决策讨论的学者对《财经》记者表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度让人们以为，经济上升周期到此结束，当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速亦降至9％。孰料被张维迎称之为“力度过猛”的四万亿政府投资盛宴，以及骤然加大的扩内需、促消费力度，使GDP增速随即在2009年止跌回升，同比增9.1％；2010年，这一数字更重回两位数，高达10.3％。而在“十一五”规划中，GDP年均增长指标仅为7.5％。

“分母”跑得太快，未必是好事。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开。对GDP增速贡献最直接的重工业最受地方政府青睐，提供就业岗位主力军的轻工业与服务业则被轻视，导致居民收入受到掣肘，消费率提升乏力，扩内需目标亦难遂行。

一些学者提出，长期以来，中国纺锤型社会构建不力，服务业占比下降与此紧密相关。所谓纺锤型社会，即是中产阶层为主流的社会，而中产阶层主要来自于服务业。

此外，有限的资源、脆弱的环境勉力支撑不断加速的宏观经济需求，供需矛盾在“十一五”更加凸显。

“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并未根本转变，成本推进型通胀在那一时期已成显性，金融危机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进程而已。”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表示。

过去一年间，伴随着经济回升向好，通胀亦开始加速，2010年1月的CPI月度同比增速仅为1.5％，12月则突破了5％的关口。上述接近决策讨论的学者表示，如果考虑到通胀、资源、环境等压力，经济增速适当下降对可持续发展更有利，同时调结构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经济增速不能太快。高速转弯容易翻车。

虽然中央一再释放信号，要求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更着力调结构，但这并不能够阻止地方政府持续加快的经济增长脚步。2010年底，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各地汇总上来的数据显示，至少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速在10％以上。

2011年初，各地“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增速目标纷纷公开，重庆以13.5％居首，资源大区内蒙古以13％位居次席。全国各地仅有五个省市明确，2011年GDP增速目标低于两位数，依次为上海8％左右、北京8％，浙江、广东和河北9％左右。

指标变量：

增速攀比与体系考评

制定更全面的政绩考评体系，当为破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题的可行之道

规划“十二五”，许多地方预设的经济增长仍然较快。重庆、黑龙江、广西、贵州、江西、安徽、云南等中西部、东北省市均提出，“十二五”期间GDP总量及人均GDP五年翻番的目标。这意味着接下来五年里，这些省市要实现约14.6％的年增幅。

破解各级政府官员的唯GDP倾向，重新激发其改革意欲，扭转促发展之手“硬”，促增长方式转变之手“软”的尴尬之局，成为近十年来决策层念兹在兹的重要议题。

各方在争论中逐步达成一个共识：官员首重GDP，是因为这是决定升迁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解铃还须系铃人，制定更全面的政绩考评体系，当为破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题的可行之道。

2006年中组部就下发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引入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方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考察、领导班子成员个别提拔任职考察。

但如此明确地把转变增长方式与官员考核机制结合起来，则是在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量化此一考核机制。这也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所率团队，最近两年戮力求索的目标。

据悉，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制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方政府的肯定，并在2011年初向社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主要分为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分别包括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效率、城乡一体化、创新和环境等方面的指标。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均GDP。反映需求结构的指标，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和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产业结构的指标，则主要是由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构成。

要素的效率指标，主要是选取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资本产出和单位能源产值等指标，以及反映要素效率的地方适龄人口入学率指标，以期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创新能力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为此特别选取了研发投入占GDP比例指标。此前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曾提出2020年全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要提高到2.5％。

城乡一体化指标主要体现在城市化率和农村与城镇人口收入占比这两个指标。由于城市跟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可比性，所以单独把本地区生产总值2000亿元以上的城市在一起排队比较。

还有一个环境方面的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单位化学需氧量产值、单位二氧化硫排放产值、固体废物利用率、污水处理率五个指标。

郑新立向《财经》记者表示，通过这些指标的计算可以比较科学、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发展方式转变水平。从各省、自治区来看，2000年到2009年指数变化前五名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内蒙古和山东。

广东无论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水平还是指数提高速度等方面在全国都是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其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特别是IT产业技术的发展，并拥有深圳、东莞等世界闻名的IT产业生产基地。

内蒙古利用其资源优势和畜产品深加工，大量引进外资，并开展煤化工等先进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七年稳居全国第一。山东则是以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都比较发达，发展水平比较全面，排进了前五名。

郑新立同时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尽管人们对GDP的科学性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是现在还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DP，特别是人均GDP指标。全国人均GDP和各地方人均GDP的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将人均GDP作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对《财经》记者表示，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体系，补充完善对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从而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扭转片面追求GDP发展的局面，激励各级政府在事关民生的问题上多做工作。

国际经验显示，制定不同于GDP的评价指数体系，是发达国家探索引导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就用城市绿色指数引导城市的产业发展。

事实上，世界主要国家的考核指标体系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GDP考核，逐步向注重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包括失业、就业，包括扶贫、社会和谐、人均受教育的程度等指标，再到更加重视人文的发展指标。

这种转变背后的共识是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人自身的发展，包括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婴幼儿死亡率、千人师资率等反映人本身发展水平的指标，还包括医疗发展情况、社会保险发展情况等指标。

吴晓灵和她带领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将目光聚焦在民生福祉领域，通过多次调研选定了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四方面，共几十个指标（其中有19项主观指标），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了民生（福祉）指数指标体系。

《财经》记者获悉，制定民生（福祉）指数指标体系的构想得到了全国人大主要领导的认可，并被列为全国人大“十二五”规划编制专项调研的14项课题之一，该报告已交予国务院。

近日，由吴晓灵领导的课题组对外了“中国人幸福观调查”结果，标志着民生（福祉）指数指标体系基本形成。

从2009年底开始，该课题组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调查队在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对4800名居民进行了调查。

根据民生课题组专家的研究，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次调查列出了19个调查问题，要求受访者对每个问题影响生活品质或幸福感的程度做出回答。

调查显示，在19个主观指标中，“家庭和谐”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健康”和“子女教育”。“社会管理参与”对幸福影响最低。而“居住”幸福不幸福则出现了偏差：“居住”的重要性评分仅列第十。

这与当下舆论关注程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住房问题是当下舆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关注度甚至高于教育、医疗。

尽管吴晓灵和郑新立都向《财经》记者表示，民生（福祉）指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不可能在短期内代替现行的GDP考核，列入“十二五”规划的可能性也都不大。

但《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通过向社会公布指数考评的结果，经由舆论引导，应能对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的行为模式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则对考核体系的变化持保留态度。他认为，GDP考核仍然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考核的最核心的指标。同时，GDP考核与其他考核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相悖的，因为如果把环保指标、排污指标、结构指标当成刚性指标，都纳入进来进行考核，可能会导致出现像前一段时间，个别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拉闸限电的情况。

路径变局：

瓶颈掣肘与改革突破

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在刘元春等学者看来，地方政府追求两位数的GDP增速，亦是无奈之举。唯有如此，方能令财政收入达到20％左右的增速，以维持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

这始于1994年分税制。那一次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后，中央财政一改以往拿小头的格局，国税收入占到总税收七成左右。不对称的是，地方政府事权占大头，尽管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力度骤然增强，但地方主政官员还是时常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财产税（消费型税收）作为收入来源不同，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生产型税收（流转税）――在地区差异较大、社会发育程度不足、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完整构建的背景下，生产型税收的地位尚难撼动。

地方政府的种种备受诟病的举动――卖地、招商引资、地区间恶性竞争、放宽排污标准――因此有了答案：唯有扩大生产型税收的来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填补缺口。

“地方政府并非不想保护环境、改变粗放型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但难题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尚需时日。”曾担任安徽省宣城市市委书记、市长多年的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

无独有偶。2007年10月16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2007年之前三年的中央、地方关系，“紧张程度达到建国来的顶点”。此前一天，他参与起草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刚刚全文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式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

“一位财政部高官来党校作报告的时候，下面的地方官员使劲地递条子。”李君如说，“现行财税体制本来就头重脚轻，这些年权力又不断上收，地方官员不停叫苦。”

包括曹远征在内的多位学者表示，“十一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缺少总体设计，更多只是在资源税、所得税乃至房产税试点等领域零敲碎打，而增值税改革等事关全局的财税变革钟声尚未敲响。

“为了使事权和财权匹配，无非是两种思路，一种是财权下沉，一种是事权上收”。曹远征表示。在基本格局未变时，地方政府唯有“固守阵地”，对触及自身利益者“统一立场”。

在2006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绿色GDP报告)于2007年夏季流产，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曾向记者提供一份2004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绿色GDP报告)完整版，中西部地区的排名，均需从后向前寻觅，广西位列倒数第一，西部的贵州、宁夏和青海分列倒数的第二、三、四位，中西部资源大省山西和内蒙古分别排名倒数第五和第六。

但随后即有试点省份要求退出。绿色GDP核算小组组长、环境保护部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透露，一些资源大省在计入资源破坏与环境保护成本之后，绿色GDP变成了负增长30％。王金南认为，显然是绿色GDP触及到一些地方官员的痛处。半年后，年度绿色GDP报告变公开为内部研究。

除了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寥寥，事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国企分红与工资集体协商亦步履蹒跚。2007年12月，财政部已会同国资委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勉强终结了国企不分红的十年历史。

按照《办法》，国企分红的比例将区别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第一类为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交比例为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这亦广受诟病。财政部数据显示，2010年国企盈利近2万亿元，但上交国家红利仅440亿元。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解释称，央企利润是全国人民储蓄，以后需要动用时随时可提取。此表态亦引发争议，将国有资产收益全额纳入预算的呼声不断高涨。

央企有关负责人多沉默以对。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则表示，央企分红之后，自2005年起缴纳的1500亿元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则应进行调整。一位学者评论说，国资经营收益如何更合理地被国民分享，在“十二五”期间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垄断不破，收入分配改革难竟全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称。这一背景下，要素价格信号亦被扭曲，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汇率与资源价格长期偏低，等于助长出口与投资拉动模式。“改革不到位，就等于捆住了调结构的手脚。”石小敏说。

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等接近高层的决策智囊，均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刘鹤认为，必须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的进程，努力构建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和利益轨道，特别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

吴敬琏也向《财经》记者强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才能建立能够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

他认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说得很明确，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需要，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而这在中央决策高层的公开表态里，亦有明确回应。2010年9月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时提出：深圳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在外界看来，中央对深圳的期望，亦包含对“十二五”及未来更长时间里，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所必然经历的转型的期许。